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休闲实践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影响休闲实践的主要因素

休闲活动并不是个人与生俱来的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衍生出来的社会行为。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早期社会，当人类为满足生存和繁衍需要而疲于奔命的时候，满足生理需要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对于休闲的需要成为少部分贵族的特殊权利。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相对富裕的阶段，并且为人类发展留有一定的自由时间的时候，人类对休闲活动的需要才能普遍的出现。人们的休闲时间有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两个方面。个人需要和动机是产生休闲时间的基础和内部动力，也就是主观条件，但是有了主观条件不一定会发生休闲行为，必然受到客观社会和影响。

一、休闲实践的个人因素

影响休闲实践的个人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因素，个人休闲偏好，生活方式等等。

1.人口统计因素

人口统计因素主要是指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态等。

不同年龄段的人们既在休闲需要上存在差别，也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别。比如，年轻人富于幻想，勇于接受新事物，对富有时代特色和时尚潮流的休闲产品往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爱好，进行的很多休闲消费及休闲行为都表现出较大的冲动性。而与此不同，中老年人由于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对于时尚潮流和时代特色的新休闲行为往往更多地带有审视成分，更多地从理性角度决定是否进行如此的休闲行为及消费。另一方面，青少年是人生中重要的过渡阶段，青年人脱离了孩童时的天真和幼稚，显得活泼和富有朝气。相较于小学的儿童时代，青少年的兴趣和能力多已发展成形，他们的休闲需要更倾向于求新、求奇、求美，追求自我成熟和个性发展。因此在这个阶段的休闲活动往往是固定的迹象，并专注于其中逐步精通。而人到中年，对休闲的需要也开始变得平实，工作负荷压力大，人际关系紧张，都会使人产生心理耗竭的感觉，而随着经济能力的加强，这一阶层的人们会从事更多的休闲活动来达到身心的恢复和放松。在老年时期，最明显的是身体外表和各种机能的逐日衰退，老人们拥有大把的退休时间，重新培养或学习新的活动可能成为最好的休闲。但是又碍于身体状态、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老年的休闲活动往往具有极大的局限。

同样，性别的不同，男性和女性在休闲行为上亦存在很多的差别。一般而言，男性进行休闲活动往往是冲动和不理性的，一旦决定进行某项活动，往往比较果断，相对不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而女性在休闲活动过程中则表现出更多的优柔寡断的成分，较多地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其行为与态度。随着女性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女性的休闲消费市场的影响力也逐渐高涨。楼嘉军提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都市女性的休闲生活方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认为现代都市女性的消费特点由专注个人“购物”转向注重家庭消费决策，由爱好门店消费转向乐于网上消费，由满足吃饱转向追求吃好，由传统的家庭主妇转向休闲娱乐时尚的领先者。⁽¹⁸⁾

此外，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对人们进行休闲行为的影响也有较大的影响。比如，美国休闲心理学家纽林格指出，个人的教育水平决定其工作和休闲活动的性质。⁽¹⁹⁾随着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活动时往往选择志趣相投的休闲同伴，如果没有，则更情愿单独行事;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则有可能更多与家人和亲友进行休闲活动的倾向。

2.个人休闲偏好因素

休闲偏好是指引起人们休闲欲望的最初因素，它的产生一般与目标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风俗习惯、流行态度密切相关。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休闲偏好，由此而产生的休闲行为也大相径庭。

生活方式通俗地讲就是人怎样生活，往往通过一个人的活动、兴趣和意见反映出来。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生活重心的定位，拥有不同生活重心的居民在进行休闲活动时，所选择的休闲场所和休闲项目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人以家庭为中心来组织、安排其娱乐、休闲活动，将家庭成员的生活起居，休闲娱乐置于其生活的中心位置，因此，这部分人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是以家庭为中心，以家庭成员为伙伴的。而另外一些人则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安排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感受来决定，那么这部分人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是比较随性，现在较为流行的背包族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最为直接的一种休闲行为。此外，还有一些人以追求新奇、变化和不断地创新作为其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这些人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是带有刺激性、时尚的活动。

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事物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人们评判和衡量休闲产品价值的标准，价值观作为潜在的标准和动机，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特定的观念或事物所持的态度。例如，有些人将休闲看成是享受，有些人会看成是目的，或者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待休闲，将其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比如增进健康或丰富知识。

审美观是文化的深层次内容，是人们对于美的评判标准，审美观不同，也对导致其对休闲活动的不同选择。

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世代沿袭和传承的习惯性模式。风俗习惯对人们的休闲行为起着明显的约束作用。在风俗习惯的作用下，每位消费者都习惯去做与周围人群相同的事情，自觉形成与周围人群相似的消费偏好，从而产生相应的购买能力。

流行是指一个时期内社会上流传很广，盛行一时的大众现象和社会行为，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消费者对流行的态度不一样，由流行产生的大众休闲偏好也就有很大的不同，导致的休闲行为也会大不同。

