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假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然是政治学的主流观点，这种假定来自于经济学，包含三方面：一是追逐利益，二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三是着眼于短期的利益得失而不是长远的考虑。[37]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唐斯，他认为选民是理性的，总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投票的依据即来自于政治活动的效用收入。[38]自利与象征性情的假定正好相反，前者认为人们是自利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则认为人们不考虑利益的得失，政治情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者认为自利关注的是短期效益；后者则认为政治情感来自于早期，是长期积淀的结果。
西尔斯对自利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首先，他认为，以前的学者对自利的界定过于宽泛。自利包括了经济上的得失，即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损失的最小化，个体和子女的安全，以及其他个人满足最大化的形式，譬如价值的表达、情感的满足以及道德的满足。[39]西尔斯对自利作了进一步限定，排除了非物质的因素，譬如精神的、道德的、荣誉性的因素，也排除了选民对利益的长远考虑。自利与通常理解的“自私”“贪婪”相近，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物质的以及短期的利益决定人们的行为，与自利相对的是象征政治。那么究竟是自利还是象征政治对政治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呢？[40]
西尔斯与同事以越南战争为例，考察了象征政治态度与自利的影响。他们在1968年总统大选前后进行了两波调查，包括1673名受访者。他们把自利界定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自己的亲友（儿子、父亲、丈夫、兄弟）在越南战争中服役，广义指与战争相关的任何朋友和亲戚，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越南或为越南战争准备的基地中服役。他们运用了四种象征维度：反对共产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对军事的态度，对反战者的态度。同时，考察了对政府的评价、对总统候选人的知觉，以及对越南战争采取的政策的态度。如果按照严格的自利解释，自利者会更加关注战争，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种影响是中等的。相反，象征态度对战争和对政府的评估都具有最强的预测力。由此，西尔斯等断言，经济的考量或者个人的得失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是有限的，最具影响的是象征性态度。[41]
之后，西尔斯在与同事合写的大量文章中，都重复了类似的观点。考察的对象涉及乘坐巴士、失业、医疗保险、犯罪、机遇平等、政策帮助、就业平等等各项政策，最后都发现象征政治对政策态度的影响超过了自利的考量。[42]这些政策态度又直接影响到了议会和总统的选举。如果总统候选人代表了主流的白人政党，那么象征种族主义影响不大。但对于黑人候选人及那些明确表达种族中心主义的白人候选人而言，则具有明确的、独立的影响。[43]
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对民主政治的不同判定，象征政治改变了传统的自利假定对民主的乐观估计。西尔斯认为，象征政治的提出，对民主理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首先，选民并不是理性的，根据象征政治理论，选民因政治象征所激起的情感和本能的反应，并不顾及现实和利益的得失，因此选民并不是好的代表。其次，选民与候选人的关系。选民并不容易受政治精英的控制，因为人们的象征性情在早期就已经形成，是长久和稳定的，因此很难改变。对于一些具有明确政治象征的事件和人，精英的作用可能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时代的囚徒，他们必须迎合公众。但另一方面，精英却可以利用人们的象征性情，以突出某些象征，激发人们的正面或负面的情感，以影响对目标的支持。同时，对于没有明确象征的，譬如新的候选人，精英的操作余地就很大。因此，在给公众提出选择和选择的方向上，领导负有很大责任，作为一个好的领导，应该诉求于人性好的方面。[44]
简言之，美国所谓的民主社会面临着两大潜在的危险：一是精英无法改变公众的观点，他们必须迎合公众，即使公众所持有的象征性情是负面的；二是利用民众的象征性情，尤其是利用群体的负面性情，会把社会引入危险的境地，譬如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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