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草，功绩不朽

修订本草，功绩不朽

李时珍修订本草的志愿，是他行医不久便确定的。

我国本草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史。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文化灿烂辉煌，令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惊叹不已。药物学方面的遗产也丰富多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相传，神农传下的有365种本草。神农被认为是我国药物学的始祖。《神农本草经》（简称《神农本草》）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本草学著作。据考证，《神农本草经》并不是神农所著，而是汉代人假托神农之名问世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医疗经验和当时认识到的药物365种。

从汉代到明朝的一千五百多年中，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日益丰富，本草学也日益发展、完善起来。在这段时间里，历代医药家又编纂了很多新的本草，数目不下二三百种，大大地丰富了祖国的医药学宝库。

南朝齐梁时期大医药学家陶弘景编写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集注》将《神农本草》中所收载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加以注释和整理，又补充了汉、晋以来新发现的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共收载药物七百三十种。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由大臣长孙无忌、李勣（jī）等领衔编纂、由苏恭实际负责编著的《新修本草》宣告完成，并由政府在全国统一颁行。《新修本草》共收载药物844四种，是我国第一部官修药典。

宋朝编撰了许多医学书籍，有关本草的，影响较大的有刘翰、马志的《开宝本草》，有掌禹锡、苏颂的《嘉祐本草》；最值得重视的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由四川名医康慎微所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证类本草》是我国当时最完备的本草学著作，一共收载药物1455种，同时附有药方3000多个。

李时珍是一个喜欢读书并善于思考的人。当他23岁科考失败后，便一头扎进书屋，研读了大量的书籍，像《神农本草》、《新修本草》、《证类本草》这些医药类名著他都仔细地读过。

后来，李时珍经过自己的行医实践以及所见所闻，渐渐地感到我国古来的本草同明朝当时的用药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符合，旧本草不只是品种不全，而且还有许多错误。

就拿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来说吧，这是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李时珍也非常赞叹唐慎微学问实在广博。《证类本草》汇集了名家本草的药物和民间许多的单方、验方，使这些民间和古来的用药经验能够流传下来。这些功劳都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李时珍也发现《证类本草》这部权威书籍存在着一些错误。

“本草”就是中药。由于绝大多数中药来源于植物，其中又以草类最多，所以中药书都以“本草”命名，其实“本草”中包含有虫、鱼、鸟、兽、矿物等不同的种类。

可是，在《证类本草》中却划分得很混乱，生姜、山药是两种菜疏，《证类本草》却把它们列入草部；槟榔、龙眼是两种果子，《证类本草》又把它们列入木部。

还有《证类本草》有的地方把两种甚至几种药混淆了。如把葳（wēi）蕤（ruí）、女萎二种药草并为一条使用，这就是个差错。葳蕤是一种矮小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色的钟形小花，叶子像竹子，所以又名玉竹，是一种常用的滋补强壮药。女萎，也称万年藤，茎长数丈，是止痢消食药。可见，这两种药外观与作用都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能混淆的。

其他本草书籍也有类似的错误。

如硝石与芒硝。硝石也称火硝，它的主要成分是硝酸钾。芒硝又名水硝，它的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钠。但是历代各家本草对硝石和芒硝的成份差别都弄不清楚，错加注释。

五倍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药品，有收敛止血的作用，可治久痢脱肛、水火烫伤，也是当时的一种常用的解毒剂。但是五倍子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宋朝的《开宝本草》中说五倍子是草部；《嘉祐本草》的作者看到五倍子生在盐肤木上，所以认为它是盐肤木的果实，又把它归入木部。李时珍发现了这两种说法，发现它们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缺点，那就是，五倍子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问题，哪一本书都没有搞清楚。他对现有的答案很不满意，认为不能因为这两部本草都是很有名的就去盲目相信，而应该根据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于是他花了许多时间观察到了五倍子的形成过程。

