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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为女人说话”的知识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正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社会学者誓言要保持中立,却明显具有男权中心的偏见。同时,女性主义理论家还审查了现代社会中对性与性别
一门“为女人说话”的知识_社会性别与女性发展

二、一门“为女人说话”的知识 ——女性社会学学科建构之探索

“社会学”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4卷中正式提出。而孔德使用“社会学”这个术语,是为了表明一门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基本规律的独立学科,以区别于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时至今日,社会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通过“对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系统的和客观的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和程序对社会整体及各个领域所作的科学考察”[15],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研究领域有了更大的扩展,形成了包括女性社会学(women sociology)在内的许多跨学科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女性社会学是社会学中“不守规矩”的、最受关注的分支学科,也是在对传统主流社会学批判中建构的一套新的女性社会学理论、方法及实践。对女性问题,几乎人人都能对它说上几句,可是很少有人能把它说得系统与完整。不仅如此,能够说得比较系统与完整的人,又未必都能够在实践中发展出具有性别意识的社会工作。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认为,妇女问题及其实践是社会科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如此,本文主要从女性社会学的演变历程、学科发展现状、理论与方法以及主要内容等方面,来探索女性社会学学科的建构。

(一)女性社会学的演变历程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现代型的学科,但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即使在中国,社会学也是一个传统范畴的学科。因为从当代“现代型”社会学的发展主流看,实质是一门男性中心或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社会学,而这种男流社会学所形成的结论、观点、理论、对策建议及性别社会工作实践等,必然或多或少地蕴含着某种男性中心倾向与性别偏见,并一直在接受妇女的挑战。与此同时,在对男流社会学的审视、批判及解构中,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者已经在修正、完善直至重构男性社会学性别偏见的缺陷,以努力建构为女性自己说话的社会学。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社会学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在对男流社会学的“男性中心本质”的揭露与解构之上,并从“女人来研究女人”的立场提出新问题,以此建构一种理解女人经验、实现性别平等的理论与方法的女性社会学。

1.对男权主流社会学的审视

自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诞生以来,主流社会学一再强调其“整体性”或“普适性”的立场、方法论上价值中立的严肃态度,宣称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science of society),试图将社会学建构为一门完整严密的实证主义科学。然而,从西方女性主义视角审视这种主流或男流社会学,可以发现:

第一,主流社会学宣称的“整体性”或“普适性”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男权主流社会,妇女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往往受到不平等对待,并被主流社会学所轻视、忽视、漠视,而早期社会学家对于女性的议论也囿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观点难免有失偏颇。比如,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女人的制度性低于男人;进化论社会学代表人物斯宾塞的有机体论中关于女性的看法,则强调“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好的制度安排;[16]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埃米尔·迪尔凯姆在提出审视常识理论时,认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女人是为男人而活着的,且认为女人自杀率低于男人,是因为女人在生物学上属于比男人更低的阶段及女性较少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等;[17]解释社会学的开创者马克斯·韦伯则在关于“父权主义”阐述中认为,在父权主义下,家长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妇女与儿童是家庭的财产,她们的地位近乎奴隶,依附于男子,可以被随意地买卖、出租或抵押,但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男性在体力与智力上具有优势;[18]至于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塔尔克特·帕森斯,也潜在地分析了某些结构处境中女性具有功能性与功能失调的各种模式,但这种分析是通过把女人既不看作是工人的其余类别,也不看作是在互动中具有平等权利的“成员”这种方式实现的。[19]可见,传统的主流社会学实质是一种男权主流社会学,也是体现男性霸权主义的社会学。如此,在主流社会学者建构的“男权话语”中,所谓“社会成员普遍性的视角”、“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意识”、“社会成员普适性的经验”等,只能更多地乃至仅仅是男人的视角、男子的价值观和意识、男人的经验,忽略、排斥或歪曲了妇女的视角、妇女的价值观和意识、妇女的经验,并从理论假设和方法上将现有的父权制文化及组织结构合理化。

第二,如许多社会学家指出,并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努力而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论断所说:“社会学真理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调查研究者个人的理解。”[20]大多数调查研究者本人就是经男性主流文化培训出来,并受制于“以性与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文化的桎梏。如此,大多数调查研究者本人原先就处于男性世界的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之中,而他们有关社会学著作的论述中必然显现男子中心与家长制的思想模式。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主流社会学反复宣称的“整体性”,实际上是将男性经验世界的知识整体推论到女性经验世界的,而所谓社会学的“普适性”不仅是其合法性与客观性受到了质疑,并且也导致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缺陷。