二、社会经济因素

1.经济因素

众所周知，经济是一切需要产生的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才能有上层建筑。没有丰富的物质经济作基础，人类的休闲需要是无法产生的。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形成有意义的休闲动机，否则休闲的愿望只能停留在假想的层次上。纵观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工业社会以前，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人们需要物质生活来维持生存，人们对休闲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而进入到工业社会后，特别是自20世纪开始，人类休闲生活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逐步由匮乏单一向丰富多彩的阶段过渡。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独步天下的60年，美国人的社会休闲生活消费支出大致每隔30年增加了10倍，而与此相呼应的是，这60年正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独步天下，成为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过程。因此，经济水平对人们的休闲需要是紧密相关的。⁽²⁰⁾

出门旅游是人们休闲活动最为典型的方式，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至1 000美元时，人们普遍会产生国内旅游动机;当人均GDP达到4 000美元至10 000美元时，居民会产生国际旅游动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 000美元，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人们的休闲娱乐消费的支出将会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2.社会休假制度因素

时间条件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余暇时间，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其他必须时间之外，可以自由支配，从事消遣娱乐或自己乐于从事任何其他事情的时间。余暇时间包括平时的空余时间、周末、国家规定节假日及带薪假期。随着余暇时间的增加，可以刺激人们进行各种休闲活动。休闲活动并不需要非常集中的时间，只要人们有空余的时间，在工作之余，花一两个小时和朋友聊天，也能视为一种很好的休闲活动。而随着我国周末和节假日期间休闲时间的增多，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出门旅游和休闲。以旅游黄金周为例，每到黄金周，各热门旅游景点和城市尽显火爆的场景，城镇居民的出游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休闲旅游与时间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发到国家表现最最为明显。据1997年第12期《时代》杂志报道，目前美国人有1/3时间、2/3的收入、1/3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娱乐。2015年左右，发达国家将率先进入休闲娱乐时代，新兴的技术和其他发展趋势可以将人生命中一半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²¹⁾2008年实行的新休假制度使我国居民全年的休假时间之后占到全年的1/3，而且形成了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1+2+5+43”模式⁽²²⁾，为我国居民进行各种休闲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情景与环境因素

1.文化因素

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创造社会历史在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方面的状态。具体地说，它是指某个社会或某个国家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以一种特定的哲学、宗教或处事方式为中心形成的综合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价值观、信仰、态度、道德和习俗构成文化的主要方面。⁽²³⁾人们的休闲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文化的产物。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接受生活中的文化熏陶，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家庭、学校以及其他的社会机构获得一整套关于待人接物、理想、追求等方面的整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维与行为的基本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以及社会风气对休闲需要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为休闲活动提供经济支持，从而建立完善休闲服务的配套，激发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兴趣。当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拥有相当强烈的休闲氛围时，人们会被这种氛围所影响，积极加入到休闲的时尚潮流中。比如，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节俭是人们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并为人们进行各项活动提供指南，人们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初期，休闲消费被视为违背社会文化的观念一直受到压抑和克制。在另外的文化背景下，如在西方文化的指导下，休闲娱乐被视为人应该得到的基本权利，西方人对于休闲具有非常详细和完整的理解。因此，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行为上的差异。

在一种主导文化下，还会存在一些次文化或者亚文化群。在同一亚文化群内，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更为接近，不同亚文化群内的人们在上述方面则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城市的文化背景对居民的休闲活动影响重大，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和成都，这三个城市跨越长江的东、中、西部，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资源分配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性格和心理特征。上海融合了含蓄温和的吴文化、激越奋进的越文化，还与欧美文化兼收并蓄，这种城市的文化促进上海市民产生了多样化、国际化和时尚化的休闲需要;而楚文化的包容，崇尚自由使得武汉市民追求独立和外向性的休闲需要;蜀文化形成于四川盆地之中，具有安闲、悠然的内涵，千年孕育的城市文化促使成都对内敛、静态休闲需要的追求。⁽²⁴⁾城市的整体环境氛围，更容易诱发某种需要的产生或使得某种需要的强度增强。在国内的诸多城市中，成都被誉为最为休闲的城市，这主要是与成都市的休闲气氛有关。成都地处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四面又有高山阻挡，长久以来，成都人在这样富足而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悠然自得的氛围浑然天成，成都人注重休闲的意识自古有之。而随着近年来成都市着力打造“休闲之都”，注重对休闲设施的投入和对休闲意识的引导，使成都市居民对休闲活动有了较新的认识，懂得休闲、享受休闲的成都人对休闲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

2.社会因素

影响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家庭、角色与地位等。人们进行的休闲行为不是在真空中做出的，而是要受到家人、朋友、同事以及其他参照群体的影响。例如，当周边的朋友都会选择在闲暇时间泡吧、K歌，体会到这些活动所带来的乐趣和欢乐时，自己也会受到影响，会在大家的鼓励下去外出参加各种娱乐活动;或者当看到电视节目上对某地优美风景的介绍，就会产生去那里度假休闲的冲动⁽²⁵⁾。总之，不管最终人们会选择何种休闲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和心情，休闲消费者事实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阶层是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从某些特定因素考虑，阶层常被认为是各社会阶层成员间的相对排名，由于相对财富，社会权利和威望的不同，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在有关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①“小康”，家庭年收入约为3 200美元，约占全社会的15%;②中上阶层的年轻专业人士，家庭年收入约为9 500美元，约占全社会的5%，这两类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在观念、生活方式及媒体行为方面的差异都较为显著(见表5－3)。

