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学院的老师们

我热爱上医　我怀念重医

戴钟英　刘伯宁

我（戴钟英）和刘伯宁（我的夫人）都是在抗战胜利后考进上海医学院（下简上医），毕业以后，1957年又跟随钱惪院长、左景鉴和司徒亮教授以及许多老师们到重庆去参加创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我们分别在重庆医学院（下简重医）工作了26年和20年。转眼间，我们自己也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大了，很容易回忆往事，这也是所谓的“怀旧”吧。

回忆起50多年以前的往事不胜感慨，在我眼里，当年的上医是一个名师云集、治学严谨、作风淳朴踏实、工作认真负责、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所以能培养出一大批好医生、好学者来。在不少人追逐名利甚嚣尘上浮躁的今天，更应该提倡上医这样的精神。

1955年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苏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在南通，由于在上医受到严格训练并在当地的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下，初步接受了妇产科工作的基本训练。1957年3月，我接到伯宁（她分配在上医妇产科医院）来信告诉我，她将赴重庆参加建设重医附属医院，同时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人事部门也通知我，立即回上医并将赴重庆医学院工作。当我知道是由钱惪院长带队，妇产科由司徒亮医生率领赴渝的消息时太高兴了。1957年4月，全部由上医组成的去建设重庆医学院的400余名工作人员，扶老携幼乘了荆门号轮船溯江而上直奔重庆。大内科以郑伟如、李宗明为首，心内科以林琦为首，肺科以王鸣歧为首，传染科以刘约翰为首，神经内科以傅雅各为首，血液科以吴茂娥为首，精神科以张逢春为首。大外科则以左景鉴、林春业为首，骨科以吴祖尧为首，泌尿科以陈家镳为首，胸外科以林尚清为首，神经外科以朱祯卿为首，麻醉科以董绍贤为首，妇产科以司徒亮为首，眼科以汤鼎华为首，耳鼻喉科以石义生为首，皮肤科以董绍华为首。儿科则专门成立了儿科医院，以石美森为首，并成立了在全国招生的儿科系。这是一个十分坚强的阵容，这些老师们都是当时有丰富经验的名家，年龄不过40岁左右，为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卫生事业到了重庆。从生活上讲，与上海差了一大截，而且由于当时的地区差别，工资也少了一些，居住条件也差，但是大家仍然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

四川的气候、地理条件和上海迥异，四川人的生活习惯和上海人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所遇到的疾病种类及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上海也有差异。我记得当地人喜欢吃凉拌菜，所以几乎100%的四川人都有蛔虫病，胆道蛔虫病也就很多。刚开始，遇到这类病员上腹部痛得满地打滚，外科医生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急腹症，到后来才摸到规律了：这是胆道蛔虫病。其他科也是一样。重庆医学院的学生当时还没有毕业，年轻的医生又少，后来从湖南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四川医学院陆续分来了一批，才缓解了一些矛盾。上医去的老师们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医疗道德，收重症病人、急症病人，决不推病人，决不搞假。1958年大跃进，当时重庆市很多医院片面地追求病床周转率、病员治愈率，尽收些上感之类的病人，纷纷把重病号如恶性肿瘤、脑出血等推给重医，所以医院的病床周转率、病员治愈率总是排在全市最后。左景鉴副院长为此多次向卫生局反映，总得不到解决，我亲眼看到他气得直跺脚。不过医院里仍不改初衷，重病号该收的仍然收。这就是重医所秉承上医一贯的优良作风。对医疗差错、事故也抓得很紧，有问题就讨论，决不文过饰非。记得50年代末、60年代初，四川农村老百姓体质极差，耐受不了大手术，为此，好心办坏事，妇产科接连出了医疗事故。党委书记急得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司徒医生，司徒医生揽下了全部责任，在科内严肃地讨论每一起医疗事故，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妇产科基本上杜绝了大的医疗错误，成了重医的先进科室。当大跃进的风刮起的时候，当时四川妇产科界也热心推广所谓的“先进经验”，什么新式阴道前后壁修补、无水酒精在脱垂的子宫颈两侧注射治疗子宫脱垂、剖宫产的子宫下段丁字形切口等等，司徒医生知道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总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从而避免了很多的不幸。这也是上医一贯的实事求是、绝不哗众取宠的作风，重医也秉承了这一作风。在当时来讲，重医在教学、科研上的进步也很快，重医参加了大部分学科的卫生部制定的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的编写。重医所开展的各种手术、检验也绝不逊色于比较好的医学院校。到60年代中期，重医不仅在重庆而且在四川显示了它有较高的医疗、教学和科研水平。