第三,主流社会学宣称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其意思是,社会学要致力于研究诸如犯罪、失业、阶层化等现象的原因。只要找出原因,就有可能加以控制与改革,而社会学旨在提供社会控制与改革的基础。然而,这种社会学论点已经遭到了严厉挑战。比如,诸多女性主义者指出,我们不能像从事物理或化学实验一样,以实验的研究法找出人类中的因果关系,社会学家也不可能对其研究对象保持价值中立与客观的立场。不仅如此,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时永远会有所偏见。正如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主流社会学者誓言要保持中立,却明显具有男权中心的偏见。[21]

2.西方女性主义的批判与挑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主流社会学理论延续最持久的挑战之一,来自持批判态度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的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之后不久,女性主义者的首次批判集中在妇女代表不足,妇女在社会学界的人数不多,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数目及创立理论学说的妇女数目偏少等。同时,女性主义理论家还审查了现代社会中对性与性别角色的建构,以证明迄今为止的社会学界对“女性世界”的忽视是存在的。之后,随着研究与批判的不断深入,女性主义者运用性与家长制的概念去揭露在社会研究方法论体系与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男性化的立场。这些激进的批判无疑对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意义、理论能力及方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22],以下简述之。

(1)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与研究立场的批判。

女性主义试图建立为女人说话的社会学,其根本观点是,女性的劣势地位要受到质疑与挑战,则需要批判地检视女人现在与过去的处境,挑战占支配地位的父权意识形态及其所谓的“普遍知识”,并要寻找从女人立场出发的世界观。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试图检验女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她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检验男人在人际关系中权力如何被合法化制度化的。概括地说,女性主义在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中,指出了传统社会学在理论研究上的主要特征有:第一,传统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性为重,并隐含了替男性说话的理论;第二,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概推到全体;第三,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或认为那不重要;第四,一旦妇女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她们的描述往往是歪曲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第五,生物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极少被用来作为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变量。简言之,女性主义认为,用褒义词说,传统社会学无视性别;用贬义词说,传统社会学则是性别歧视,即蓄意忽略并扭曲女人的经验。

女性主义社会学者指出,内含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的解释:其一,社会学有史以来就存在男性取向的态度与偏见,即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浸淫在性别歧视的假定中,并使性别主义成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也使当今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仍深受其害。其二,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隔离使得社会学主要是一种男子的专业。即社会学这门学科把持在男人手中,其理论、模型、研究、教学等无一不如此。虽然社会学的男流倾向偏见在过去二十年间饱受批判,但情势依然没多大改观。比如,选修社会学这门课的学生多为女性,但大部分老师是男性,并且因女性在社会学界升不上高级职务,女性被教导男性主流社会学。这就是说,女性被引领到一个知识领域,而这种知识合理化了当今社会中女性劣势的结构地位。其三,当今社会中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渗透。即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传统的性别观念以特有的方法构建的。比如,在核心家庭中,母亲、父亲、未成年小孩共同组成了家庭,父亲要负担家庭开销、母亲要照料家务,并且,通过生物学的解释,此种性别角色及观念在家庭意识形态中被说成一种天生的、普遍的制度。如此,通过社会中拥有的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渗透,也就建构了人们对于两性差异的解释。

(2)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的批判。

多年来,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了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而得到了社会学界认可。而此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支撑理念是:人的行为与社会生活如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具有客观独立性,研究就应该强调价值判断的中立与客观性。由于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认为由此可以发现真正的、可见的、可以得到数学统计验证的“客观事实”,并强调研究者的客观或中立态度,以及这种“实证性”社会研究实践又有着单一性别为中心的偏见,因此,传统社会学方法论受到了女性主义的激烈批判。回顾女性主义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最早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入批判的女性主义研究报告,是社会学家M.米尔曼(Marcia Millman)和罗莎贝·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共同编辑的文集。米尔曼和坎特在共同看待各种批判时认定了在社会研究中导致性别偏见的六种标准的方法论实践,其核心内容包括:第一,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没有关注人的感情因素,也没有关注个体及其主观经验并将之作为分析的核心,如此,则使用了传统的忽略社会调查重要领域的田野定义模式;第二,社会学家关注公众的、官方的、可以看得见的角色扮演者,而忽视了社会生活中非官方的、受到鼓励的、私人的、不能被人看见的领域以及与之同等重要的组织化;第三,在社会学中对能实现概括化的“单一社会”的假设将平等地适用于男女两性;第四,主流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忽视了作为社会现象与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性别因素的作用;第五,为了解释地位现状,社会学家需要对某些方法持比较敏感的态度,而使用这些方法使他们的研究同样把现存的权力、社会关系及制度合法化了;第六,使用某些经常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论技术,这种倾向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23]

