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老师培育情

感谢老师培育情——忆杨铭鼎教授

孙棉龄

1950年，当时我还是上海医学院医学系的一名学生。在上卫生学课时，一位身材魁梧、精神抖擞的老师，向我们讲授环境卫生学绪论。他口齿清楚，讲解不快不慢，论述空气、饮水、污物等的卫生意义、卫生要求和卫生措施，还列举了不少实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初次认识杨铭鼎老师。当时对一个医学系学生来说，对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比较重视，对卫生学只是感到新鲜，了解甚少。认为医生的主要任务是治病救人，对防病保健的概念十分淡薄。但是当我通过卫生学绪论课程的学习，结合参加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和随后临床生产实习的切身体会，使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学会如何治病，而且要学会如何防病，特别是在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面前，预防比治疗显得更重要、更有效。从而在毕业分配前促使我自愿选择了预防医学专业，并参加了全国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公共卫生专业进修，两年后服从国家需要分配到浙江医学院也当了一名环境卫生学教师，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调来四川医学院从教至今。现在回忆起来，我所以能走上预防医学道路，杨铭鼎教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之一。

我虽早已离开母校，但在随后的年代里，因工作关系，在制订我国环境卫生标准、编写全国《环境卫生学》教材和学会学术活动等方面，与杨教授有过不少接触，经常得到老师的言传身教和关怀，使我得益匪浅。几十年来杨教授既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这里仅举数例，从中可略知杨老师对我国环境卫生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和诲人不倦的优秀品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杨教授就承担了我国环境卫生标准、特别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从80年代开始历任我国卫生标准分委会主任和顾问，我任委员，故有机会和杨教授一起多次讨论、研究有关问题。他对我国环境卫生标准的研制、计划、规范化建设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等方面付出了不少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仅在1982—1990年期间，环境卫生标准分委会共审查了送审的标准已达200项，报批标准172项，已批准颁布的78项，其中包括医院污水排放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化妆品卫生标准等大项。为使我国环境卫生标准工作尽快赶上国际水平，他对今后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意见：要求今后环卫标准不仅在研制数量上要加快步伐，而且在质量上要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国只制订单一污染物标准，以后应重视制订两种以上污染物联合作用的标准，以适应实际需要。他还指出，近年来我国颁布两套标准，即环境卫生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在各地执行时，常遇到同一污染物在同一环境（如大气、水等）出现要求不一致的现象，应予统一，并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在讨论卫生标准的执行问题时，杨教授指出，我国迄今尚未发生过公害病的暴发事故，但某些地区环境已受到严重污染，从而影响到居民健康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某些地区的环境状况是旧污染尚未清除，新污染又源源而来。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罚或排放收费太轻、太少，而且罚的是单位，不是负责人，故作用不大。特别应注意的是还有不少工厂只顾生产，不管污染，为了避免支付排污费，把三废车间迁到农村，且精心传授技术、热心提供原料，但就是不肯说明该车间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危害，结果使污染物大量扩散，引起更大危害，为此急需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意见对今后进一步加强我国环境卫生标准和法制建设、保护环境和人民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杨教授不仅自己在科学研究上成绩卓著，而且为提高我国环境卫生水平一直在辛勤劳动。他历任全国环境卫生学主任委员和名誉主任委员，为推动我国环境卫生学的发展和学术交流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0年底他已88岁高龄，还亲自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环境卫生学术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我曾在各地听过他多次学术报告，其中关于“上海县卫生服务研究”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1980年杨教授任中美卫生部公共卫生和卫生服务研究科技合作项目的中方联系人，1981年邀请中美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联合组成基层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组，经商谈确定对上海县（上海第一医学院教学基地）和美国华盛顿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学基地）共同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的对比调查。结果证明，我国农村卫生服务成就并不亚于美国，且有胜过之处，而上海县平均每人所花的医药费仅为华盛顿县的0．447%，花这样少的费用能取得这样巨大的卫生工作成就，使参与调查的美国学者们也目瞪口呆了。该项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我受到很大的启示与教育。杨教授在确定中美合作研究课题时，能全面掌握各国情况，知己知彼，胸有成竹，并能结合我国实际条件，善于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扬长补短，选择典型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开展科研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这些启示对我的实际工作帮助很大。

杨教授从教60余年，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他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不少已成为预防医学队伍中的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他曾主编《环境卫生学》全国统编教材的四个版本，其中1981年版我有幸参加编写，1978年通过编写组讨论后，杨教授从修改编写大纲、分工写稿到审稿定稿都亲自参加严格把关。有一次他发现在编写分工问题上存在细微差错，亲自给我来信加以更正，说明缘由，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深感钦佩。

岁月如流水，5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也到了古稀之年，昔日桃李今已丰茂成林。杨教授虽已离我们而去，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母校和老师对我的辛勤培育和殷切期望，老师的榜样继续激励我为发展我国环境卫生事业，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力量。

老师的培育之恩永远激励着我。

作者孙棉龄，华西医科大学环境卫生学教授。195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