他发现，五倍子是“（bèi）窠（ké）也”。虫就是蚜虫，五倍子是蚜虫寄生于盐肤木上而形成的。五倍子蚜虫很像蚂蚁，每年五、六月就开始在盐肤木上活动，并渐渐在叶子间形成虫瘿（yǐng），也就是一些虫囊，这些虫瘿开始时很少，渐渐长得坚硬起来。大的像人的拳头一样，小的象菱角，形状有的圆、有的长，不很规则。开始时呈黄绿色，时间一长就变成红黄色。缀在枝叶间，不细看，确实很像树木结的果实。但是敲开它那又薄又脆的壳，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小虫。由此可见，它并不是树木的果实。山区的老百姓采来五倍子以后都要先蒸熟，再保存、用药等，防止时间长久了，虫子会穿壳而出或者五倍子腐败。

有的本草认为“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黄精是一种补药，无毒，钩吻却有剧毒；旋花与山姜也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分别属于旋花科和姜科。这些东西怎么可以互相混淆呢？

在历代诸家的本草书中，这样的错误不胜枚举。李时珍越读书，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便越想及早修订《本草》，编撰出一本让人信得过的《本草》来。

药搞错了，尽管医生处方开得再好也还是不能治病，甚至会因此引起医疗事故。

李时珍的眼前时常浮现出那位渔夫老庞和他的妻子的样子，因为药局把“虎掌”和“漏篮子”两味药弄混了，差一点儿搞出人命来，幸亏李时珍发现的及时，才救了那位穷苦人的性命。而造成这样事故的原因就是，药书上说，漏篮子又名虎掌，把本来不同的药等同起来。

李时珍想起有些方子治死人的惨痛教训。一次，有个医生给患癫（diān）狂病（即精神病）的人开了方子，其中有一味防葵，不料病人服后马上就死去了。又有一个医生给病人开了一种叫黄精的补药，结果也吃死了。原来，药书上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钩吻等同起来，而狼毒和钩吻都是毒药，这样不仅不能镇静和大补，相反却会导致人死去。

李时珍记起自己二十岁时的那场病，骨蒸病纠缠了他很久，而按照药书上说，柴胡和麦冬可以润肺治寒热，父亲为了止住他咳嗽发热，就曾用了不少这样的药，结果都不见效，还是后来父亲改用黄芩（qín），才治好了他的病。而黄芩为什么能治这种病？药书上并没有提到。

这样看来，老是照药书上说的去用药，不是要出更多的乱子吗！

李时珍深知病人们的痛苦和期盼，他立下宏愿：我一定要把古代传下来的药书，好好整理一下；把其中的错误改正过来，把没有提到的补充进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无愧自己行医多年获得的名医称号，才对得起信任自己的诸多病人，才能让自己这颗善良的心平静下来。

考订本草，这是李时珍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的主攻方向。由于李家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的切身经历，他深感“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它不仅影响医生的技术发挥，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本草的各种错误代代相传，危害大，李时珍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更坚定了他考订本草的信心。

这一年大约是明朝嘉靖二十三年以后，李时珍30岁左右的时候。李时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惊奇地说：“你是想重修‘本草’吗？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

重修“本草”的艰难程度，李时珍当然是知道的。编修一部新的“本草”，必须要改正旧的，补充新的，而且要保证编修的正确性，不知要花多少人力、财力。

李时珍又问父亲：“唐慎微他们是怎样编修‘本草’的呢？”

李言闻说：“那是经朝廷批准的，不然的话，谁有力量去做呢？”

李时珍说：“我们也可以请求朝廷批准啊！”

李言闻苦笑着反问：“朝廷能批准我们这样的人来修订‘本草’吗？”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李时珍发现修订“本草”这件事，实在是困难重重，可是，他太了解修订“本草”这件事的实际价值了，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任凭错误百出的“本草”再世代相传，误伤百姓了。

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编修“本草”的准备工作。

他一边行医，一边大量阅读与“本草”有关的各种书籍，以丰富自己在医学方面的学识。

为了提高自己的阅读、写作能力，他还读了大量的经史百家名著，做札记，谈认识。他还读了许多前人未加注意、未曾引用的书，企图从古代学术宝藏中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如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诗，告诉他蔗浆是寒的，使他更了解蔗浆泻除中热的功用。他还从苏辙的“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百玉浆”两句诗中，得知了栗子的妙用。他用之于临床治疗，也发生了效力。