之后,随着女性主义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与挑战,具有批判性的女性理论家已发展了好几种设计,以说明性别不对称性的主题以及在标准的社会学实践中避免可能发生性别偏见的方法论途径,包括:可视性技术;使用三角测量;在对话分析中使用语言的技术;对定量方法进行提炼,以测量与性别不对称和女性世界相关的现象;采用合作策略或集体研究模式,以增强信息反馈及促进研究者合作的、人人平等的关系;把已经存在的现状作为社会学考察的重点或者作为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的研究实践。[24]

3.女性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持批判态度的女性理论家对男流社会学发起了最持久的挑战与批判,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开始进入主流社会学领域。之后,女性主义社会学者从“女人来研究女人”的立场提出新问题,并开始着手建立一种“理解女人经验的理论与方法”的女性社会学。时至今日,经过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研究的补充、修正及重构,女性主义者正在将性别、阶级、种族、两性和谐等视角融入女性社会学,以便提供一种更充分更适当的知识。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社会学在西方学术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根据李银河的总结,社会学对于女性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女性问题只是被包括进社会学的研究来填填空;第二阶段,女性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女性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些新领域;第三阶段,女性研究开始影响现存理论,因现存的理论中有许多是性别主义的,女性研究中的成果被用来对现存理论做出修正。[25]可见,女性社会学是在女性主义逐渐渗入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而综合不同女性主义社会学的主要观点,笔者简略地把女性社会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对男性中心的主流社会学的揭露与批判。

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发生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后不久,早期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女性主义者,比如奥克利(Ann Oakley)、沃德(Kathryn Ward)、格兰特(Linda Grant)等女性主义者,运用性与家长制的概念揭露了社会学研究中男性中心或男性化本质。这些较激进的批判对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对作为来自男性经验世界的知识整体推论到女性经验世界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指出其偏颇是“忽略了女人的经验与感知”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奥伯特(Abbott)与瓦伦斯(Wallace)指出,主流社会学中的男性意识形态为了巩固并强化男人的支配地位,就贬低女人的工作与生育机能,同时把男人的工作说得具有文化的重要性,宛如不可或缺;而男性特质也与公共领域划上等号。如此,作为一个男人,就必须在家庭之外推动更重要的事务才像话,即男人就是要做男人的事。与此相反,女人由于生育生理机能,被认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当然要被男人支配。[26]可见,主流社会学的父权意识形态足以粉饰男权的实际面貌。对此,女性主义对主流社会学父权意识形态的反抗与挑战方式是,证实它是在忽略女人的价值、经验与感知之上所建立的世界观,无疑是片面的歪理。因此,女性主义必然运用包含女人的更正确、更全面的知识来取代主流社会学的父权意识形态,提出建立一门“女人”的社会学。

(2)建立一种理解女人的观点与经验的社会学。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确信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仅仅将学科理论与方法论上的透镜再次聚焦于性别与女性领域,将不会纠正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及内在于社会学著作中家长制的思想模式。而伴随此种论述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女性主义者为修正社会学,进而建立女性社会学的大胆尝试。在此种背景下,传统主流社会学因存在着种种性别偏见,传统社会学的各种解释方式也被视为不能精确代表某种社会世界的理论,同时许多女性批评家开始宣称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带有性别政治色彩的。如此,在认识到女性学者的思想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中,肖特尔(John Shotter)与洛根(Josephine Logan)认为,只有通过寻找一种“新的声音”,女性学者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妇女运动才能逃脱“家长制的渗透”[27]。对此,女性主义者纷纷转向“由女人来研究女人”来提出新问题,开始从女人观点出发而建构另类知识,并致力于发展一种理解女人经验的理论、女性主义方法论体系与认识论的社会学。

