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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医药发展的思考(演讲)

时间:2022-06-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先没有准备,临时列了几条,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就算是21世纪中医药发展的思考吧。中医药在防治人民疾病,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人民喜爱中医,党和国家重视中医,这是我们中医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后盾、力量和保障。中国有成就的大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寄厚望于中医药的发展。这是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整个局势,是中医教育上的发展方向,也是促成中医现代化的主要基础之一。

21世纪中医药发展的思考(演讲)

中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甘肃省名中医

许自诚 2000年10月7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著名的会宁地区,又来到我们县中医院和大家见面感到无比的兴奋。我是第一次到会宁来,昨天参观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在此首先向会宁人民学习!会宁县中医院在各级上级的领导下,在县上和卫生局的领导下,在医院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的辛勤努力下,把中医院办上去了,有成绩,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爱戴。刚才我看了一下,病人很多,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中医院是有发展前途的,有病人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支持,有领导的支持就是最大的支持。只要我们解决了病人的痛苦,我们的医院才能生存,才能发展。通过了解,会宁中医院的发展这几年上了一个台阶,一些设备逐步完善,医疗条件逐渐改善,我听了看了以后很振奋,这么个规模的基层中医院,在县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今天讲学,是院领导昨天晚上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让我给大家讲讲在当前形势下和现有条件下中医院怎么发展?中医药怎么发展?事先没有准备,临时列了几条,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就算是21世纪中医药发展的思考吧。

一、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

刚才我看到了省政协应中逸副主席为县中医院的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事业”感到很亲切。的确,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史,现在研究是六千多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都贯穿了中国文化,历史地看,中国文化发展了,中医也就发展了,中医没有离开中国文化,她像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一样,也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中医的一切理论和诊疗手段如望、闻、问、切,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这四诊八纲都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医理论和术语在人民群众中扎根很深,如中医说的“脾胃病老百姓都知道,“上火”老百姓很理解……这说明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遗产。我记得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博士在香港“中国文化与科学”的学术讲座上讲到:“关于中国文化有人问我,21世纪中国文化是个什么样子,”我的答复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答复很有远见,很有水平。中医是我国文化的瑰宝,近三十年来有很大发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制定了中医政策、中西医结合方针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发展,各省成立了中医学院,培养了高级中医药人才,195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后,各省也相继成立了中医研究院,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各市、县成立了中医院,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等等。中医药在防治人民疾病,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人民喜爱中医,党和国家重视中医,这是我们中医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后盾、力量和保障。

二、毛泽东主席和科学家对中医药的评价

首先我想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院士最近谈到:“目前科学正处于还原论向整体论发展中,中医注重整体、系统的观点,这符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药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中医药科学是世界生命科学最有可能取得最大突破的领域。”这样高瞻远瞩地看待中医使我们看到了前途。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始人之一钱学森院士,他在80年代左右就对中医非常重视,很欣赏中医的整体观,认为中医有哲学思想,对中医的希望很大,预言中医在今后的发展可能对世界医学起到革命性作用,对整个医学将有更大的改变。由此提出要建立一门“人体科学”的问题,来研究人体科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许按:以上不是原话,而是大意)。中国有成就的大科学家站得高看得远,寄厚望于中医药的发展。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早在1950年就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后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习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958年毛主席又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各省、市、自治区西医学习中医班以两年为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详见毛主席对《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时代伟人从科学的角度对中医的看法和推进,远远不是一般人所想得到的。那么我们学中医的,作为一个中医大夫,在21世纪这个年代,不能小看自己,要有雄心壮志,要发展中医,不要只讲看几个病就算几个病就行了,要看到前途的远大光明,任重而道远。

三、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医现代化

如上所述,既然对中医有这样高的评价,那么21世纪中医怎样发展?我觉得就是中医的现代化问题。没有中医现代化,中医就没有前途,就不可能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敦促的,现代著名科学家认识和预言的那样,就不可能发展。要现代化首先要继承,继承是个前提,发展才是方向、目的,没有发展就没有前途。我们要有刻苦学习中医的精神,将几千年来历代中医药学家不断总结出的理论掌握了,就有发展的条件。有人说,你们在古字堆里挑骨头,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就是要在古字堆里挑骨头,才能吮取精华,夯实继承的基础。如青蒿素的研究就是从“青蒿截疟”四个古文字而引发的。从现代教育改革的形势看,在我国有较好条件的中医学院,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成都等中医学院都将扩大改为中医药大学。这样,不仅可以培养更多的高级中医药临床人才,还可培养中医药的研究人才。不然仅靠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带教中医是很有限的,一个师傅仅能带3~5个徒弟,面小,中医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且不能排除门户之见。这是中医药教育发展的整个局势,是中医教育上的发展方向,也是促成中医现代化的主要基础之一。

