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电视文化生态

自从中国媒体的经济属性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确立以来，媒体的商业化进程就越走越快。而在当前，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娱乐化”浪潮。这一浪潮给大众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各个电视台制作了大量的娱乐节目。可以说，当前中国电视文化正步入一个恶性发展的状况之中:主流文化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确立，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未完全发挥出来，但各式各样的非主流文化，特别是以一系列娱乐节目为代表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愈发走向极端，以迎合一些低品位需求为旨趣。打开电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台都开办了相亲节目、综艺节目，穿插着低俗的社会话题，甚至一些新闻评论节目都落入娱乐的俗套之中，用一些“惊人之语”来吸引受众。例如，在2012年贵州卫视《新闻当事人》栏目的一期“我为狗狂”的节目中，评论嘉宾郭某爆出惊人言论:“其实流浪狗有很好的去处，就是餐桌或者人的肚子，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吃掉!”有人说，新闻评论节目应当多元化发展以适应观众对新栏目形式的需要，但这并不代表着为盲目追求收视率而让虚假新闻、不实言论等不负责任的“惊人之语”成为主调。这样的言论引发了观众的强烈谴责与不满，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素养的学者，讲出这种观点已经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大部分网友提出应更换正义、专业的评论员。这正反映出观众真正需要的是符合新闻判断、道德标准的评论节目，低俗化、具有娱乐倾向的节目终将遭到观众的厌恶与抛弃。特别是当娱乐节目逐渐成为各台收视率与赢利的重要手段时，“娱乐至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其结果却造成了千篇一律和平庸化。”^[9]电视传媒业对娱乐的狭隘理解以及片面的追求，使得中国的电视文化失去了开阔的眼界与自主创新的有利时机，从而导致在国际传媒业中的竞争力不足，光是从我国各电视台大肆引入国外娱乐节目就可见一斑。

同时，这些通过娱乐文化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传媒产品，诉诸的只是人最原始的欲望，它们虽然在表面上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符号性产品，但却只是反映时代对物质与欲望的追求，缺乏对社会及人类的反思与求索。观众只是被动地获得一种生理上、精神上的满足，而当观看之后，却陷入一种空虚寂寞的深渊。娱乐产品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不断将受众纳入一种神话般的仪式崇拜中，催生了诸多的偶像以及“粉丝”群体，虽然在表面上似乎将社会有力地整合起来，但实质上却对社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民狂欢”的娱乐产品消解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有学者认为，在一个文化健康发展的社会中，理性的文化结构应该是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而当社会大众将目光转向娱乐，甚至连不足五岁的孩童都开口就谈某某偶像，这种娱乐化的趋势将会颠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并持续损害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在这种偶像崇拜的氛围中失去了自我。二是“娱乐化”的肆意会挤占公共话语的空间与平台。因为“娱乐化”成为一种流行的电视文化，进而向新闻、教育、服务等节目全面渗透，这就使得一些关注社会公益、道德与教育的新闻报道走向边缘，“娱乐化”过多挤占了对公共事务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时间与空间。这对受众产生的后果就是，不仅窃取了受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时间，而且对大众话语的表达造成消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进而不利于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而这一切累积起来，都会延缓社会文明的进程。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说:“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0]中国电视文化在这样狭窄、单一的发展空间中，似乎已走向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