(3)融入性别、阶级、种族、两性和谐等视角的女性社会学。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从初期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逐渐进入学术领域,开展女性研究,建立女性社会学,其间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彻底批判了父权文化,有效解构了男性主流的社会学知识结构,建立了自身的理论基础与理论传统。但是,当女性主义研究者为所取得的成功而欢呼雀跃之时,在女性社会学家内部,女性主义者也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女性主义与男权传统文化的冲突是为了推翻男权并取而代之吗?如果是这样,只能重蹈另一个性别盲点的覆辙,其实质是重新落入二元思维模式的窠臼。为避免此种结局,女性社会学在强调女性利益与价值之后,必然进入一个强调两性和谐、共生的发展阶段。此外,因西方女性运动与西方女性主义对男女两性差异的高度重视与强调,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距,如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倾向的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色人种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过去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的一个共同缺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比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指出,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关注的问题都是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下层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与关注的问题,等等。[28]

综上所述,因来自女性社会学家内部及外部的批判与质疑,促使了女性主义者对女性社会学的视角与理论进行了重新反思。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开始将性别、阶级、种族等视角融入研究中,不再单纯强调女性群体的利益与价值。而当阶级、种族等问题进入性别研究时,男性便自然进入了女性研究的视野,同等地研究男人与女人的社会学也应运而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新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仍在不断地探索创新,并形成了一股女性主义运动的潜流,也在更大规模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社会学。

(二)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现状

女性社会学是用性别视角研究两性在社会运行与发展中所形成的角色、地位、作用等问题,并借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两性尤其是女性社会问题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女性社会学的发展还不成熟,某些领域的建构还处于超前状态。目前,女性社会学与女性学、妇女研究、女性主义、性别学、性别社会学的学术边界还不是很清晰,研究内容也有一些交叉、重复,而对于女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分析范畴、专业术语、方法论原则、思维方式、叙述方法等也未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规范。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女性社会学渐渐呈现了相对独立的特征,现已成为社会学与女性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1.国外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现状

从世界范围看,女性社会学学科处于建构阶段,它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对女性与性别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它是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发展的艰苦时期,基本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此时的女性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现在,一些大学与研究中心开始新的转向,女性研究与社会性别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开设了相关课程并设立了学位,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世界范围内举行。[29]

不过,从国际视野看,女性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正在建构的学科,从某种角度说还是一门不甚成熟的“准学科”。比如,从女性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史看,如果以经典的实证主义学科范式来衡量,女性社会学很难符合学科的标准。同时,在女性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持女性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者也曾就其学科性质与学科地位进行过比较激烈的争论,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扩展,女性主义者不再刻意追求实证主义的经典学科范式,而是从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角度对传统学科制度提出了质疑与挑战,并认为所谓的“真实的现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与性别等价值观念塑造而成,是在时间中结晶而成的。[30]不仅如此,女性主义社会学者也从关注现实社会中女性问题出发,基于女性的观点、经验与方法来构造女性社会学,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中获得了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当然,从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为了在高等教育体制内获得生存空间,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体制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国女性社会学发展的有效策略与必然选择。因为女性社会学虽然可以质疑传统学科的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学说,但不能把学科所应具备的所有合理形式全部抛弃。[31]值得欣喜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成果的增多,国外女性社会学学科内部逐渐统一化、规范化、制度化,对社会学与女性学的依附性正在逐渐减弱,学科发展也逐渐呈现了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并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与学科建设,也为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化奠定了某些学理基础。

2.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现状

从学科角度看,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方面与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及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有关;另一方面与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结构与体系框架的“入侵”、挑战有关。同时,就课程设置与教学而言,女性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进入我国大学课堂,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开设了有关女性社会学的硕士生课程,之后,不少高校相继开设与发展了女性社会学课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6月,中国内地开设女性社会学课程的高校已有16所,内容涉及概论、发展、公共政策、劳动与就业、社会工作等诸多方面。[32]王金玲曾总结了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20多年来的建构与发展,归纳与整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来中国女性社会学发展的如下特征。[33]