四、中医药发展的有利形势

(一)我们中医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老百姓及病人的支持,他们相信中医

没有病人的支持,中医药是空的,这是基本的一点。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我们贫穷、落后、整体文化素质低。但老百姓有病后,我们可以用中药和针灸方法治疗疾病,方便、费用较低,这就是优势。为什么病人欢迎我们,不仅有疗效,还要有理论依据,这就是需要中医理论的指导。中医理论中的整体观点,辨证论治,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方法,处方时能治重点又可照顾全面,这就是中医理论的优势,我在1970年编写《新编中医入门》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时正处于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高潮,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中医复方的作用似“联合作战”的作用,陆、海、空如何配合,需要哪个兵种就上哪个兵种,配合得好,易于取得胜利。现在看来中医复方的作用确似“联合作战”的作用。近年来,对中医复方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多靶点、多途径、多效应的作用观点,其内涵与我所提的“联合作战”的作用是一致的,但前者更具有现代科学的说理性。以后我又想到中医处方亦可用厨师做菜来比,同样那么几个原料菜和调料,一个厨师与另一个厨师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高级厨师做出来的菜就是香……以此为喻的意图,就是我们中医既然有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本身一定要好好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提高技能,方能更进一步赢得群众和病人这个基本点。

(二)国际上中医热的有利形势

从国际上看,美国现在建立了许多中医学院,学中医、学针灸、研究中医。如果说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美国就那么容易出钱办学校研究中医吗?他们看出了中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看到了西医解决不了的某些问题中医可以解决,他们将中医和针灸治疗的办法称为补充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Alternative Medicine),主要原因是由于现代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用药产生的毒副作用较多等问题。多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医疗方法恰恰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中医正是在这些能够或至少可弥补这些不足的条件下在美国发展起来了,被权威人士认识为替代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应用,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两种医学结合可以达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其它如英国办了个伦敦中医学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与伦敦联合办的学校,这说明中国医学已经走向世界,在国际形势上,中医的前途是很大的,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三)我们国家的内在优势

首先我们有广大中医同志和中西医结合同志,他们热爱中医,兢兢业业地用毕生精力钻研中医,诊治病人,做出了许多成绩,他们看到了中医的生命力,看到中医可以解决人民的很多疾苦,他们没有灰心,信心很足,这是一个发展中医的坚实基础。从优势看,某些西医不能治疗的、治不好的,我们中医能治,也能治好,西医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中医还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是谁也否认和埋灭不了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发扬中医的良好基础,另一基础就是中药问题,有医就有药,中药的潜力很大,我国明代出版的著名的《本草纲目》中收载有1892种中药,10年前的资料中药已是6000多种,现在我国出了一本《中华本草》载药一万多种,这一万多种中药还包括了维吾尔族(医)药、藏药、傣药等,这个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是瑰宝中的宝贵财富,我们一辈子也研究不透。我记得早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有一位著名的朱子清教授研究中药,一、二味中药(如贝母)研究了一辈子,这一万多种中药中,我们可以从中选一、二种或几种进行临床研究,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你自己想在哪方面发展,要选择有发展前途的几味药进行临床乃至基础的研究,对个人的业务深化发展很有前途,就能发挥特长作用,这即是我们个人的前途,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医的前途,前途是光明的。

五、中医现代化的途径

从上我们返过头来看,21世纪中医要现代化,这么大的一个中医范畴,怎么发扬?怎么研究?如何现代化呢?根据我的思考,推敲为:

(一)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

继承是基础,发扬是目的。没有系统的学习、继承,就不可能发扬乃至现代化的问题。昨天我与同志们座谈时,还举了个例子: 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一位名中医叫恽铁樵,对中医《内经》等经典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当时国民党要取消中医的政策,奔走呼吁,组织同道,反对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中医的政策。那时中医处于低潮,他说:“中医的《内经》不能丢。”《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根本,是了不起的一部中医学著作,中医的很多理论都来自《内经》,因此他提出《内经》不能丢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还提出了:“不以《内经》为止尽”的观点,“还要学习解剖学生理学、胎生学(组织胚胎学),还要学习化学等……”这些名老中医已认识到中医的不足,他在当时就力倡中医要向西方医学学习,来扩大充实自己。现代西医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医学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人,在世界医学上占主导地位,可以说,它是当今世界医学的主流。作为21世纪我们搞中医的,我们不发扬,那就愧对老前辈。如果退到张仲景当时的年代,他也要发展,现在我们有条件,有什么理由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呢?今天我们就是要发扬,就是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中医发展是个必然趋势,不发展就没有前途。

中医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要充分借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天文学、气象学、现代物理学、现代生物物理学、现代生命科学等。二是要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它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唯一捷径。1987年我即提出这个观点(许自诚著《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与应用》,117页,甘肃科技出版社.1995年)。1992年我在香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仍重申了这一观点。因为现代医学是自然科学的分支,更重要的是研究的对象相同(人)。两种医学由于历史的关系,各自所用的思维方法相异,同一问题总结出的理论不同,解释的原理有区别而已,而且在认识和概念上有不少是一致的相通的。现在看来,我国创立兴办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道路,实践证明给中西医之间已架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中医现代化的发展。不走这个路,我们就要走弯路。

(二)中医基础医学的现代化问题

什么是中医基础医学的特点,什么是其优势?中医基础医学的范围较广,如病因病机学、阴阳五行学说、整体的观点、经络系统等。但我想整体的观点,系统的观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论是其特点和优势之一。西医从希腊希波克拉底开始也是整体观点,16世纪随着工业复兴,西方医学越分越细,继显微镜应用以来,细菌学、病理学、生理学等相继问世,至现在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工程水平、纳米技术,越来越深、越微观,怎么办呢?回到整体论上来了,即现在的“回归自然”。西方人学习中医的整体观,我们应该很高兴。这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所以基础研究就是要研究中医的整体观,那么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我们再学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学习脏腑学说,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我在60年代初提出脏腑学说(湖北中医学院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医杂志》,1962年第6期),就是在中医整体观的指导下提出的。同时也提出阴阴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哲学说理工具。脏腑学说的定义是以“心”为主导,以经络为联系,来研究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诊断、治疗、预防及其与外界环境相互联系的学说。“心”在《内经》中就指出是君主之官,像一个国家的皇帝的职务,指挥全国,指挥内脏及全身,这个“心”,实际上是指大脑的功能。20世纪50年代我们学习苏联,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和贝柯夫的大脑皮层与内脏相关学说,强调大脑皮层、高级神经活动对全身及内脏所起的调控指导作用。而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的高明论断。了不起啊,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不能小看我们中国自己。1961年中央卫生部领导在西学中班召开座谈会时我提出脏腑学说的观点,当时我只谈自己的看法:“古人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整体观点,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体也是一个整体,脏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维护脏腑之间的平衡协调状态。”不久湖北中医学院和我接到卫生部撰写论文的任务。那时,西医上有加拿大的塞里氏的应激学说,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后者占主导地位。我们在论文中把中、西医学体系作了初步对比和评估。在论文中明确指出,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而是中医理论的哲学说理工具。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应是脏腑学说。还指出中医有一套与西医不同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不久,我又提出“体表内脏相关”学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与脏腑学说紧密相关。以后几十年来我对脏腑学说继续研究充实,阐明了许多问题,如对我国历代医学家对以脏腑为纲及其相互联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研究等,对进一步研究脏腑学说提供了系统的、宝贵的资料(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编:《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脏腑学说的提出、研究和应用》,第137页,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我们应该将中医理论的核心“脏腑学说”深入研究,对今后指导诊断、治疗,研究中医理论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体内在的整体观中,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即《内经》中“凡此十二官不得相失”的内在规律性,似含有反馈机制。传统的解释是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五行关系为指导。实践证明,这个“规律”与临床不完全符合,如果我们对这种原有的解释进行深入地研究,通过大量的疾病,归纳分析,确定符合临床客观实际的百分比有一明确的结论,这样,我们对人体内脏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反馈机制就有了科学的依据,从而也摆脱了五行机械的、循环的说法对内脏关系解释的臆测,现在全国哪里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但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对推动中医核心理论的研究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20世纪80年代左右,西方医学也提出了综合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的观点,这对我们是个挑战,这个观点,首次提出将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指出,人体外部存在两个平衡,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人体内部也存在两个平衡,生理平衡和心理平衡。这也说明了与中医的整体观点,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统一,故其内涵有同一性。1984年我在北京召开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大会上提出了中西医两种整体观结合的必要性的问题,并作为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在理论上结合的基点和纽带,现在看来二者的融合是可能的。对中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整体观、系统观、脏腑学说等重大课题,要使其现代化,即把它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我认为必须要借助现代多学科研究途径和方法,尤其是现代医学科学手段及方法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另一个特点和优势是经络系统。用针刺治疗疾病是中医治病的一大特点,现代医学是没有这种治法的,自然也没有经络理论的指导。经络是中国2500年前的发现,世界第一(祝总骧:《锻炼经络百岁健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针刺治病,它的理论指导就是经络系统。古人给我们指出了十四经脉,即十二经脉加任、督二经脉。如何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祝总骧研究员用声、光、电的方法研究经络的结果指出:人体上的经络是与神经、循环系统之外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不同人种身上有,动物如羊、狗身上均有,是个独立的系统。此发现我真感到了不起,连经络在表皮上行走的路线多宽都划出来了(约1mm),其循经感传路线,基本上与十四经一样,他的研究及其他著名的经络研究的科学家如胡翔龙、程莘龙等证实了循经感传的问题,经络研究的如斯重大成果,证明了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进一步说明了必须要靠现代多科学的研究手段才能成功,至于经络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即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我们国家已将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要继续研究下去。据祝总骧的研究认为经络是一种“多层次,多形态,多功能的立体结构”,复旦大学费伦教授的实验研究认为“人体经络穴位的物质基础是以结缔组织为基础,连带其中的血管、神经丛和淋巴管等交织而成的”(萧言生引证于《科学通报》1998年3月)。

