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东亚媒体

“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20]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在人性深处，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这是形成自我观念和身份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所在。传统中国是儒家的“天下”的共同体。按照张灏的说法，传统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21]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儒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华夏中心主义”的论述。先秦时期，人们就有着很明确的民族意识，对“夷夏之辨”十分关注。枟礼记·王制枠中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可见“夷”与“夏”是分得很清楚的。“以夏统夷”思想很早就蕴含于儒家思想中。枟国语·周语上枠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这表明了对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向往。孔子也关注“夷夏之辨”，对“以夷变夏”有明确的防范意识。他高度评价管仲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枟论语·宪问枠）至东汉枟公羊传枠“大一统”思想的定型，儒家以“夷夏之辨”为核心，以“天下共同体”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沉淀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到晚清在西方的冲击下才逐渐瓦解，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纳入一种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与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相融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由于有受到西方侵略（1895年以后还受到邻国日本的侵略）的这一段历史，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具有强烈的“反西方”的色彩。这就是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rmé，1995）^[22]所说的一种“前卫的民族主义”（avant-garde nationalists）。当然，融合了古代和现代元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既包括政治民族主义，也包括汉族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主旋律，这种情感在整个20世纪被不断更迭的政权不断强化和塑造，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Unger（1996）^[23]在枟中国的民族主义枠一书的“引言”中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文化存量或者说文化场域，民族主义的文化心理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媒体的运行逻辑。早在晚清时期，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枟循环日报枠，打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旗号。王韬取名“循环”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的期望。^[24]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民族关怀始终主宰着晚清以来报人的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思想始终是中国媒体的主旋律。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提升民族自尊心、凝聚民族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一种盲目自大、封闭与排外心理。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作用在媒体中都可以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涌动，“反西方”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媒体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波浪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002年4月，演员赵薇的“日本军旗装事件”就是媒体炒作的结果，经过媒体的炒作，赵薇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国性的大批判，最后她不得不出来道歉。无独有偶，2002年夏，国内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卖国贼”“汉奸”，许多媒体有意歪曲陈逸飞、贾樟柯、陆川等人对此事的表态。陆川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报道出来后却完全走样。他说：“我感到这样置人于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卖国贼，对于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25]此外，对于“日本人珠海买春”“日本留学生跳艳舞”“美国轰炸驻南联盟使馆”“故宫里的星巴克”“赵燕美国被打”“CNN辱华报道”“奥运火炬传递被阻”“端午节申遗之争”“汉字发明权归属”“中医归属”乃至经济领域的“凯雷收购徐工案”“达能收购娃哈哈案”等，只要涉及中外关系或民族情感的议题，都会被媒体有选择性地关注、放大。媒体热衷于炒作“民族主义”话题固然与追求市场利润有关，但也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在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心理场”的影响下，传播者和受众都容易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而且相互强化。

中、日、韩三国同属东亚社会，儒家文化是其共享的文化。因此，儒家文化中的民族主义观念也表现在日本和韩国社会中，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民族主义的特质也鲜明地表现在日本和韩国的大众媒体中。

日本文化在古代前期（到平安时代前期）强烈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现代日本文化受欧美文化的影响颇深，但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很深，礼仪文化发达、忠于集团的观念浓厚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日本人的“忠”和儒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儒家的诸种人际关系中，最根本的是君臣与父子关系，事君为忠、事父为孝。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枟论语·颜渊枠）。朱熹注曰：“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枟论语集注枠卷六）。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忠”字又特别被限定于臣民方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枟论语·八佾枠）人臣对于君主，要竭尽全力，要恭敬从命：“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枟论语·乡党枠）在君臣关系上，孔孟尚强调君臣关系的对等性，但汉代以后，儒学被意识形态化了，开始强调君权神授思想，要实现君主的绝对权威。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官方儒学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各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忠”的观念表现在国民心态上，就是崇尚权力或权威，使得法西斯主义政体（战前的日本）和威权主义的政体能够长期存在。而表现在媒介特质上，就是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君主权力的颂扬或遵从。“二战”时期的日本传媒完全服从于军国主义的宣传所需，对天皇效忠不仅是日本军人的神圣职责，也是日本媒体的精神理念。日本媒体的“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不仅在战争中十分浓厚，即便在战后，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1998年11月底，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长达6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但由于在中日战争等问题的历史认识方面，江泽民对日本在共同宣言中没有能够充分表达谢罪及反省之意再三表示强烈不满，在江泽民赴日举行首脑会谈后，日本媒体关于江泽民的报道急剧降温，以至于他离开东京赴外地访问的情况，知报只不过在社会版轻描淡写地报道一下而已。^[26]

