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与农民工问题

在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展开的公共论争中,农民工问题始终是媒体和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户口制度和农民工问题的关系来说,相关媒体话语建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行的户口制度如何限制了农民工的迁徙自由和获得完整城市公民权的平等权利;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改革现有体制,从而为农民工提供逐渐脱离受歧视的地位并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机会。就此而言,对样本媒体文章的分析表明,在诸如广东省这样的最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实行的“积分制”准入政策引起了高度的公众关注,并激发了公众关于相关政策的辩论。

正如第四章已经提到的,历史上,户口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将作为“盲流”的农民工屏蔽在城市的大门之外。相关的政策,例如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制度,都是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目的是限制自发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所谓的“三无”流动人口。虽然收容遣送制度在孙志刚案之后已经被废除,暂住证等制度也相应逐步进行了改革,但迄今为止,户口制度本身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然是针对农民工系统排斥和歧视的制度性来源。在所选的报纸样本文章中,大多都认为户口是针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政策和文化歧视的基础。正如前面章节提到的,农民工——这一主流社会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特定命名方式,反映了他们在现有的以户口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相对“低等”的社会地位。“农民”作为与生俱来的污名化身份标志,以世袭的方式强加给他们。这种先赋性的制度性不公正,是农民工群体边缘社会地位的根源。因此,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农民不只是一个职业名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身份。针对各地要求去除“农民工”这一称呼的政策,这位作者指出,“农民工”这一词汇本身“不仅暗含身份歧视,更意味着待遇悬殊。他们往往无法享有市民、城镇职工应有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劳动权益”。因此,“要消除这种歧视,改‘农民工’之名只是一个开始,改这一指称背后的待遇之实,才是关键”。^[50]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中性化词汇来指称农民工群体,他们依然无法把自己视作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一分子。《工人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指出,在甘肃推出了对农民工的新称呼——新市民,对此,调查显示只有2.8%的受访农民工认同这样的身份。^[51]这一个案表明,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低等的”农民和“高等的”市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身份和权利的等级差异。通过特定的话语机制,比如,“农民工”和“外来工”等命名词汇,农民和市民间歧视性的制度边界在文化上和社会心理上得到不断巩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性急剧增加,使得农民工现象日益突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农民工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的中间状态的一个特殊群体。这种状态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群体中尤其突出。这些在城市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新一代,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与城市社会紧密相连,并逐渐疏离于其原有的农村背景和农民身份及其文化传统。但在制度上,由于户口制度的世袭性质,除非他们通过现有制度安排下仅有的几种制度化途径来改变其身份地位,否则他们在现有公民权体系中依然被定义为农民。这种制度性的障碍和农民工群体的现实社会心理状态之间的落差和张力,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要潜在源头之一。正如《新京报》一位评论作者所言:“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打算像父辈那样回归乡村,因此他们最需要的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取消户籍壁垒,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特别是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52]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些地方,例如,作为全国最重要最大的农民工输入省份的广东,已经逐步引入和推广了针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以“积分入户”为基本原则的新移民政策。根据这项新政策,能够满足特定要求,从而可以积累到足够分数(在广东,这一分数线是60分)的农民工可以有资格申请当地的城市户口,从而有机会变为完全意义上的合法城市居民。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包括教育背景、职业技能、社区服务和贡献,以及道德水准。^[53]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中山市的一位女农民工谢红芬在奋斗和等待十多年后,终于获得本地城市户口,因此被赞誉为“全国积分入户第一人”。^[54]尽管不少农民工对这些政策持谨慎态度,但评论者认为,在这一政策下,获得城市公民权的机会对农民工来说变得相对更高了些。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只要稍微跳高一点,获得城市户口已经不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55]《南方日报》充分肯定这一新政策,认为它“为农民工城市梦打开一扇门”。^[56]媒体也纷纷宣传报道优秀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的先进典型。^[57]根据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的观点,与其他地区(例如上海)推行的改革措施相比,广东的改革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

在户籍问题上,这一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也决定于它对社会最弱势阶层的照顾程度。在大城市,作为公认的最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队伍,显然是衡量该市户籍改革成败与合理性的最重要标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确立一些比较合理的门槛来进行户籍改革,并使广大农民工可能获益,则是这次户籍改革最重要的进步意义。^[58]