我记得原协和医科大学著名生理学家张锡钧教授在我提出体表内脏相关学说以后,他又提出经穴-大脑皮层-内脏假说,用条件反射的方法证实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扎针能把内脏病治好,必须经过大脑皮层的调节,再到内脏,达到治疗目的。他证实了针灸治疗内脏疾病的机理之一。由于每一个内脏器官都有一条经络,都有各自的循经路线,每一个疾病,都能反应到体表的相应位置。如中医治疗眼病为什么从肝论治,因为中医有“肝开窍于目”的观点,为什么开窍于目,就是经络的关系,即是足厥阴肝经:“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交(叉)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肋胁、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这一套理论,与眼睛联系,所以中医治疗眼病从肝论治,是体表内脏相关学说的具体应用,有些皮肤病与经络有关,曾见一小孩,二岁左右,从右侧手掌环指起,经前臂至上臂内侧循手少阴经路线呈疣状的一条皮损,黑褐色,宽约0.5cm,不像尺神经的分布范围,又不符合带状疱疹的分布改变与神经关系,我联系到1979年北京李定忠教授报告的循经皮肤病,用了药,几天以后明显消退,这一病例说明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西北经济不发达,没有条件将体表内脏相关学说研究下去,而张锡钧教授的研究,对体表-内脏相关学说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使这一学说有了现代化水平。我们县中医院搞针灸的同志,我希望将经络问题、脏腑与经络问题也要进行研究,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各种手段和方法,联系临床进行研究,走中医现代化的道路。

(三)中医临床医学的现代化问题

即指辨证论治、因人而异,个体化的诊疗体系的研究,西医就缺少这方面的内涵(西医现代也提出用药个体化的问题,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提出的)。如西医对消化性溃疡,诊断确定后用什么药,基本已确定,如先用H2受体阻滞剂(由西米替丁到雷尼替丁,再到法莫替丁),疗效不明显时,再用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埃索米拉唑等)。治疗上虽一步一步走,但是离不开“无酸无溃疡”的理论。诊断清楚,疗法即定,也比较好掌握啊!恰恰相反,中医的治疗能个体化,这是它的优势。

