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家机关的构造

三　近代国家机关的构造

近代国家的国家机关与政府形态

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原则，是所谓三权分立。这就是把国家权力的作用，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中央的及地方的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权由各级法庭行使，各机关各自独立，不相侵犯。但国家权力本身是统一的东西，所谓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拟制，事实上却是相反。

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根本特征，是中央集权。但这所谓中央集权的本质，就是以行政权为中心而把立法权与司法权集中起来的东西。近代国家的权力的发达的历史事实，就表现这一过程。资产阶级首先掌握议会权力，再把权力的中心放在行政权之上，借以保障其支配的地位的。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所建立的国民议会，在与封建势力相斗争之时，固然是有力的武器，但要压服其他的诸阶级而确立自己的政治的支配，那还是不充分的。资产阶级在其多年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中，知道了要确立自己阶级的支配，就必须掌握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关。所以资产阶级内部互相斗争的各派，总要抢夺这巨大的行政机关，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一旦掌握了行政机关，就等于掌握了国家权力。“国民在议会之中，把自己的一般的意思提高为法律。但这件事，就是意指着国民把支配阶级的法律作为自己的一般的意思。国民在行政权力之前，抛弃其独自的意思，而屈服于外部权威的力量的命令”。这就是说，近代国家权力中的行政权，事实上优越于立法权。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首先破坏封建国家机关完成议会的权力，达到目的之后，再完成行政权力。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由议会权力推移于行政权力的倾向。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特征，就在于中央集权。资产阶级集中了人口，集中了生产手段，“其必然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于是具有各不相同的利害，法律，政府，税制的独立的诸地方，差不多只是单纯的联合的诸地方，就被团结有具有一个政府，一个法典，一个全国的阶级利益，一个国境和一个税关的一个国民了”。这样集权的国家权力，拥有着“一切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法官等，即依照一个有组织的阶层的分工的计划而造成的机关”。这些机关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产生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用以镇压别的阶级的强力。

近代“国家权力的集中化，是由资本的集中发生的历史的结果。资本的集中推进劳动阶级的团结，和这一样，国家权力的集中，对于劳动阶级的政治力的结成也有很大的效果”。

其次，再说到近代国家的政府形态。政府形态与国家形态不同。“政府形态由统治的形式所区别。因而在同一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有不同的政府形态。在资产阶级国家，有立宪君主国与民主共和国两种政府形态。但两者并不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而只是同样的国家形态之下的两种统治形式。不过，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极限的政府形态。在民主共和国方面，资产阶级独裁最彻底的实行着，因而阶级对立也最深刻而鲜明。在这种政府形态之下，法律的政治的平等最强。但法律的政治的平等愈强，社会的不平等的事实也越是明白的为人所认识。在最彻底的民主共和国的美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独裁最是强烈，对于劳动阶级的压迫也最是残酷。”

在近代国家的历史中，“也有互相斗争的阶级均势的场合，国家权力装做站在阶级之外而超越于阶级的那种外观的场合。但在实质上，它却代表着某一个阶级。这是波那巴尔特主义”。欧洲十七与十八世纪的绝对君主国家带有这样的性质。这种国家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均势的国家，是封建贵族已失其统治国民的能力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取得那种能力的场合的唯一政治形态。其次，拿破仑一世与二世的统治形态，俾士麦的统治形态，以及克伦斯基的政治，都是波那巴尔特主义的。这种统治形态，“是资产阶级已失其统治国民的能力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那种能力的场合的唯一政治形态”。但这种政治形态只是暂时的，是有条件的。

议会制与普通选举

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之下采取以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形式，而站立在所谓反映国民的总意的拟制之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称国民有主权，议会就是它的代表。实际上，议会是各阶级的领导者所组成的诸政党（最初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各党派，往后是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场所，是政治的阶级斗争的重要的战场。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权并不在议会方面，议会也不是代表国民的总意的机关。

如前面所述，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重心，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已经由议会移到行政机关。“就那些以议会主义统治的任何一国家来看——从美国到瑞士——，本来的‘国家的政府的’工作都是在各部、内阁、参谋本部的衙门中实行的。议会只是饶舌的场所”。所以，行政机关的大官们，不管议会的议员们如何的唇枪舌战，议出了什么议案，而他们却是另一样的行使其统治的权力。

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重心虽然早已由立法机关移到了行政机关，而在近代国家的初期发展时代，资产阶级却是牢牢的把持着议会，对勤劳大众采取闭关主义。资产阶级厉行着以财产划分等级的选举制，大多数无财产的得不到选举的资格，不能踏入议会的门内。所以，一般勤劳大众利用民主主义的原则，实行争取参政权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政治斗争一直经过了数十年之久，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的不肯放松，甚至演过大屠杀的暴举（如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九世纪初期对于宪章运动的劳动者的大屠杀）。随着无产阶级的势力成长，而资产阶级感受了威胁之时，资产阶级国家才逐渐的把议会的大门对勤劳者开放。这还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通选举制度，还是无产阶级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所得到的结果。

“民主主义的共和制及普通选举权，比较封建的秩序是很大的进步”。在从前的奴隶制和封建的秩序之下，除了特权阶级以外，奴隶与农民绝对没有参加政治的权利，他们也不能组织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也不能明白理解他们自己应向着什么目标去努力。他们只是直觉的举行暴动或内乱，而结果终于被支配阶级所玩弄所压服。但在近代国家的秩序之下，无产阶级多年奋斗的结果，得到了普通选举权。他们也有参与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机会，也能选派自己的代表到议会，宣布自己阶级的政见，与资产阶级代表相拮抗了。在他们还没有成熟到自己解放的程度以前，他们也曾认定现存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东西，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是极左翼。但是议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启发他们，教育他们，直到他们成熟到自己解放的程度时，就知道组成独立的自己的政党，选出自己的代表，到议会中实行政治的斗争了。所以议会主义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自谋解放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而“普通选举权，是劳动阶级的成熟的测度器”。

“资产阶级共和国，议会，普通选举权——这一切，从社会之世界的发展的观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已经到达于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由于都市文化的庇荫，使得被压抑的无产阶级自觉，使得国际的劳动运动发生，使得在有意识的指导大众斗争的社会主义诸政党中团结的数百万劳动者发生。如果没有议会主义，没有普通选举权，劳动者阶级的这种发展将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不是可以靠投票去解决的，而是要靠一切形态的斗争去解决的。议会行动就是斗争手段的一种。不过全部议会行动，都是无条件的隶属于劳动运动的一般利益。即是说，议会行动的目的，是在于通过选举战争及议会中诸政党间的斗争启发大众，以期实现飞跃的变化。所以，处在议会制之下的无产阶级常是参加议会，从事于政治的斗争。而处在封建势力依然存在的秩序之下的无产阶级，往往为取得民主主义的秩序而斗争。但议会行动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排斥议会行动的主张，固然犯了极左翼的幼稚病，就是以议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也是机会主义的。

议会制和普通选举制，在上述的意义上固然是巨大的进步，而国家之阶级的支配的本质依然是不变的。资产阶级学者们宣称，实行议会制和普通选举制的国家已是自由的国家，已是代表一切人民的利益的国家（即全民的国家）了。这种话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的偏见或欺骗。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重心，早已由议会移到了行政机关，议会的大开放只是形式上的所谓政治的平等，对于资产阶级的独裁没有多大的影响。在资本制存在着的范围内，无论是怎样的民主主义的国家，仍是资产阶级支配无产阶级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