但这一政策却由于其对教育背景要求的过度强调而受到广东省外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批评。上海《东方早报》发表的一篇学者评论认为,对教育背景的过高要求实际上已经将绝大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外,因为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受到完整的高等教育。^[59]即便是《南方日报》的子报《南方都市报》,也通过一系列关于农民工真实经历的特写报道,对新政策的“进步意义”提出间接质疑和批评。新政策将过多的职业技能和道德要求附加其中的做法,被讽刺为“皇上选秀女”^[60]。由于过高的要求,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新政策成为“水中月”或“镜中花”。特别是过高的教育学历门槛,使得该政策更像是一场大多数人注定要失败的跨栏比赛。这些政策大多倾向于具有中产背景的群体,依然没有摆脱依据不同阶层市场价值对城市公民权进行等级化分配的发展主义逻辑。

在一篇特写报道中,作者直接引用了农民工自身的叙述来描述他们的日常经验,以此反映这项改革政策的实际效果。在该文中,几位农民工的个人故事,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工与户口制度及其强加给他们的歧视和痛苦作斗争的历史的缩影。^[61]其中一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从工厂女工变为白领工人。但在严格的积分制入户要求中,她13年的社区服务贡献和相关荣誉不能计入积分范围,因此依然无望变为真正的“深圳人”。于是,这一新政策表面的开放性与其内在的排斥性本质相结合,导致了这样的悖论结果:“这座城市似乎处处都在接纳我、认可我,却始终不肯给我一个名分。”

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与农民工相关的户口制度的核心,依然是围绕“素质”这一空洞能指展开的对人进行市场价值评估的生命政治逻辑。这与改革时期执政党-国家所推行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逻辑相一致。根据这样的逻辑,社会成员在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应该以其在国家和地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中的实用主义价值为基础来衡量。在这个框架中,公民权,包括其融合性和排斥性的方面(在本书中这指的是“户口”),只是各级政治经济利益实体用来实现其发展主义目标并实现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性手段。正如第四章所分析的,官方主流话语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经历了从危险的负面形象(“盲流”和“危机”)到意识形态上“高贵”但实际上只是“低素质”的经济资源(“新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和“素质”)的转变。与此类似,在本章对户口问题的分析中,主导性的官方话语实际上依然呈现出“危机”和“素质”框架的循环叙事。

正如本章所讨论的,在当地政府需要维持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现有利益格局时,“危机”与“混乱”和外来者“入侵”的“威胁”等空洞能指话语就会成为决策集团拒绝实质性改革的借口。这些话语经过长期的宣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内化为城市主流社会人群文化认知结构的一部分,成为城市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框架之一。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这些意识形态也被苏黛瑞(Solinger,1999b,页1)所称的这些“失根的非公民”(unrooted noncitizen)自身所内化。农民工群体对自己作为具有“农民”背景的“外来者”和“乡下人”身份的认同,并以此建构并承认本群体与城市主流人群(“城里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边界和等级秩序(参见陈映芳[编],2003)。与之相比,当本地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技能较高或具备某些特殊才能的人力资源时,官方则会推出部分开放的可控的户籍改革政策,同时辅之以文化霸权性质的“素质”话语,作为保留部分关键排斥性环节的逻辑基础。因此,虽然有这些政策和话语范式的变化,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归因逻辑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在危机框架中,农民工被定义为威胁,并因此成为需要维持现有户口制度的理由;而在素质框架中,因为农民工的“低人口素质”,因此同样需要保留户口制度中关键性的过滤机制来保证城市合法居民的基本素质水准。在两种情形中,危机或混乱与素质这两个主要关键词成为随时用来合理化不公正现实的漂浮能指。

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这些官方话语模式在许多情况下,遇到了来自不同话语主体的挑战、质疑和批评。在威权主义市场化条件下的准公共媒体领域中,相比更为忠实于官方政策观点和城市主流人群利益的党报而言,都市报媒体展现出相对多元化的观点立场和更具活力的话语论争过程。与执政党-国家主导的将公民权工具化的发展主义逻辑相比,尽管自足的公民权概念作为一种议题定义框架在党控舆论空间中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框架已经被明确提出,并被频繁用来质疑和重构国家政治经济权力支撑的工具主义和发展主义逻辑。尽管这些替代性话语框架并未成为主导性的论述框架,但它们的出现已经为具有霸权属性的主导话语秩序打开了一些缺口,从而为户口制度的变革提供重新定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