牧民到农民生计转变的“痛苦”

（三）牧民到农民生计转变的“痛苦”

随着移民工程的实施，这些迁往新区、迁往开发区的裕固人经历了生计模式的重大变迁。他们由游牧生活完全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这种全新的生计模式对他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由于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绝大多数移民群众没有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不能熟练地掌握地膜种植、农作物田间管理、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农业生产技术，缺少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技术指导。

当我们走进裕固人家，好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很有感触。他们说刚来新区时，他们根本就不会种地，而是跟着别人学。他们也不习惯按照农作物生长的规律，进行春播、除草、施肥、秋收等等，有些人的地也因此而荒废或收成欠佳。我们调查的许多裕固人都表达了这种适应过程的艰辛。拿他们的话来说：“宰羊我们知道在哪儿下刀子，种地就完全不在行了。”有一位现在生活得不错的移民告诉我们：“刚来时我们根本就不会种地，看着那些地就发愁。以前我们在老家，羊一放就不管了。种地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在给自己干，也不知道种的是谁家的地。每天在地里就盼着太阳落山。刚来时，感觉种地就难得很，我们学着别人把种子往地里一撒就不管了。”就拿作息时间来说，他们也是很不适应的。在牧区，他们的生活不受时间的严格限制，他们可以睡觉、休息到自己愿意的时候再去放牧。而农业区的生活却不能太自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另外，在春播时必须播种、施肥时必须施肥，到了秋季就要进行收获等等。从原先很自由、散漫的、仰望着蓝天白云的游牧生活过渡到时间、季节性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全新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模式，就使得许多裕固人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

他们告诉我们说，当有些人不能适应农业生活时，就又回到老家，依然从事畜牧业生产。而有些人则经历了从移出——不适应——返回——再移出的过程。此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反映出这些裕固人所经历的内心的“痛苦”历程。

在迁出之前，这部分裕固族均以牧业为主要的生计方式，他们的身份仍是地地道道的牧民，每个家庭都有大小不一的草场，居住的房屋也就建在自己的草场之中，他们就依靠长年早出晚归地在自家的房屋附近放牧为生。虽然部分家庭也有一些农田，但是仅有很少的耕地，农耕并不构成其家庭收入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迁移到双海子村之后，原有的分散居住模式被集中连片居住模式所代替，传统的游牧生计经营方式在这里便行不通，而且也不被允许，从事农耕这种新的生计方式成了他们最初阶段唯一的选择。⁽⁹⁾

我们下的苦工大啊。放牧不用下这么大的工夫。我们牧业上有句话，在牧区找不到一把好铁锹。在这个地方铁锹首先就是你的第一，铁锹就是吃饭的家伙。这个地方出力比较多。我们这个地方找个好兽医很容易，找个好的种地的，农业上的能手不容易，我的种地技术也一直不行。（钟某，男，45岁，肃南县双海子村，农民）

在搬迁工作刚开始的阶段，迁出裕固族原有草场并没有被政府收回，一些裕固族群众经历了刚到此地时的艰苦条件和不会种地带来的经济损失之后，因为一时之间看不到希望，纷纷选择了回到莲花乡的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擅长的畜牧业。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走了二十几户之后”，政府部门在继续进行思想劝说工作的同时，通过行政手段阻止这种继续回迁的现象，如禁止党员回迁的规定，将部分迁出牧民的草场收回重新分包⁽¹⁰⁾，断绝其回迁的后路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上述商店老板安某“在老家的草滩就全部被收掉了”。

因为已经无法再往回迁，所以那些不愿意种田的村民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留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长期的实践之后，在心理上也就经历了一个从无法适应到能够适应的过程，但仍有一小部分村民表示至今仍然不能适应种田的生活。

图4　对现有生活能否适应

和原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好，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多得多了，但细细想还是搞牧业好，因为牧业支出少，成本低，农业虽然收入多，支出的也多，化肥、农药乱七八糟支出了以后也剩不下几个钱，人还累得很。（郭某，男，42岁，井长⁽¹¹⁾，肃南县双海子村，农民）

老家人的生活和我们的比起来就感觉特别简单，不像这边的人一天特别忙，感觉（这边的）生活节奏比他们那边的快。……现在的人都很复杂，好多人表现出来是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人心隔肚皮。谁把谁的事情做好了，再不要管其他的。（郭某，男，40岁，肃南县双海子村，农民）

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他们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起色，一些本不适应农耕生活的牧民逐渐找到了感觉，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都比在牧区时改善了很多。虽然如此，很多双海子村的裕固族居民仍然希望能够回到牧区从事畜牧业，相比农耕生活来说，他们更喜欢节奏相对较慢的牧业，农业生活对他们来说仍然很辛苦，而且农业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加剧了他们因生计方式转变而带来的“痛苦”⁽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