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1 社区定义
社区的定义一直没有定论。按照社会学的理论，社区可以分为区域性社区和非区域性社区。区域性社区主要是指具有相对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的社区，这种社区以共同的居住地及对周围财产的共同所有权为基础。非区域性社区则恰恰相反，它没有前者的物质基础，强调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互动——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以及在这种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和情操联系（何深静，刘玉亭，2005）。1997年，英国环境、交通与区域部的文件给“社区”提供了一个工作用的政策定义，即在指定更新地区的人的工作与生活。这一定义将社区视为专项再生预算挑战基金（SRBCF）、城市挑战、特别行动小组与住宅行动信托的支持对象，而私营与自发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则尽力设法确定这一社区背景下的居民的最为切身感受的问题。
根据地方政府管理部的发展标准，社区定义的参考特征如下：
（1）个人属性（如年龄、性别、种族、血缘关系）；
（2）信仰（宗教、文化或政治评价）；
（3）经济地位（职业或工作地位、收入或财富、住房拥有状况）；
（4）技能（求学经历、专业资格）；
（5）与地方服务业的关系（租赁者、病人、护理病人者、供应者）；
（6）地点（配属于邻里、乡村、城市或国家）。
3.3.1.2 社区需求与供应
1996年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重要研究，显示了世界范围内城市决策者需要面临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复杂且相互关联，包括建设地方宜人环境的基金缺乏、社会与教育供应的负担过重以及市民接受健康服务的途径缺乏。可见，确保国家政策的成功以及社区的繁荣对每一个国家的市民而言都至关重要。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二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Ⅱ）（1996年6月）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和人文科学部（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Sector, SHS）组织了一个关于“内城地区更新”的会议，讨论历史城市中心的发展问题。六年之后在威尼斯（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人文科学部举办了一个关于“城市中心：历史地段民族的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复兴”的讨论会，在此次会议上，专家们讨论了建筑师在复兴中的角色问题。这两次事件的结论被编进了一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从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到2002年的威尼斯：历史街区的社会可持续性复兴》（From Istanbul 1996 to Venice 2002: Socially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2004年9月13—17日在巴塞罗那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城市论坛的主题为“城市：文化的十字路口，包罗与综合”，论坛的目标是对人居环境建设有所贡献：可持续的城市化和人有所居。论坛组织了一系列的主题对话，诸如城市文化、城市不动产、城市管制和城市复兴等。在城市不动产的对话当中，联合国人居环境署提出了一项关于“通过遗产保护的社会包容”的议题，用以解决诸如绅士化及其对住房供应、城市蔓延和社会排异的影响等现象。另外，作为大会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召集了一次范围广泛的城市专业人员（包括国际NGO的代表）、市长和地方代表们参加的一个专家圆桌会议，议题是“历史地段的社会可持续”。这次圆桌会议寻求解决旧城更新中的问题，提出城市更新计划将和城市公共政策相联系，这些政策促进了城市遗产保护及公共资源利用的一些创新和综合的方法。例如，对西班牙多个城市的几个案例研究指出，在历史地段，适当的法律和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社会公正与社会包容的提升。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专家都认识到，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应当依然归属于那些仍生活和工作在历史性中心区的人们手中：一个可以负担得起的中心区使得目前住宅区和商业居民依然留在片区中，这将带动居民持续地投资以延续和提升其环境。
在英国，城市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渴望改善城市生活的质量。这里，已建立的社区传统与自愿者的努力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后盾。格迪斯（1995）认为，社区所面临的挑战是改善它们的可达性，扩大社会与经济机会以及发展当地服务来更为有效地满足当地需求。在第四轮专项再生预算挑战基金中，相关的社区政策关注重点有：工作福利、教育行动区、资本接受、犯罪、吸毒、少数民族、公共卫生以及弱势群体。这一政策需要合作行动与资金提供，因为它们共同影响了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随着英国人口的老龄化，对于卫生保健与社区支持的需求不断增加。良好的健康依赖于舒适的居住，充裕的社会供应，宜人的环境以及休闲、运动和娱乐机会。这一想法促使政府决定发展健康行动区以及制订相关的更新计划（环境、交通与区域部，1997）。良好的社区健康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发展了区域自豪感。当人们享受更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有自信在舒适的社区环境中规划未来。同时健康计划也能通过扩充相关技能显著地提高地区能力，以能够提供相应的社区服务。在健康方面，更为传统的服务供应为新的发展以及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但这仅在政策满足社区实际需求时才会获得成功。
3.3.1.3 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
约翰·本宁顿（John Bennington）（1994）指出，由于一些弱势群体因为种族、性别、年龄等原因，往往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并有着特殊的需求。对于少数民族与社会贫穷群体的歧视是社区居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重要方面，而且这些问题已变得日益严重。当社区聚集了多种相互排斥的利益、价值和社会群体时，常常很难协调不同的需求。因此，决策者试图通过提升某些包含性与归属感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政策目标也经常扩大其主题，考虑性别、宗教信仰、种族与年龄的不同，以及如何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同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年长者或妇女这样的特殊群体，以确保社区群体通过适当的咨询框架，可以有效地共同工作。专项再生预算挑战基金鼓励竞标筹款，并根据竞标者的实际情况来支持更新目标范围内的特殊需求。而区域框架也将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扩大对需求的认识，并考虑一套更为全面的政策计划来解决这种排斥。
3.3.1.4 绅士化
绅士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描述和分析了后工业化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过程，最初出现在英国的著述中。在1960年代初，鲁斯·格拉斯（Ruth Glass）是第一个使用“绅士化”这一术语的。他是为了描述中产阶级业主迁移到从前工人阶级在伦敦中心区——这些地方以前价值低廉——社区的过程，而非像过去曾经的那样移向郊外住宅区，直到当时造成社会的隔离。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既看到了某些中心区社会成分的转换，也看到了一个毁坏建筑再生的过程。
就范围而言，绅士化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涉及广泛的设计、经济和政治关系，显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特性。在许多案例中，绅士化作为一个公共城市化和公共及私人经济的系统的结合，填补了进步的城市政策撤销后的空白。在整个20世纪没有经历这种进步政策的其他城市中，变革的途径则完全不同；然而，如果拓宽思路，考虑到绅士化是作为全球市场中的一种竞争性的城市战略，从这一角度来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地产开发商、地方商行、地产代理商、商店设计师而言，绅士化关联着全球经济，他们所有人都是被地方管理者鼓励的，对他们来说其今天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由经济而非他们自身的标准决定的：经济逻辑——而不再是社会服务资金——是新的公共政策运转方式。建筑项目成为城市经济的装饰品，这可以通过创造的工作岗位、税收、观光事业和大型的文化综合体建筑来证明。
绅士化最终引发的问题主要就是历史性城镇和历史性城市中心的居民不断减少。税金的突然增加和建筑／房产投机，迫使租客放弃他们的住房、邻里关系和他们熟悉的环境，似乎城市中心的社会经济压力的高涨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离心力，使得那些居民和工人阶级市民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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