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意识形态特点

21世纪的前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研究已从原作与原作者的话语中心抽身出来，转向原语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如翻译过程、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译者的宗教信仰与道德场域等解构性极强的多元化翻译研究倾向。这些以解构主义、权力话语、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等翻译理论批评话语为主潮的翻译研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消解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并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同时，使其转到文化、政治批评上来。然而，当译者被冠以“主体”并受到“民族”“政治”“权力”等意识形态的熏染时，译者对原作的干涉甚至破坏就不可避免。同样，当译者所受到的翻译以外的诸多干扰因素被夸大时，翻译就会被当成某种“意图”。韦努蒂说，“任何翻译都基于某种意图，都隐含一个希望，即通过本土语言抄写、传达和认可舆论和外语文本”^[25]。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会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扭曲、变形。所以，“我们的翻译，甚至是最优秀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开始……译者的错误在于，他维护了本族语言碰巧所处的状态，而不是让他的语言深受外国语言的影响”^[26]，他只想维护自身语言的“纯洁”和“优越”而不图借助外语的力量深化和丰富自己的语言。的确，人类历史上，在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大国归化弱小国家的文化“就像归化亡国奴一样”^[27]。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帝国初期，希腊文化仍为罗马人奉为至宝，从罗马文学之父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所译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及希腊典籍翻译家普劳图斯、泰伦斯所译的希腊喜剧的译本中，都体现了罗马人亦步亦趋地照搬希腊作品内容和风格的模仿痕迹，此时的罗马人仍需要学习被他们刚刚打败的对手。但到了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了古希腊，进入鼎盛时期，开始对作为“文学战利品”的希腊文化进行“宰割”，以此来体现罗马人“知识方面的成就”^[28]——译作不再模仿原作，而要与原作竞争。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史诗和戏剧创始人、最早的翻译家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在把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希腊文本译成拉丁文本时，将其中希腊神的名字归化成相应的罗马神的名字，“宙斯”被本土化为“朱庇特”，信使“赫尔墨斯”被雷同为“墨丘利”，爱神“阿弗洛狄特”被转化成“维纳斯”，智慧女神“雅典娜转而成了米纳瓦”，文艺女神“缪斯”变成了“卡墨娜”等。这种完全归化的翻译手段体现了当时罗马征服希腊的霸气。罗马文化承袭了希腊文化，但为其套上了罗马式的衣装，通过涂饰表面，企图掩盖其攫取的野心。

意识形态的介入会导致暴力翻译。目前，世界交流平台的英语化突出地表征了文化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语言的政治化目的是为了构筑英语作为全球语言通用工具，实现其语言霸权进而赢得其在思想、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独裁野心。统一语言的意图表面上是促进民族及事务间的了解与交融，实质上却实现了某种语言的主导与独霸目的，因为当用同质的霸权语言规定文化资本的流动、统一异质的文化场所，并借此规范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时，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悄然同行。语言的跨国主义流通为意识形态的征服鸣锣开道。

但对那些有忠于原作的强烈愿望与伦理要求的译者来说，对原作的意识形态影响就微乎其微，在他们看来，对读者或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考虑并不能证明翻译的准确性与有效性。翻译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交流形式必须回归原著，因为“无论何时，只要翻译是为了服务于读者”，它就可以被定义为“低级的翻译，即对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传达”^[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