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化

四　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化

资产阶级国家与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国家进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发生了特征的变化，这就是它的法西斯化。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世界革命的前夜。在这个最后的阶段上，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融合，形成为金融资本，引起了金融寡头政治的支配。金融资本家，不断的把信用授给国家机关，把自己的部下送到国家机关去，他们收买议员和大官，操纵一国的舆论，又所有着国家所必要的军事工业和交通工业。他们操纵着一国的政权，变成了一国的事实上的主人。所以这个时代的金融寡头政治的支配，越发是变成难堪的东西。帝国主义的国家权力，变成金融资本主义的寡头政治之集中化的力量的表现，变成这个寡头政治的独裁之表现。

资产阶级国家之转变为金融寡头政治的支配机关，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已经明白的具体的表现了出来，可是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倾向越发的向前演进，而表现为法西斯主义了。

第一次世界战争以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到处勃发起来，并且苏维埃俄罗斯建立了与资本主义相反的新体制。于是整个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战线与资本主义战线相对立的舞台了。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资本主义的一般的危机之下，就不能不为自己的活路而斗争。资本主义为了另寻活路，不能不适应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探求新的政治手段。资本主义为要克服危机的新政治手段，在国内政策的领域中是法西斯主义，在对外政策（当作最集中的政治手段看的）的领域是准备战争重分殖民地。

所以我们分析法西斯主义时，必须指出两个规定近代国家的法西斯化的客观的因素。

第一，世界革命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成熟了。帝国主义者想用战争解决帝国主义诸矛盾的尝试也失败了。战争的结果，引起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的矛盾、对立及不均衡的异常激化，引起世界重要部分的领土的穷困化，引起资本一般的社会基础的崩颓。

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显现了量的变化。急速的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引起劳动生产性的增大，他方面引起资本主义独占之急速的成长，因此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经济的矛盾不断的激化了。这种量的变化，以急剧的速度而显现，战后资本主义虽然有过部分的稳定，可是不久这种稳定又迅速的消失了。由于资本主义独占的成长，就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之迅速的变化。社会的诸对立，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而大见发展，这是在劳动者、农民、小市民、以及殖民地人民大众的空前的贫，困之中，在垂死的帝国主义间的激化的竞争中，具体的表现出来的。于是资本主义经济之量的发展，由于经济的矛盾与社会的对立之相互作用，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提高到新的阶段。社会的对立首先是阶级对立，是把经济之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之动力，是促进社会转变的杠杆。

帝国主义在战后期所经历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之一般的危机的过程。资本主义的这一般的危机，同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危机的客观因素之一。所以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争的资本主义，为自己的活路而拼命的资产阶级，企图把民主主义国家变成法西斯主义国家，并推行法西斯运动，对革命者阶级组织防御的阵线。

第二，独占的发展，虽然在政治的上层建筑中直接的引起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由资产阶级内部的改组的过程发生的。独占的发展，在世界战争以后，愈益加强了金融资本的霸权。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形成更紧密的融合，改变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从前的相互关系，变更了资产阶级国家之政治的外貌。这种紧密的融合就是说明：独占资本依据高度的集中性与经济的命令权，使国家机构直接的独占的隶属于自己，驱逐了未组织的资本集团对于国家机构的影响。独占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增大的资本的独占，实行国家机构的独占，实行对国家机构的一切命令权的独占。所以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的紧密的融合，促进独占的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移动。

独占资本与国家机构的融合，使国家的经济（即战时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化，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化。因而国家的全部经济政策，比较以前得到更为统一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由金融资本的完全的霸权所授与的。在从前，资产阶级的未组织的大部分常以国家为媒介，利用卡迭尔禁止法或托拉斯禁止法案，对金融资本的势力作有效的斗争，但到现在，国家对于独占的发展已经公认了。现在，国家所实行的资本集中政策，金融政策，租税政策，价格政策及一切对外政策，都完全由独占资本所厘订了。