过去我们是按生物医学模式进行诊治疾病和科学研究的。由于“综合整体医学”的提出,生物医学模式已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不仅要注重人的心理状态,又考虑到社会因素,中医诊病历来把人看作中心,以人为本,把心理因素看得很重要,病害在人身上,不仅是个病,而是一个病人。我在兰州就听说咱们中医院注重医德,服务态度好,关心病人,这是继承了中医历代关心病人的传统,希望这个以病人为中心的传统发扬光大。这个医学模式的概念一定要牢牢树立,那辨证论治怎么研究?要走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的办法。首先在现有条件下,中医院每个大夫尽量做到病人来了先把现代医学对病的诊断搞清楚,尽量用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给病人一个放心,西医的辨病,主要是微观的诊断,这样中医的宏观辨证逐渐走向微观化。然后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结合病情辨证论治。若不搞清楚诊断,一是治疗心中无数,再则治好了也不知其所以然。以乙肝为例,光从脉症上看,不作乙肝“三系统”的检查,怎么知道是乙肝,必要时还要作乙肝脱氧核糖核酸(HBV-DN A)检查……再如妇科诊断早孕,光凭中医的滑脉很难确定,可能是,到底有多少符合率?那么作了尿妊娠试验一下就出来了,假阳性极少,我们何不乐而为之。把西医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把病人治好,来发展提高中医。有人说我们没有那个条件,那么就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做,做不了就用中医的观点把什么“证”搞清楚,写在病历上详细记录,随诊并防止误诊和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即使有问题法律上好说话。现在医疗事故发生了,不光是你专家说了算,还有别人来参加……若因未作尿化验,你把胎堕了,你说怎么办?能利用现代设备,尽可能利用,不就无形中提高了中医现代化水平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其次要提高辨证论治的能力。首先是中医“证”的指标必须明确,而且要量化。如发热,测体温多少℃就是量化的例子,光凭宏观辨证论治,不管量化就提不高中医水平。宏观指标清楚了,对每个病的证型确定了,根据该病的证型选方用药。过一段时间证候变了就跟着变化,不要光加加减减。同时还要摸清现代医学上的一个病在中医上可分几个证型,分清了就能把中医疗效提高,就能上一个台阶,这一点对弘扬中医优势非常重要。所以要提高水平,先从证上下功夫,既从宏观上现代化,也要从微观上去重视,这关系到与国际接轨,让中医走向世界,否则如乙肝,光从中医上讲,人家承认你的肝气郁结吗?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总之,我们要采用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方法,病证结合,提高诊断水平、辨证水平、走现代化道路,要千方百计把疗效搞上去。

再就是探讨“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前面已谈到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的捷径。1949年以来的临床实践证明,“病证结合”(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模式。但是这种结合的理论根据或理论基础至今未见明确报道。而李振英及我等在研究病证结合的过程中发现西医的“病理过程”则是病与证结合的理论基础。理由有三:一是西医的“病理过程”存在于不同疾病中,共同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即病理生理变化),如炎症、发烧、水肿、缺氧、水电解质紊乱、循环障碍、休克、血栓形成、肿瘤等。而中医的“证”同样有西医的“病理过程”,它的本质就是与其相关的机能、代谢和结构的异常改变。二是“病”与“证”在一个病人身上同时存在,二者的“病理过程”自然是平行而交叉的关系,绝不能截然分开。如一个疾病可有一个或多个病理生理学改变,在其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可出现一个或多个中医的“证”或证型,换言之,可出现一个或多个病理生理学改变(这是“同病异治”的理论基础)。不同疾病中出现的同一证型,反映了不同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一的“病理过程”(即“异病同治”的理论基础)。也因西医的病理生理学,是从局部走向“活”的整体实验的一门近代学科,而中医学则是从“活”的人的整体上经过长期直接实验探出的一门学科,二者都有整体观点。可见“证”的病理过程与之病理生理学变化有其共性基础。三是我们的临床实践多次证明,通过辨病与辨证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法,实行辨证论治的结果,达到病证同治、再到病证同愈的双重效果。从而反证了病证同愈的根本原因(机制),在于改善或消除了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改变。因此,我们认为“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就是西医的病理过程(即病理生理学改变)。如果我们在此“病理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探讨各种病和证在机能、代谢及形态结构变化的理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促进中西医结合走向整体结合的理论发展阶段,逐渐形成出一套完整理论体系的结合医学,这也是世界医学发展的趋势。