有一次，他读过《楚辞》中的“将与鸡鹜（wū）争食乎”，“将泛泛若水中凫（fú）乎”两句。立即发现了陶弘景、寇宗爽等人把凫与鹜混淆的说法，严格地辨明了二者的区别。认为古“凫”看作野鸭，而“鹜”则是一个家鸭。

李时珍也不轻视稗官小说，这使他收益很大。他利用行医的空闲时间，把握一切可读书的时机，阅读了好几百种像《泊宅编》、《两山墨谈》那样的笔记。刘贡父的《芍药谱》、沈立的《海棠谱》、范成大的《菊谱》、戴凯之的《竹谱》、叶廷珪（guī）的《香谱》、苏易简的《纸谱》等等，他也都细细地阅读、研究。在后来他为编撰《本草纲目》而对各种药物进行考证时，这些谱录式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对于边远地方的药物生产情况，他不大容易了解。因此，李时珍对于像《南方草木状》、《桂海虞衡志》、《凉州异物志》这类书下过一番工夫。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等人七次下西洋。跟随他们去的一些人，如马欢、费传、巩珍等人，回来后都写了书，叙述沿途经历和各地风俗材料，李时珍便利用他们所供给的材料研究外国药。

在读书的过程中，李时珍总是细心地分析、研究、思考。他一方面肯定书中正确的方面，同时，对书中的矛盾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都一一摘录下来，以便核实和更改。

在阅读各类书籍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本草”书远远不能囊（náng）括医家的丰富经验。从《证类本草》问世到李时珍生活的明代，已经过去四个多世纪了。这四百多年来本草学仍然在继续向前发展。

随着医家与各种疾病的顽强斗争中，一些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经验，在古代医学的基础之上，又有了新的收获。

金、元时期有四大医家闻名于世，他们是：主张用寒凉药的刘完素，他针对宋代的古板的医务制度，规定医生处方用药必须使用官方颁布的方剂，使用成药也不许任意变化配方，主张处方用药要注重实际，因人而施。病人的生活状况、所处环境及病情各不相同，用药也应该有差异，不能强求一律。常用攻下药的张子和，敢于用峻激的泻剂和吐剂，广泛应用“攻病三法”（即发汗、催吐、泻下），注重攻法，慎用补法。擅长用补养脾胃药的李东垣，研究滋阴降火药的朱丹溪。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yuán）、朱丹溪四家，即所谓：“金元四大家”，提出了不应当盲目搬用古方的观点，指出了旧医书和本草的许多讹误不足之处。他们研究新药理，推广新药效，发现新药物，讨论如何组成新的有效方剂，出现了良好的争鸣气氛。他们的学术争鸣对李时珍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增强了他重新修订本草的意愿。

另外，宋元时期海陆交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超过了唐朝。1973年，考古人员在福建省泉州湾发现了一艘宋元时期沉没的海船，船舱中除有大量的古铜钱和瓷器外，还发现许多药物，如沉香、檀香、水银、朱砂、胡椒等。由此可见，那时我国与国外医药学交流已经相当发达。那么，宋元时期引进的一些药品就没有归入“本草”书中，需要在书上填补新内容。

元朝时，由阿拉伯邀来了医生，在北京开设了“回回药物院”，并且翻译了阿拉伯医药书籍《回回药方》。

明朝时，郑和七次奉命下西洋，最远航行至非洲东岸。后来，随行人员不仅记录了旅行经历，还带回了芦荟、乳香等外国药材和许多国外的医药学知识。

随着本草知识的日益丰富、发展，旧本草早已经不够用了。应当早日有一本新的本草问世，来全面总结祖国本草学的新认识、新经验，以提高医药学的水平，更有效地为人们治病。

研读了大量书籍，探讨了新知识后的李时珍，修订“本草”的决心更大了。

一边行医、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的李时珍，读了许许多多的医药书籍，记下了好几柜子笔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35岁的李时珍认为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开始编写修订“本草”了。

他把这部著作取名为“本草纲目”，加上“纲目”两字，是因为他设想将这部书作新的归类，使它纲目清楚，查阅方便，便于使用。因此体例上一定要条例清楚，提纲挈领，细目分明，因而取书名《本草纲目》。