独占资本与国家机构之紧密的融合，对于战后时代资本主义的独占的发展的一切形相，虽已成为共通的特征，但其根本的意义，就是说明阶级对立的激化与帝国主义竞争的激化。这种客观的因素，使得资本主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发生重要的变化——法西斯化。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的融合提升到更高的阶段。

法西斯主义形态的两个方面

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的战后阶段陷入于一般危机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法西斯主义，是为对抗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实行预防的组织，并为确保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想借以克服一般危机的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之最近的形态。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虽然是不均衡（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而起），但法西斯主义却是在种种形态、种种速度上成长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发生，第一是受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所规定，第二是与金融资本及国家机构的融合相联系，并且与这个融合的内部的、经济的、社会的前提条件相联系。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在下述两种形态上去认识法西斯主义。

第一种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法西斯状态。独占的资产阶级由于独占着国家机构的一切支配地位，使资产阶级国家法西斯化了。国家的法西斯化过程，第一步用法西斯的统治形态去补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态；第二步是树立法西斯的独裁。这种法西斯的独裁，完全是对无产阶级实行的。独占的资产阶级，不但利用国家权力，并且利用法西斯的各种组织，企图破坏无产阶级的团结。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运动是被认为不合法而要绝对加以摧毁的。另一方面，提出“阶级协力”的标语，使劳动者的组织隶属于法西斯的国家机构，宣称国家是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的。所以法西斯主义国家，一方面是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的融合的完成，是金融资本对于全社会经济生活之完全的支配；他方面，又是法西斯运动的指导的干部及党与国家机构的融合。

第二种是建立金融资本独裁的社会基础之法西斯的形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运动。金融资本独裁的社会基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大众，以及劳动贵族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大众，在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之下，陷入于没落的命运。他们或者感受了某种假装反资本主义而其实拥护资本主义的恶宣传，或者迷信了社会的帝国主义的幻想，自以为借助于所谓强力的、超阶级的公正的国家，把自己阶级从没落的穷困化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他们以为在这样的国家，金融资本的独裁能够保护他们，并且在阶级协力之下，经过他们的斡旋，可以促进帝国主义的繁荣，使他们取得特别的地位。小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迷妄及其反动的空想的幻想，在他们的阶级的急剧没落的情势之下，使得他们容易受独占的资产阶级所利用，而变为国家法西斯化的社会基础，变为法西斯国家的台柱。这便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作用及其社会的意义。法西斯主义运动，虽然是由金融资本授与了特权的小资产阶级所直接指导的，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指导者，在自己集团利益一点上，是与资产阶级密切的结合着，所以他们能够变成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台柱。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虽是为金融资本独裁确保其社会基础的一种形态，但小资产阶级大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对立，仍是深刻的矛盾。

此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法西斯化，与金融资本独裁之法西斯形态的发展相适应，因为他们原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下培养出来的，所以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法西斯化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代表着劳动贵族，想借助改良主义的劳动组合的机构管理无产阶级，实行所谓阶级协力的社会法西斯的方法，用民主主义的宣传或“左党的”权谋分散无产阶级，使与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的方法相调和，与资产阶级相妥协。

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阶级的根据，是劳动贵族的官僚层。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持自己的特权的形态，所以他们不能不拥护资本主义。

从民主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独裁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其最古典的形态上，适合于产业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其后的衰微形态上，却只适合于金融寡头的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绝对君主制的斗争过程中发生出来的，所以它在历史上最初是进步的。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议会，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战场，是资产阶级诸分派的利害对立的调解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便逐渐丧失其进步的特征而转变为它的反对物了。当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时，而和这相适应的民主主义的危机也发生了。这不仅是民主主义的部分的危机，而是全部的穷极的危机，结局是资本主义一般的政治的危机。这种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危机，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化的过程中显现的。这种特征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危机，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危机，是在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之政治的危机。

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引起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新形态（即法西斯形态）。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新形态，主要的是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的产物，是金融资本的普遍增大的独占的剥削方法的产物，也是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的融合的产物。

