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上医读书时

难忘上医读书时

谢基立

1953年秋，我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大学生活。五年时光，不过占人生十几分之一，却给我留下许多回忆，终生难忘。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已届古稀之年，有道是，人到老年，更加怀旧，春花秋月，风雨晨昏，窗前明月，屋角斜阳，每触景生情，不由得回想起在上医读书时经历过的一幕幕情景，往事悠悠，耐人回味耳！

茅屋教室催人奋进

探亲访友或办事，我常常去上海，每次到故地，总要情不自禁地涉足母校，漫步校园，大学时代的情景，似乎又重现眼帘。

往日的母校，那幢金碧辉煌的琉璃瓦盖顶的大楼，是校园主体建筑物，大礼堂、行政办公室、各教研室、实验室等，都分设其中。1953年秋，我作为新生报到后，万万想不到，我们的教室竟是在这幢大楼后的两幢茅屋——毛竹为梁柱、竹片为四壁、糊以泥巴和石灰的陋室，屋顶盖油毛毡和稻草，真是名副其实的茅屋啊！茅屋教室与校园内几幢大楼参差错落，看上去显得不伦不类，气氛很不协调。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大量医务人员，要求医学院扩大招生。那年开学典礼，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副院长说，如今我校一年招生数比以往在校学生总数还要多，校舍不敷应用，而办学经费拮据，国家暂时拿不出许多钱，我们为国家分忧，在校园内搭建两幢临时性简陋的房舍充作教室，委屈大家了！

我们医学系内外妇儿4个专业大班，共约250人，分别挤在并列的两间茅屋教室里，每人一张带把手的靠背椅，可勉强记笔记。教室内装几盏日光灯。如此简陋的学习环境，并未影响大家奋发上进的激情，我们在茅屋教室度过5个学期。当年任院长的陈同生说过，这两幢延安“抗大”式教室，是我们艰苦办学的见证，日后可作为“古董”陈列在校园内，让后辈毋忘上医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

如今重返校园，当年的茅屋教室不见了，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伫立在那片“遗址”上，良久，良久，面瞻沧桑，不禁百感交集，嘘唏不已！放眼望去，只见校园内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教学大楼，图书馆大楼，大礼堂，治道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芳草遍地，万紫千红，令我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啊，母校变得更大更美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上医学子啊，能不忆母校，能不忆已故的师长！

答不上题时的尴尬

学生时代，大庭广众之下答不上老师的提问，以致羞得面红耳赤，是最难堪的事儿，也许每位医学生都经历过，不过难堪之后，答不上的这个问题，经过一番“强化刺激”，从此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终生不忘，真是“坏事变成好事”啊！

那是1956年春，我读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学“外科学总论”，其中麻醉学章节由吴珏教授讲授。那天，我们到中山医院见习，观摩带教老师操作腰椎麻醉，见腰穿针进入脊髓膜下腔后，让脑脊液一滴一滴地滴入普鲁卡因灭菌安瓿中，经过溶解后再加入几滴高渗葡萄糖液，然后将这个“普鲁卡因脑脊液”回注入病人脊髓膜下腔。过了一会儿，腰椎麻醉生效了，下腹部手术开始进行。

退出手术室之后，吴珏教授给我们讲解腰椎麻醉操作要领，并且进行提问。他问道：普鲁卡因粉剂用脑脊液溶解后，为什么要加入几滴葡萄糖液？当场一片沉寂，无人自告奋勇地回答，于是吴教授点站在前排的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为了调整渗透压。吴教授摇摇头，面露十分严肃的神态。我知道“豁边”了，心扑扑跳。老师并未责备我，只是说：“你回去翻翻我编写的讲义，就会明白。”

我羞得面红耳赤，十分难堪。课后翻阅讲义，恍然大悟，原来，加入葡萄糖液是为了调整比重，让注入脊髓膜下腔的普鲁卡因液下沉，这样只有腰椎段脊神经被阻滞，保证下腹部手术的进行，支配呼吸肌的胸段脊神经则不被涉及，不至于发生呼吸肌麻痹，此乃保证病人安全之举也。可见，加入葡萄糖液多么重要！

经历这场难堪，犹如交了“学费”，从此这个问题我深刻领会，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记忆犹新呢！

难忘的一课

那天，我们儿科班同学到儿科医院见习，带教老师秦锦荭将我们这个小组领到一位患儿床前，笑着说：大家已经学会心脏的物理诊断，现在请三位同学给这位患儿叩心脏浊音界，于是被点到的三位（包括我在内）先后给患儿叩诊心脏，并且分别用红、蓝、黄三种颜色粉笔，在患儿左侧胸前标出心脏浊音界位置。

三位同学标出的心脏浊音界正确与否，老师暂不表态，又请另一位同学给患儿听诊心脏，他将听诊器头按到患儿左侧胸前，听着，听着，只见他脸上露出一副惶惑不解的神情，尽管他将听头贴紧患者胸壁，还是听不到心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老师提醒下，这位同学将听头移至右胸，啊，心音出现了！

原来这小孩是“右位心”，真是万里挑一、绝无仅有啊！说明前三位同学在其左胸叩得心脏浊音界乃是无中生有，想当然，不啻为当众“出洋相”！这三位不由得脸红，自愧浅薄草率。在场的同学皆恍然大悟。