(四)中药现代化的问题

中药的品种很多,主要是植物药,潜力很大。现在转回了“回归自然”,吃饭也讲绿色食物,尤其是中药副作用小,现世界上注重天然药物的应用。中医治病主要用植物药,为什么人们喜欢吃中药,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中医治病的一大优势。现代的西药,人工合成的多,副作用较多,有后患之虞。去年美国有篇文章,统计用西药者27%发生副作用。我国有不少人怕西药的副作用,这些均提示中药的应用前景。中药的现代化问题,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单味药的研究,一是复方的研究。就前者而言,每一味中药都有很多有效成分,同时也是一个复方,要结合临床,将有效成分搞清楚。从有效成分中选择应用中药。如传统用麻黄主要用其解表、发汗、定喘,有效成分是麻黄素,光此够不够?不够,麻黄还有利尿作用,其有效成分为假麻黄素,为什么急性肾炎病人用麻黄,达到利尿效果,就是因含有假麻黄素的原因,这就说理性强了。现代西医主张从单味药的有效成分选择应用治疗某一个病,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研究。但中医治病的优势主要在复方。从复方而言,其研究比较难,太复杂了,需要多学科协作研究。现代研究复方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中药的作用不是一部一点的作用,而是多效应的关系,以及副作用少。为什么用附子一定要加生姜、甘草?可以减少副作用啊!为什么麻杏石甘汤中用石膏,就是抑制麻黄发汗的副作用,保留了它的定喘,并取石膏的清肺作用。此即为中药复方的“联合作战”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可见中药复方中多成分多效应的研究,很可能是世界医学研究的趋势,是解决多种病同时存在的良好途径。这也是今后我们中国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复方药理作用研究的困难性复杂性,希望大家开处方时不要开大处方,一方面太大就复杂化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浪费。古人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而在精”,用上十一、二味或十三、四味,我看就差不多,还可以少一点,少了便于研究和总结。

另外关于大型输液的问题。复方研究到一定程度就要搞大型输液,现虽困难很大,但方向是要这样走的。

再一个是中药产业化的问题,我们现在中药没有较大的发展起来,可能是因没有搞产业化和进行科学的以医药学证据验证中药疗效有关。如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的复方丹参滴丸出来后,得到美国FDA(食品与药品管理委员会)的承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并且还在进行大样本的Ⅲ期临床验证,不这样做就打入不了国际市场。过去认为是包装问题,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个包装问题,主要是看实际治疗效果。这是我国唯一一个才打入国际市场的药物,希望我们国家要多出几个像复方丹参滴丸这样的药物。这样产业化、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验证,是保证中药疗效、质量和安全性的有力措施,同时对于防止假冒伪劣中药产品也有重要作用。临床上搞一个中医治疗某病的新药,在认识和实践上也是逐步提高的。如70年代,北京搞冠心Ⅱ号时效果很好,但冠心病人的气短问题解决不了,后来我在冠心Ⅱ号的基础上加了生脉散,气短解决了,心绞痛的发作也少了。因为冠心病在中医的病因病机学上不光是气滞血瘀,气虚也可血瘀,气不足了无力推动血液的流动而易形成血瘀,堵塞血管,不通则痛。1979年我参加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时我谈了这个看法,当时董建华、任应秋、邓铁涛、方药中等我国著名的老前辈、名老中医均在,方药中立即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我们学习中医药理论,要通过实践去体验,方能不断提高自己。建议药厂、药业有限公司在研发某一种新药时,一定要理论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另外我建议我们中医院要在中药上下功夫搞一个拳头产品,这不仅可提高治疗效果,提高中医院的威信,还可增加医院的经济收入。

今天讲了这些临时的想法,作为今后中医药发展的思考供大家参考。我们要看清形势,勤奋学习,勤奋实践,把中医药的宝库发掘起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宗旨。光荣神圣的宗旨,要继续发扬,立足发展,走现代化的道路,希望会宁中医院有更加令人振奋的发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掌声)。

(2000.11.20根据录音整理,2009.7复校修回)

许自诚简介

许自诚,甘肃临洮人,生于1924年9月4日,1950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院,1958年又在湖北中医学院“西中班”系统学习中医3年。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40余年,为我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专家。历任兰州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内科教授,硕士研究生授权导师,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和中医教研室主任,主任医师。曾兼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1~2届理事及甘肃分会第一副理事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1~5届编委。现任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高级学术顾问,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顾问。著有《中医脏腑学说的研究与应用》、《许自诚中西医结合治病经验选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伤寒论讲义·总论》、《实用中医内科学》、《新编中医入门》等书。2004年被甘肃省政府授予“甘肃省名中医”称号。

自传收入英国剑桥《国际名流传记字典》(第二十四版)、《中国当代自然科学人物总传》(第一卷)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编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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