对于经济的诸矛盾之纯政治的克服手段之优越，在资本主义的场合，是当世界战争时才开始得到决定的权威的。这种政治的优越，原来是意味着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之促进的，如今是决定的扩张于经济的社会的诸矛盾的领域了。政治的克服手段之全面的优越，正是表示着矛盾的正当解决的方法之缺乏，表明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的激化，表明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专靠纯政治手段去维持。资产阶级要借助纯政治的方法，想在资本主义的倾向上去克服资本主义的一般的危机。

在资本主义一般的危机之下，资产阶级要想照从前那样用自由主义的压抑的方法去对付无产阶级，已经是很不充分，如今不能不利用强力的及欺骗的政治的方法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议会，现在已经成为金融资本掩护独裁的工具，成为其他资产阶级诸分派的交易所了。金融资本利用议会的机构做掩护，实行其可能的资产阶级的改良，实行一些在表面上好像是让步的政策，并且利用种种收买的方法，在政治生活的表面上把阶级对立的激化做种种歪曲的反映。那些改良政策很能够感动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劳动贵族，使得他们接受金融资本的指导，而想在那些政策中寻求自身的出路。那些改良政策并且还能够诱惑那些在改良主义者领导之下的许多勤劳大众，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的行动。小资产阶级及劳动贵族的政党（在狭义上，社会民主党也是这样的政党），就根据大资产阶级的这种方针，依靠改良主义的方法，想在客观上完成其所谓克服阶级对立的激化的任务。在这种场合，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对于大资产阶级实行议会主义的斗争，而大资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拥护者，为议会主义的外貌的斗争，保持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却利用收买的方法代替改良的方法，而在表面上却装出改良方法的外貌。

所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上，在提高了剥削的金融资本的独裁之下，是像上述那样起作用的。而保障金融资本的独裁的基础，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及少数劳动贵族之法西斯同盟。这种法西斯的同盟是补充议会制度的不足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的重心早已移到了议会之外，决定的产业部门（制铁、电气及化学等产业）的大独占集团，以及和他们融合着的银行集团，由于他们与国家机构的融合，把国家行政权的全机构（财政、警察、军事、外交）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议会之外直接的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通过所谓经济会议，通过由他们所派充政府大员，通过一般的国家机构的各部门，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达成这种目的，还有成为国家的一部分的大党阀与大组织的全机构。此外，还有他们与其他法西斯团体所组成的法西斯的同盟。大资产阶级借助这种议会以外的所谓“阶级的协力”，实行其帝国主义的政策。这所谓阶级的协力的组织，就是所谓职业或身份之代表制的组织，所以法西斯主义者宣称他们的国家是“阶级协力”的新国家形态（如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所宣传的）。

总结起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这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新的政治形态。法西斯主义对内是用强力的欺骗的方法，压迫革命的无产阶级，用改良的收买的方法网罗小资产阶级及劳动贵族做金融资本独裁的台柱；对外是准备帝国主义战争，重新分割世界的殖民地，以求资本主义的出路。这是资产阶级想要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克服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政治的方法。可是法西斯主义，不但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反而促进危机的成长，不但不能缓和经济的社会的诸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更趋于激化。在法西斯统治之下的无产阶级，不但不被压服，反而因他们的日益加甚的贫穷化，而再接再厉的为自身解放运动而迈进，为促进社会的飞跃而斗争。并且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大众，由于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的诱惑与民主主义的幻想，虽然暂时的做着金融资本独裁的台柱，可是他们自身没落的命运决不能因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得救，直到他们从现实中觉醒过来时，就会转向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法西斯主义能够在事实上使小资产阶级不没落么？金融资本为取得殖民地而爆发的战争，能够为资本主义求得出路么？不是适得其反么？

资本主义危机之资本主义的克服的途径，必然引导到资本主义之唯一的政治的活路，——在国内政策的领域，向到法西斯主义，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向到帝国主义战争。这样的活路，无疑的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