真是难忘的一课啊！

老师笑着说：“通过今天给这位患儿作心脏叩诊和听诊，大家悟出什么道理？在此不必多说，让你们自己去思考吧！”

毕业后我也带教学生（江阴市人民医院，系东南大学附属医院，亦为省内几所医学院的教学基地）。我除了不厌其烦地教会他们对常见病、多发病的检查与诊断技能外，还挑些不常有，甚至十分罕见的病例，让他们琢磨与思考，以扩大视野，有时特意以“考考你”的方式，“将”他们一军，就像当年老师考我们那样，要让学生明白，必然之外还有偶然。我常常用学生时代那“难忘的一课”作范例，勉励这些医学生要严谨治学，尊重客观事实，切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将病人模式化、概念化，以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去生硬搬套具体的病人，限制自己的视野。

被石教授言中

1957年早春开学后，我们进入四年级下学期，学习“系统外科学”胸外科部分，石美鑫教授在中山医院大礼堂授课。他走上讲台后并不马上开讲，而是先插一段他回福建老家时海轮上的遭遇。他说，夜间轮船在海上航行，突然广播喇叭响，说是船上有位孕妇临产，有没有哪位医生当志愿者，请赶快到船长室来！石教授想，自己虽然是医生，可不是干这一行的。喇叭接二连三地广播求援，看来船上没有产科医生。石教授想，自己毕竟是医生，怎能无动于衷！于是硬硬头皮前去“应征”。幸而是平产，因陋就简地处理完毕，母子平安，松了一口气。

接着，石教授开导我们说：“同学们，在座的各位，学内、外、妇、儿专业的都有，我看，不管学哪个专业，门门学科都要认真学，要有一专多能的本领才行。”

想不到十多年之后，我也碰到这样的事情，真是被石教授言中。

那是“文革”时期，我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主持某村的“合作医疗”，为形势所逼，我不得不充当多面手（如今称为“全科医生”），不会，就对照书本摸索，硬着头皮干，我曾经碰到许多生疏而棘手的病例，令我终生难忘。

一个数九寒冬之夜，我躺在简陋的卫生室里，午夜时分，忽然听到叩门声，叩得这么急，定是急症！我一跃而起去开门，一位老农闯进来，气吁吁地说：“我家媳妇生了，娃娃下地倒是很快，可胞衣滞留，半个钟头过去了，真急死人哪！”

当我得知其来意后，不禁一愣，我这名儿科把式，凭着当实习医生时学来的一点产科操作知识，平产尚能应付，可产后胎盘滞留的难题未解过，此时此地，叫我有何能耐？我提醒自己保持镇定，别在病家面前流露惊慌失措的神态。我点燃火油灯，边整理出诊箱边思索，啊，有了！记得《中级医刊》上有一条文摘，说的是产后胎盘不下可试行一种手法，于是我赶紧找出这本期刊阅读之，心里有了底。

我跟在这位老农身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家，只见产妇坐在便桶上，新生儿掉在桶里，已经溺死。乃剪断脐带，让产妇平卧在床上，然后取来一段布作为腹带，将产妇腹部裹得结结实实，继而右手握拳，紧压在产妇的耻骨联合上方，令她用力屏气，奇迹出现了：那胎盘如皮球似的突然从产道滚出来，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想不到此手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擦去额上汗珠，发出一阵胜利者的狂喜，屋里的紧张气氛顿时缓解，家里人个个笑逐颜开，说是遇上救星了。这位老农拍拍我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夸道：“不愧是大学生，有本事，真行！”

行医以来，我遇到的难题真是不计其数，不过像那次那样“逼上梁山”，硬着头皮“跨行业”处理这种棘手的问题，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幸而一条“文摘”，解救了我的燃眉之急。“平时多读一点书，总是有用的”，这，成了我终生的信条。

教授遵守探望制度

已故沈克非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泰斗，医学教育家，解放前即执教于母校前身“上海医学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1957年冬季，笔者为上医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到中山医院外科病房实习，恰好我们儿科系主任陈翠贞教授不幸患肺癌，住在病房里，她的老伴即沈克非教授，那时沈教授“借出”，支援设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每天下午，到了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他就悄悄来到病房看望陈教授。沈克非教授总是坐在夫人床边一张凳子上，良久，良久，老两口偶尔低声细语，似乎生怕因交谈而影响病房里安静的环境。我们从未见沈教授走进医护办公室，翻阅病历资料什么的，更未见到他说三道四评论医生治疗方案。有时碰到老师带领实习同学走进这间病室，沈教授就悄悄离开，在窗外阳台上逗留片刻，唯恐影响同学们学习。在场的师生无不为之感动，打心底里敬佩沈教授的高尚品格。

沈克非教授以普通病人家属身份，不折不扣地遵守医院探望制度，不搞特殊化，当时在全院上下传为佳话。在我们眼里，沈教授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学者，还是一位严于律己、德高望重的长者，不愧为人师表。

沈克非教授虽已作古多年，但是他的光辉形象仍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作者谢基立，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1958年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