同一年，他收了一个叫庞宪的徒弟。徒弟很勤奋，为人忠厚仁德，后来成为研究《灵枢经》的名医。他也是后来李时珍著书和采药时得力的助手。李时珍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根据自己的分析，按药物的名称、形状、产地、功用等项目编写，将名家说法罗列进去，加以比较，他一边着手书本考证，一边进行医疗实践，实践经验帮助他解决了不少难题。但是，工作越深入，难题越多，他发现各种本草书中对药物的名称、形状、产地、功用等记载往往写不清楚，有的记载相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书中有解释，但是插图少，语句含糊，不能让人一目了然。

工作开展后，碰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他的心情越来越急。

李言闻看出儿子的心思，就对他说：“编一部《本草》，要把全国出产的药物都重新查访过”。“历代医书的作者中，许多人就是没有对药物进行一番实际调查，而是抄来抄去纸上猜度，所以闹出许多分歧和笑话。”李言闻又鼓励儿子说：“你不是写过《蕲蛇传》吗？回忆一下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李时珍当然不会忘记自己胆战心惊地观察龙峰山上的白花蛇那段经历。为了写好《本草纲目》，并使这本书具有真知灼见，真正拥有实际价值，李时珍决定自己亲自上山，遍采药品，在实践上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于是，他先把要查访的药物开列名目，先找本地出产的，再找不容易寻到的；自己找不到，就向当地人请教。他先在蕲州周围查访，这里不少人认识他。他为人谦虚，又不耻下问，不论是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都要请教。人们知道他的意图后，都乐意为他提供情况，甚至和他一起去寻找可供制药的动植物和矿物。

一天下午，李时珍身背药箱走进一个山谷，眼前忽然一亮，他发现满山遍野开着一种白色的山花。这种草，茎直立，圆滑而绿，叶子很像茄子叶，花开白色，喇叭筒状，很像牵牛花，果实圆而有芒刺，中间有许多细小的种子。他急忙向路边的一位樵夫打听，得知这花叫曼陀罗花，俗称“洋金花”。据说，有些人曾用它的花酿酒喝，或者把它结的种子用酒冲服，结果，使人相当长时间里手舞足蹈，狂笑不止，可是他自己笑了还不知道，还觉得恍恍惚惚，飘飘欲仙，挺舒服的。

李时珍听了以后，心中一动，他知道这些症状说明这种东西有麻醉作用。他还知道早在东汉时期名医华佗就创造过“麻沸散”，用来进行全身麻醉。但是麻沸散到了明朝早已经失传。他在想，莫非东汉名医“华佗”失传的“麻沸散”是用洋金花做原料的？

为了验证曼陀罗的麻醉作用，李时珍亲自采来了一捆曼陀罗花，在通风处摊开阴干，然后将其研成细粉。经过反复试验，发现这种花果然具有麻醉作用。李时珍后来给一个病人“割疮灸火”以前，就用曼陀罗花末与火麻子花末各一半，给病人用热酒调服3钱，然后病人不久就“昏昏如醉”，失去了知觉。这时再施行手术，病人就不会有痛苦难耐的感觉了。

今天，我国医务人员通过大量临床验证，充分证实了李时珍的实验结果是十分正确的，重新发掘了中药麻醉这一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以曼陀罗为主的中药麻醉，安全、有效，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外科临床手术中。

初次实地考察竟揭示了失传千年的华佗“麻沸散”的秘密，这是多么大的收获啊，李时珍受到了鼓舞。他更乐意不耻下问，拜当地农民、渔民、樵夫、猎户、药农为师了。人们也乐意帮助这位名医，把捕获的鸟兽、采摘的药草，送上门来供他研究。

许多“本草”书里提到过“芸薹（tái）”，但是它究竟是一种什么药，却没有写明白，名家的注释也不清楚。李时珍到山中寻找也没有找到，便访问种菜人，仔细地观察了这种植物后，才知道它的俗名叫油菜，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叶子似白菜等等，找到了这种事实上人们常见到的药材。