(1)女性社会学的研究立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价值中立”与“女性主义”两种立场。“价值中立”立场指研究者站在客观角度,不偏向任何性别进行研究;而“女性主义”指在互为主客体的研究关系中,“客观”与“中立”是不存在的,因为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其个人经验、经历、价值观、性别、阶级、种族的反映。王金玲认为在女性社会学研究的早期阶段,较多的研究者坚持的是“价值中立”立场,研究成果多立足于“无性别偏向”之上,但持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和建立在社会性别意识之上的研究成果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一些研究者的立场由“价值中立”向“女性主义”转变。

(2)女性社会学研究理念的变化。女性通常作为具有特殊性的人群进入研究者的视角,忽略了女性成长的文化因素、社会背景及人生经历等问题。随着社会性别视角逐渐进入女性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开始更多地注意到社会性别与文化在两性成长中的影响与作用,注意到女性的声音、经验与思想等所固有的价值,女性仅仅作为“女性”的特殊意义逐渐被女性作为“人”的普遍性意义所涵盖。

(3)女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转变。从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演进进行分析,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以对策研究为主”;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纯学术研究的成长与扩展”;90年代中期至现在的“参与式研究的成长与扩展”。

(4)女性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变化。从关注“女性问题”向整体“人”与“性别人”的高度对女性进行研究,研究视角从单一转向多重,即研究者在关注女人作为女人这一种身份时,也关注女人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关注其除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如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

(5)女性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变化。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女性社会学既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也属于女性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具有任何一门分支学科都固有的对于主流学科的依附性。女性社会学在早期的依附性较强,学科自身发展滞后,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成果的增多,学科内部逐渐统一化、规范化、制度化,学科发展逐渐呈现相对独立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女性社会学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近年来,尽管女性问题与女性研究仍然还是女性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已有了很大的扩展,而研究者也强调理论成果参与领导决策、进入民众生活,其调查方法与研究思路也有了较大改善。不仅如此,在社会转型、妇女觉醒、政府支持、国际社会推动四种力量的推进下,与妇女运动深入相对应,女性社会学的“边缘性”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从学科化的高度看,女性社会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探讨、分析、研究女性问题及女性时缺乏性别敏感度。如此,许多研究及其成果仍囿于主流社会学体系,有的甚至带有严重的男性性别偏见与歧视。[34]第二,社会性别意识短缺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大多数研究及其成果只是一种对妇女或妇女问题的研究,而不是以妇女立场探寻社会发展规律。这样,女性社会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社会学的分层研究,本应蕴含其中的以女性主义角度对整个社会及其运行进行的分析与研究失落了[35]。第三,一些研究者过分强调研究的“女性主义”立场,只关注需要加以研究的某类女性或女性问题,只注重倾听女性的声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男性研究者的作用,抹煞了被研究者中男性的声音与经验。由此,从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学科立足的理论基础、研究立场来看,我们既要超越性别主义、缺乏性别敏感度的缺陷,以促使女性社会学真正脱离男权主流社会学的框架与结构,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女性”的社会学;同时,又要注意排斥男性经验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困境,并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与两性和谐发展的立场,来推动女性社会学学科化的全面发展。

(三)女性社会学的学科建构

女性社会学作为新的研究范式,不只是一个批判的角色,而是对社会学研究进行了补充、修正及重构;同时,作为正在建构的学科,女性社会学已在运用自己独特的定义、特点、理论及方法,来建立与男权主流社会学完全不同的学科内容,对社会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促使女性社会学成为了国际人文学科领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女性社会学的定义

女性社会学是女性主义思潮进入学术界与社会学界的结果。但是,关于什么是女性社会学,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通俗地说,女性社会学就是替女人说话的社会学,即由女人来做研究、为了女人去研究,也承认女人的观点与男人不同,并要挑战“男女不平等学说”的男性霸权社会学。根据胡晓红的定义,女性社会学是指站在女性立场上强调女性的视角、经验、意识、出发点与目的,反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获得同男性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社会学;同时,女性社会学在关注女性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之时,也重视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与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6]