著名新闻史家卓南生在考察日本媒体战前和战后对东南亚的报道中也发现了日本媒体“民族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卓南生说，在对东南亚的报道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日本大报不但不向其读者准确反映当地人民的要求及交代有关索赔事件的来龙去脉，反而与日本官方站在一起，设法避开问题的焦点与核心。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对东南亚的报道姿态后来一直延续着，它不但未能增进日本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相互了解，有时还火上浇油，造成制度摩擦。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大众传媒在报道与评论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时，越来越公开鼓吹诸如“日本是亚洲的当然领袖”的论调。至于各国人民对于日本的不满和批判，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往往使用“不安”等词，即从“对日感情”的视角略为提及，以示“平衡”和“公正”。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日本当局决心利用这一机会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日本媒体更进一步推行其追随“国益”的路线。最具体的例子反映在1994年8月村山富市首相访问东南亚时的报道与评论上。针对日本官方通过村山南访试探各国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应，日本各媒体刻意突出所谓的“马哈蒂尔首相的谈话”及“各国竞相支持和期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两个问题，日本的大众传媒与亚洲各地的大众传媒的报道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卓南生得出的结论是：“在‘国益’与‘日本企业利益’为重的路线引导下，战后紧跟日本经济势力卷土重来的日本大众传媒仍然无法摆脱以日本为中心的报道态度，而把‘刺探东南亚人民的对日情感’作为其特殊使命。战前那种不分是非观念而划分的‘亲日’‘反日’的报道方式，依然贯穿于各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当中。”“在日本逐渐步入‘政治大国’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媒体的大国意识以及把日本定位为‘亚洲的当然领袖’的报道姿态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进入21世纪，日本媒体和官方的宣传基调更进一步合拍”。^[27]

尽管日本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在媒介制度安排上也引入了西方的媒介制度，但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日本的媒体仍然表现出与西方媒体不同的特征。诸葛尉东在枟日本媒体的位置枠一文中写道：“作为后发国家的新闻传播业，日本的媒体拥有独有的特征。虽然报道、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已成为一般性的原则，但‘记者俱乐部’制度、论调的统一性以及对政体的依附等属性，依然是日本媒体所难以拂拭的印记。”2007年6月30日，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千叶县柏市的丽泽大学演讲时说，“二战”时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是“无奈之举”，日本媒体反应迅速，对此事报道后引起举国愤怒，3天后，久间章生被迫引咎辞职。可见，日本从公众到媒体的民族主义情结依然浓烈。

韩国的民族主义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韩国从古至今都是全面地接受儒家思想，贯彻不移，甚至是强制移植。古田博司（1995）^[28]在枟朝鲜民族解读枠中说：“朝鲜的儒家思想不是自然普及型，而是人为强制型。君王和儒臣们的儒家思想教育化，使人联想起欧洲中世纪对待异教的过激程度。完全按照枟朱子家礼枠所述进行葬礼、丧礼、祭祀等，而且撰写族谱，强化宗族意识，拷打再婚妇女，斩杀不行葬礼者，对不披麻戴孝者打一百板，以此显示韩国也是‘东方礼仪之邦’。”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深深渗透在每一个韩国国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其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自古就浓烈。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受到大陆和岛屿两个方面的武力进攻和政治支配，朝鲜半岛受到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威胁和渗透的历史比较长，这种苦难历史给韩国社会及其民众的国民性以极其强烈的影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外族的“恨”成为韩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李御宁（1982）^[29]在枟韩国人的心枠（原书名为枟恨的文化论枠）一书中说：“韩国人内心深处的‘恨’从古至今从不曾改变”，“如果让我用一个字来归纳我至今写过的所有韩国文化论著的话，那就是‘恨’的文化”。这种民族个性的“恨”的情结是由于反复受到外族侵略而产生的，并成为韩国人的民族性格。

韩国有被日本占领45年的历史（1901—1945年），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韩国媒体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从新闻团体在“日章旗事件”的表现中最能看出这一点。1936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朝鲜运动员孙基桢代表日本队在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冠军，枟东亚日报枠枟朝鲜日报枠枟朝鲜中央日报枠在刊登孙基桢的照片时，抹掉了他运动衣上的日本国旗标志。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灭绝政策，枟朝鲜民族报刊枠积极从事唤起民族意识的活动，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30]2002年4月15日上午11时23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129航班在釜山市附近不幸坠毁，机上166名旅客（其中韩国旅客135人）除36位幸存者外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韩国新闻媒体对空难进行了大量报道，一时间，“中国客机”一词充斥韩国的大小报纸和各类声像媒体。韩国媒体最关注的并不是空难本身，而是空难赔偿及空难原因，在对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及中方机长进行的负面报道中，韩国媒体暗示了失事原因完全在中方。^[31]这一报道既反映出韩国媒体新闻伦理方面的问题，也反映出韩国媒体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可见，韩国媒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比之日本和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涉及民族主义议题，新闻媒体总是热衷于炒作一番。如关于靖国神社的报道与炒作，关于汉字发明权、中医、端午节的归属争论等，不仅在中国，在韩国也总能够聚集起民意，形成舆论热点。

实际上，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上的战争，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心理都异常强烈。日本人经常批评韩国人是反日民族主义，而对韩国人而言，日本人总是怀有一种“排他的民族主义的威压感”^[32]。在中日关系方面，1997年2月枟中国青年报枠进行的一次有关“对日意识”的调查显示，在“听到日本一词后联想到的事情”的回答中，83.9%的人选择了“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一项选择中，占第一位的是“东条英机”（28.7%）。难怪井出敬二指出，在中国的媒体上，报道比较多的是从前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残暴行为，但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怎样制定关于亚洲的政策方面的研究比较浅。他表示中国对战后的日本认识不够。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中国小学生被邀请访日，回来以后跟爸爸妈妈说：我觉得日本也有好人。这说明这名小学生的认识前提是日本人都是坏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前提？井出敬二认为“这也需要中国媒体考虑”。^[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