由于李时珍不耻下问，使人获益匪浅。他常想：豺、狼、虎、豹能否用来制药呢？李时珍向猎人请教。猎人告诉他说：虎血可以壮神强志，是一个好东西。一位专治蛇毒的能手告诉李时珍说，各种各样的蛇，多到上百种，专门医治蛇毒的草药有80多种。李时珍马上把这些经验和草药记录下来。有位药农带李时珍去挖茯苓（fúlíng），药农看到松树根上有弯弯曲曲、像丝一样的东西，就向下挖去，结果挖出一颗褐色的大茯苓。药农还告诉李时珍，这东西制成药，可以利尿。

一次，有一个卖药的，见李时珍在寻访草药，就从药袋里取出许多药，向他介绍说：“这是常山，可以治疟疾；这是麻黄，可以治喘病；这是黄连，可以治痢疾；这是三七，可以用来止血……”

提到三七，李时珍记得这种药在历代本草都没有提到，于是李时珍进一步采访四方，研究三七这种药。

三七，又名金不换，是一种贵重药品。李时珍发现三七是军中的金疮要药。该药生长于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是近几年才发现的药物。李时珍在行医中发现三七治疗跌打损伤的功效很突出，所以他考察了三七的产地、形态特征、气味、主治、用法，将它收入《本草纲目》中，并指出三七能治一切血病，尤其对于出血和淤血具有显著的效果。同时，他把《濒湖集简方》中八个三七用方编入［附方］中。他说：三七根气味“甘、微苦，温，无毒。”有人讲三七又名山漆，是由于它能愈合刀伤创口像漆沾东西一样，故而得名，李时珍认为它很有道理。这种药只要把它嚼烂，敷在伤口上，出血马上就能停止，青肿也会随即消散。

《本草纲目》行世以后，李时珍的这一重大发现迅速得到推广，三七被医生们普遍采用，广泛用于治疗各种血症。“云南白药”的主要用药就是三七。而现在，三七更广泛地应用于战伤救护和外伤科、妇科、内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近年来，发展为心血管病的常用药。三七这一珍贵药物的应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已经越来越大。这些，都应当有李时珍的一份功劳。

李时珍带着徒弟庞宪和儿子建元，从蕲州出发，历尽风霜，长途跋涉，进行实地考察。许多药物蕲州一带找不到，就去外地找，南方不生长，就到北方采。

第一次查访花了他整整三年的时间。李时珍屋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标本，挂满了绘有鸟、兽、虫、草的图画，连他的院子里，也种着名目繁多的药草。

在他38岁那年，他到了楚王府，后来又到了京都太医院。在那里，他没有追随当时的风气，讨好皇家，炼丹随和。而是一面争取国家对他编修“本草”这一工作的支持，一面饱览古代医学典籍，研究在民间很少见到的名贵药材和进口药材。这使他大开眼界，帮助他积累了更多的知识。

当时的朝廷，可以花费巨资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却不愿拿出一点点资金支助李时珍作非常有价值的实际工作。

李时珍知道一切都需依靠自己去成就这番艰难的事业。于是他任职一年后，便弃官回乡了，决定集中精力实现宏愿。

在李时珍南归途中，他念念不忘本草，随时为重修本草收集材料。他看见北方的车夫常常带着一种叫旋花的粉色小花，就问他们为什么？车夫告诉他，这是“暮归煎汤”饮用的。因为他们是干力气活的，这草每晚煎汤饮下，可以舒筋活血，补气长力。李时珍从车夫身上找到了旋花的效用，并收入《本草纲目》。

回到家乡，李时珍一面行医，一面正式编修《本草纲目》，由于经过实地查访，又到京都开阔了眼界，因此工作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几年后，李时珍又发现了许多不很清楚的地方，于是，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已经四十七岁的李时珍，又开始了第二次外出查访。

登山爬岭，对于已四十七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很辛苦，但是一想到许多病人还在受病痛的煎熬，许多药局还沿袭着旧本草的错误，他便又抖擞精神出发了。

第二次外出查访，费去了四五年时间，他作了多次远程旅行，足迹遍及长江南北。到过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江苏、河南等地。他们风餐露宿，身上带着一点干粮，饿了就啃一口干粮，渴了就捧一捧山水，摘一点野果子。无论山有多高，路有多险，丛林有多深，危险有多大，哪儿盛产药材，他们就往哪儿走。困了就席地而卧，采来了药便小心地晾晒，精心保存，这种艰辛的披星戴月的生活，没有使这位50多岁的老人屈服，相反，却使他相信，只要努力，没有达不到的目标。