从学科特点看,女性社会学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女性学的分支学科。作为一门为女性说话的、反主流的边缘性学科,女性社会学具有以下的学科特点:其一,内容与方法的综合性。此种综合性不是各学科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全新的、综观全局的、反思性的研究,是在新的理论与方法下的综合分析与研究。其二,学科的交叉性。即女性社会学的研究需要文理兼收并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其三,发展的动态性。即指女性社会学面对变化、发展中的女性与两性问题,必须保持开放的、不断建构的姿态,以应对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女性性别现实。其四,研究的本土性。即在接纳西方理论中加强本土理论的建构,既要避免把本土当成西方理论的试验场,又要避免以本土经验对抗西方理论。

2.女性社会学的理论

女性社会学是一门为女人而勇敢地向使性别不平等制度化了的男权主义挑战的社会学,其所特有的女性主义的特征是对妇女从属地位进行质疑与挑战,包括对妇女过去与现有地位的批判性审视,以及向占有统治地位的传统家长制及观念进行挑战。如此,女性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中,首先考虑的是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社会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

(1)西方女性社会学的立场与流派。

对于西方女性主义如何质疑与挑战男权主流社会学这个问题,从理论主张上看,主要分为四大流派:一是自由主义或改良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女差异是社会化过程造成的,主张应给予妇女全部的人权与平等的发展机会;二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妇女在私人领域中的无酬劳动,主张妇女的解放应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三是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家长制是一个男子统治妇女的综合体系,主张结束传统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体系,使两性不再作为对立的阶级而存在;四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从资本主义与男性家长制的角度对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体系进行分析,主张建立与发展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家长制的理论体系,由此对由男性统治构建的资本主义体系各方面进行深入的了解与解构。此外,从方法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也可以划分为三大流派,包括:一体性,即将“妇女”引入现有的社会学体系中,以弥补现有社会学体系的性别歧视;分离主义,即脱离现有体系,建构以妇女立场、经验、意识、目标为基础的专门的社会学体系;重新概念化,即对主流社会学进行总体地、根本性地再概念化,以使“妇女”真正进入社会学体系中。

(2)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在构建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必须关注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建构的理论背景,即注意到中外两性发展的相同性与差异性。其中,相同性包括:承认妇女的生存、发展与男子不同,注意到两性共同的存在与发展;关注跨历史、跨文化、跨社会制度等而存在的妇女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历程。而差异性包括:中国妇女曾被作为变革社会的载体或力量;中国妇女的解放在较大程度上是一种被解放(即依靠男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运作与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与民族战争、民族解放、阶级革命、阶级解放联结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在法律上获得了男女平等权利;确立了“男女都一样”的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中国“女性问题”是社会转型或社会问题的折射。[37]

立足中外两性发展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构如下:一是,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妇女的立场、经验与目的;二是,既关注妇女被压迫与被边缘化,又重视妇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三是,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建立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及体系,它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学,又有不同于国外女性社会学;四是,重视妇女被视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分层研究,更注重妇女的立场与视角;五是,声称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性别倾向,又承认其性别倾向的不完善。

3.女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女性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及质性研究策略。从方法论的特征看,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哈丁认为,女性社会学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方法论与知识论,包含了三个特征: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研究的目的是为女性说话;把研究者与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38]基于上述特征,西方女性社会学也形成了较完善的研究策略与方法。除了采用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方法,比如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田野调查、个案访谈等之外,女性主义研究者更重视质性研究策略,创造了其他研究方法,主要有口述历史、生命历程、生命故事叙述、对话的意识觉醒提升、行动研究等。

不过,由于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提出,应从中国内地妇女的立场、视角、意识、经验出发,来研究两性及妇女本身,则决定了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有其方法论的特色与方向。概括地说,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的方法论特色是,“有性人”(即将人视为有性别的人)与证伪,主体化、责任感与行动性。同时,中国内地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建构方向是:将性别作为一种变量进入社会学研究体系;对男性主流文化与男权主义进行证伪;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互为主体性及女性的解放;注重行动取向的实践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4.女性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女性社会学的内容分类可以有许多标准,但无论怎样划分,其涉及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女性社会化、女性就业、女性教育、女性发展、女性参政及打工妹与下岗女工等方面的问题上,并将这些“女性问题”放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中,运用主流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进行分析,揭示问题,提出改造策略。具体地说,女性社会学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11个方面:(1)社会分层;(2)社会化;(3)就业;(4)文化教育;(5)健康;(6)发展;(7)婚姻家庭;(8)违法犯罪;(9)公共政策;(10)比较研究与女性社会史研究;(11)妇女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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