从表5－3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在进行休闲活动时所选择休闲活动项目与休闲活动所借助的媒体时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5－3　不同社会阶层休闲行为的对比

【阅读材料】

中国的“中产阶级”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被世界赋予了填补美国内需空白、拯救世界经济的厚望，甚至还被视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线“最重要的力量”。但事实表明，西方的感觉是错的。

有西方研究机构认为，一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是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在2 400到1.6万美元之间，目前约有7 500万至8 000万中国家庭符合这一标准。以一家三口计，则中国中产阶级在2亿到2.5亿人之间。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轻化，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年轻，人们往往在三四十岁就成了中产阶级，80%的中国中产有自己的房子，1/3的中产阶级家庭有车，其余人都想买车。他们重视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教育。他们热爱国内国际旅游。他们有股票，但股票只占他们财富的10%，其余财富则是他们的房子和现金储蓄。中国中产阶级以饮红酒为时尚，消费追求品牌，就连400美元一双的皮鞋也很好卖。然而，“美国之音”网站曾撰文说，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其实并不确定。被视为消费中坚的中产阶层正面临尴尬，在房贷和通胀压力以及经济下行造成的心理压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多抱持观望保守的消费态度。

事实上，西方用自身的价值观来套用中国的情况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尽管西方瞄准中国中等收入者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消费提升方面的巨大潜力，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并没有一个西方特定的所谓中产阶级，只能说中国是存在着中等收入者或者中等收入阶层。处于萌芽期的中国中产阶级之所以正在被寄予厚望，随着美国失业率的上升和储蓄率的上升，全世界都希望中国消费者能填补美国留下的需求真空，促进经济复苏。

在美国，有人将年收入在10万到20万美元的家庭归入中产阶级行列。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向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中产阶级增税。按这个标准，美国中产阶级至少占人口的95%以上。譬如，有一栋位于郊外的独立屋，两三个孩子，一条狗，一年至少有两到三星期的带薪假期在国内国外旅游，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共有的特点。

在英国媒体和中学的教学文案中，中产阶级除了财富，还要具备两个主要特征——优雅、休闲。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些粗放、有些辛劳，还有些张扬并缺乏安全感，对社会进步和道德建设方面的推动力不足。考虑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环境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国应该实施有力的政策，确保其中产阶级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方式。随着中等收入者规模的扩大、财富的增加，对这一群体的引导也要提高。如果财富增加只是意味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增长，那么这些中等收入者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

正如美国国务院曾希望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能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曾被美国寄予厚望。事实上，西方对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抱有政治上的期望是非常不靠谱的。过去一百多年，在西方社会发生的几次民主化浪潮中，根本看不到中产阶级的影子。况且中国的中等收入者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而是渗透、分散在各个阶层与行业之中，如知识化的工人、办企业的农民等，他们所拥有的价值体系是西方很难理解的。

(资料来源:年轻粗放，价值观不一，西方错爱中国“中产阶级”(2009－11－26)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b/news/2009/11－26/1984814.)

四、心理因素

1.需要与动机

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需要。有些需要是由于生理因素产生的，如口渴的时候对水和饮料的需要，饥饿的时候对食物的需要;还有一些需要则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所引起的，如要求得到别人的尊重，获得家庭的温暖和爱护，实现自己生活的理想和远大抱负等等。需要是促使人类从事各种活动的终极原因，然而，人类的大多数需要都是潜在存在的，只有当需要达到了一定强度时，它才会驱使人们通过购买产品和服务等行为来消除由需要所引起的紧张感和不适感。这种推动人们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行动的需要构成了行为的动机，可以说动机是构成行为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因此，人类由于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差距，在现实的生活中往往使其产生多样化的休闲需要和动机，如有些人急需摆脱现实的紧张氛围，有些中老年人希望通过休闲活动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因此，出于不同的需要和动机而产生的购买休闲活动和服务的行为也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

2.信念与态度

信念与态度是人们由于对某些事物、观念抱有坚定的确信感和深刻的信任感而形成的意识倾向，这种信念和态度一旦形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事物的看法，从而最终影响着其行为。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农业生产力结构和农业耕作方式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工作、勤俭节约”的精神理念和态度，从来不给休闲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人们一直对以休闲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有着天生的排斥心理和鄙夷的感觉，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有意或无意地把社会生活中休闲的行为看作如偷懒一般，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追求休闲娱乐活动的欲望被残酷的围剿和无情的扼杀，成为中国休闲思想意识观念和活动理论发展的桎梏。⁽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