钱惪院长是当时去重庆时唯一的一位一级教授。古人认为直心为德，“惪”也是德的古代写法。而钱老的名字正反映了他的性格和为人。他很严肃，疾恶如仇，有话直说，工作极端认真，一丝不苟。50年代末，我有幸做过他两年秘书。他对秘书的要求是只能半脱产，理由很简单，当秘书不能影响秘书本人在业务上的成长。一开始，我不会写各式各样的公文，每写一次，他都仔细修改，除了文字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外，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改，直至符合要求为止。他要求秘书要深入到每一个科室，教学、科研以及医疗都要了解，我对医院各科室的一些知识就是从这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他自己也喜欢到各个科室走走。有一次，他到我们四楼的妇产科来，恰巧是我值班，他说：“戴医生，你们今天有开刀要输血的吗？”恰恰那天有需要输血的病人，他就在我们科里坐着看我们抽血，把血送到血库去配血以及拿血所需要的时间，血库在一楼，15分钟左右，血拿上来了，他看了看表，微笑着走了。临走时，说了一句：“唔，血库陈宏础（血库主任，华山医院去的）他们不错。”但是因为他的直言，对1960年发生的大批浮肿病，他明确地说是和营养不良有关，听说为此挨了不止一次批斗。到了“文革”，他和李宗明老师、司徒亮老师等一批老教授被打倒、批斗，关进了牛棚，被罗织的罪名之多，就不必说了。“文革”后，他重新出任重医的领导，上医50周年校庆时，他已经70多岁了，医学院领导给我一个任务，陪他来上海参加上医校庆，我实在高兴，不过也诚惶诚恐，我知道他心脏有点病，就怕出意外。到上医后，住在当时外国留学生宿舍里，来看他的上医领导和他的学生络绎不绝。一天凌晨1点钟，他突然感到胸部不适，我想通知学校院办是否请医生来看一下（上医校领导关照过的），他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只得陪他慢步走到中山医院急诊室看急诊，做了心电图，值班的医生说问题不大，开了点药，我去拿药，他一个人去看了急诊室的布置，有些什么病人，然后陪他走回宿舍。第二天早上，石美鑫院长闻讯赶来看他，问起为什么不通知院办公室。钱老说：“不用了，不用了，没有大问题。”由于伯宁因病调离重庆已6年，1983年，我获准离开重医调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此后只要是出差回重庆，都一定要去看望司徒医生和钱老。1989年我因开学术会议回重庆，钱老恰恰到重医校本部去了，我赶往校本部，看见他撑着拐杖，慢慢地走着，他仍在关心那些已经用了40多年的老阶梯教室，看看哪里的门窗坏了，玻璃碎了，都要木工房的同志们去修。他仍然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90年代中期以后，他就长期住院了。每次我去看他，我只要在门口叫一声钱老、钱院长。他会分辨出：“喔，戴钟英，你来了。”有时他会十分难过地流着泪说：“唉，我对不起他们（指从上医来重医工作的人），我对不起他们啊！”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重医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尽管去了第一流的队伍，但是在你面前的是重重困难。特别是时光的流逝，带去的人慢慢地老了。80年代以后，不少上海来的人年迈病逝在重庆，在2000年以后，能走动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心中的苦闷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我能告诉他的是：“钱老，您的学生遍布川东和西南几个省，至少有一两万人，在四川，有四五千万人的病是您的学生看的。我们上海来的几百人的贡献是大的，而且是非常大的，办了一个这么大的学校，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每一次看他，都说了这些话，确确实实，上医来的这些同志为西南边陲的老百姓贡献了他们的一生。说了这些话，钱老会看着你说：“哦，是吗？”然后脸上露出一些苦涩的微笑，眼光又转向窗外，望着远处。这位可敬的老人奇迹般地挣扎着走完了100个春秋，终于安息了。

我在重医工作了26年，我永远记得这些教会我怎样做一个好医生的尊敬的老师。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才打下了重医今天发展的基础，我的短文难以一位一位地介绍他们，左景鉴、林春业、李宗明、王鸣歧、刘约翰、王永豪、毕婵琴、凌罗达等，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在异乡为医学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所期望的是上医的同志能借本文粗略了解上医到重庆去的人是怎样奋斗的，我更希望的是重医的学生，特别是今天在重医读书的学生们知道你们的老师是怎样的一群人，他（她）们曾经怎样地为重医的发展奋斗过……

作者简介：

戴钟英，教授。1955年上医医学系毕业，1957—1983年在重庆医学院工作，曾任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1983年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刘伯宁，教授。1955年上医医学系毕业，1958—1977年在重庆医学院工作，任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1980年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