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不仅推动了文化发展，也促就了自身的身份定位：成为超越阶级属性、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忠实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文化主体。在近代文化自觉的演变中，以张元济、高梦旦、邹韬奋、郑振铎、叶圣陶等为代表的出版人作为少数人的代表，形成了知识分子之群体自觉，完成了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文化自觉中“少数人”的代表_论出版的文化自觉
不要把灯火放在知识分子的沙龙中和书斋里，到群众中去吧！
——马克思
历史证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反省，最初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他们大多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觉醒者，是统治阶级中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1]，在封建传统文化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最先看到了它的必然衰落和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因而对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一传统进行全面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同时，在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危机普遍的悲哀气氛中，也是他们最先满怀激情地展望未来的历史的春天，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这些所谓的先知先觉者不只是以感性的方式做出直觉的反应，而且还以理性的态度做出系统的反思。当少数的先知先觉者将其认知扩大到整个社会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界），形成理论上的文化自觉，再由社会精英阶层推广到多数人，乃至全民族，形成实践上的文化自觉，方为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不仅推动了文化发展，也促就了自身的身份定位：成为超越阶级属性、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忠实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文化主体。
在近代文化自觉的演变中，以张元济、高梦旦、邹韬奋、郑振铎、叶圣陶等为代表的出版人作为少数人的代表，形成了知识分子之群体自觉，完成了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转型既以近代出版业为平台，也与出版的现代化同步。在转型中分化出来的两大主流——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也成为近代文化自觉中从“少数人”走向“多数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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