经过这次查访，李时珍又找到许多药物，并搜集了许多民间单方和书籍文献，这才回家埋下头来编修《本草纲目》。

他计划编修的这部书，要求图文并茂，这就需要制作许多幅药物形态图。再加上把手头有几百万字的笔记，外出查访的资料，整理成条理分明的一部药典，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尽快把这部巨著编修出来，李时珍白天除了行医外，利用一切时机伏案工作，没有一刻的轻松。同时，他还动员全家人一齐动手：有的抄写、有的绘图、有的校对。到了夜晚，李时珍立刻翻阅笔记，整理查对，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一切准备。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李时珍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医学上。繁重的工作使一个健康年轻的人都深感疲倦不堪，而他却仍然坚持着，从不放松一个细节。是他对事业的热爱和那份责任心促使他付出了远远超过他当时年龄的人所能付出的精力。

一稿完成，又经过三次修改。大约在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这部凝结着李时珍一生心血、汇集和总结了古今药典精华和广大劳动人民药物知识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终于完稿了。30年左右的辛苦劳动，李时珍送给人类一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礼物《本草纲目》。

除了这部巨著之外，他还写过《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食物本草》、《集简方》、《蕲蛇传》、《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濒湖医案》等书，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长期辛劳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李时珍的身体健康。书稿完成以后，要把它传到世上，并不容易。李时珍拖着孱（chán）弱的身体，奔走了好几年，一直没有结果。而几十年编撰《本草纲目》已经使他耗费了所有家财，没有能力掏钱请人刻字印行。直到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左右，南京一个出版商才答应出钱刻印。

书稿开始刻印的第二年，李时珍病势加重，他被困在病榻上，日日惦记着这部书的出版。直到1593年初秋，这位一生为解除别人的痛苦而生活、为别人流尽最后一滴汗的“医中之圣”离开了人世。临死前，他一再叮嘱家人要争取机会，使这部书广泛流传。

当李时珍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悲伤不已。下葬那天，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会葬的人，就连贫苦的人们，也要到他的墓前抛下一陌纸，以表示对这位仁德的李大夫的难忘和感激之情。

在他去世后一年多，《本草纲目》印成了书。

李时珍生前曾说过：一部有价值的书，终究是埋没不了的。《本草纲目》出版后，各地医生纷纷前来购买，买回去一看，果然比《证类本草》要好得多。于是更多的人抢着要买这部书。50年内竟翻印了3次。直到今天，这部药典仍然是每个中医必读的书籍，并为世界药物学者和植物学者所重视。

李时珍医学智慧的结晶《本草纲目》是我国药学宝库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它收药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在当时是空前的。全书共190万字，52卷，记录了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等药品共1892味，其中总结民间经验增加的有374种，并附有历代药方11096个，以及1110幅插图。根据药物的性质，李时珍又把它们分别列为火、水、土、金、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每部又分若干类，共62部。它的主要成就如下：

第一，纠正了历代本草相沿的许多错误，系统地整理、总结了当时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新成就。如把实际是两种药物被混为一物的葳蕤与中萎分清，把被误列为草类的生姜、薯蓣（yù）归为菜类，等等。

第二，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把收录的全部药物分成16个部分，每部再分，共62部。分动物、植物、矿物分类。在植物学上，依据植物的生态和习性进行分类，采取“析族区类”的办法；在动物学上，按动物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起来；在矿物方面，按照从无机到有机的顺序排列。便于查找。

第三，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对各种药物的记述，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很细。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第四，纠正了一些反科学的见解。如关于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这种说法的批判，对于“草子可以变鱼”的更正。

第五，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它不仅对药物学有详细记载，而且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气象等方面都有广泛的论述，作出重要贡献。

第六，辑录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献，在原书佚失的情况下，由于《本草纲目》的摘录，得以保存下来。

《本草纲目》是一部不朽的巨典，近四百年来，已在我国翻印了30多次，得到世界人民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