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读书·探索

学习·读书·探索——纪念母校创建80周年

顾玉东

我是1956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至今已在母校度过50余年。50年中我经历了学生、医生、主任、专家四个时期，虽然身份、地位在不断改变，但有三件事没有改变：

一是学习白求恩的信念没有改变；

二是每天读书的习惯没有改变；

三是抓住难题不断探索的决心没有改变。

在纪念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之际，我就这三件事谈谈自己的感想。

第一件事：我们今天更要学习白求恩大夫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唯独医患矛盾激烈之程度前所未有，这是一个奇怪与独特的现象。患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信任医生，医生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害怕病人。如果不解决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医学的发展是句空话，构建文明社会、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在今天，缓解医患矛盾，构建一个满意、安全、温馨的医疗环境与气氛是医患双方共同的愿望，也是医患双方共同的责任，当然更是政府职能部门需要认真处理的大课题。解决好医患矛盾，需要三方面共同努力，缺少任何一方的支持、配合与理解都无法解决。

在医、患、政府三方面中，医生是核心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医务工作者的自我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与技术水平是缓解医患矛盾的重要环节。

为此重温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白求恩大夫高贵品质主要集中在毛泽东同志归纳的三句话：①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情；②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③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我的体会，就是对病人的爱心，对工作的责任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其中爱心是关键。有了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爱心，你必然会对工作中每一环节细心、耐心，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有了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爱心，你也必然会对那些临床至今仍然痛苦折磨病人的难题，勇于攀登，刻苦钻研。

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的白求恩大夫应该是每个医务工作者终身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科室每年都开展学习白求恩大夫的活动，年终评选白求恩奖。手外科青年医生成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队，手外科的护理部成为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2006年手外科党支部又评为上海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使手外科成为病人满意的科室，人民放心的科室，就是全科同志最大的心愿。

科室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的素质，在人的素质中高尚品德又是第一位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这样，也是今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当然作为政府，如何加大卫生投入，降低医疗费用，普及卫生服务范围，改变卫生管理体制，还有大量的事要做。作为患者，提高公民素质，遵守法制，理解医务工作的特殊性，也要付出许多努力。只有医患关系融洽，医疗环境温馨，医疗水平才会提高，医学事业才会发展。

第二件事：我们今天更要读书

改革开放近30年，信息与知识的发展已达到用“日新月异”也无法描述的境地。今天除了工作与睡眠以外，大量的事务会议、大量的影视媒体、大量的社交活动，把个人的时间挤得满满的，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书？许多人会说，我们会从电脑上获取更多更快的信息，何必读书？

读书是对经典的回顾　书上的知识多半是经典的并经过历史与时间考验的知识，只有了解历史，理解经典，才会认清事物的基本概况和原则，这些知识是很少能从会议或网上获取的。

读书是对原则的思考　读书的过程，是个静心思考的过程，通过书本上描述的基本原则与实际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你会静心地思考原则与特殊的关系，思考原则的缺陷，特殊的必然，最终你会使特殊融入原则，使原则包容特殊。

读书是对浮躁的批判　读书需要耐心，需要沉着，容不得心急和浮浅；读书需要时间，需要积累，容不得虚度与闲聊；读书让你接近真实，领悟真理；读书让你拒绝虚伪，厌恶造假。一个能安下心、捧着书，将眼球注视着文字的人，常常是个追求文明、追求美好、追求进步、追求理想的人。所以读书是知识的宝库、是文明的源泉、是创新的基石。

在学生时代，我利用星期天走进图书馆读书。在医生时期，除了星期天，我利用早起、晚睡读书。担任了主任、专家后，拒绝应酬、拒绝游玩，我把所有假期用来读书。在读书中掌握科技发展的动向，认清科技发展的难点，找到科技发展的突破口，为创新思维的形成提供了养料和火种。

第三件事：我们今天更需要抓住难题不断探索

1961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华山医院骨科教研组，师从杨东岳医生。当时华山医院在骨科教研组内刚刚组建手外科，杨东岳医生从手外科的基本功抓起，建立了一整套清创制度与方法，使手部创伤后的伤口感染率由10%下降到2．5%。这是一项既普通又重要的临床科研成果，临床科技成果直接惠及患者才是真正的成果。与近年来一些科研项目相比，那种拿人民的血汗钱进行脱离临床、跟踪他人的科研，以发表论文为手段，以获取名利为目标，这类科研冠名“响”，拿钱“多”，危害却“大”。杨东岳医生的科研态度与方法，使我终生受益。

杨东岳医生在建立完整清创术制度后，开始应用先进的显微外科技术开展手指再造。1966年2月13日，在汤钊猷医生和中山医院骨科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世界首例第二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这是继陈中伟医生完成的断肢再植后又一个重大进展，开创了肢体再造的先河。直到1979年，在100例足趾移植中成功93例，失败7例，在总体上缝合血管的组织移植达到93%成活率，是十分难得的成就。但对7例失败的个体而言，也是十分惨痛的。为此探索失败的原因，寻找解决的方法，便成了临床研究的课题。在血管吻合技术不断成熟的条件下，移植组织的血管变异成了影响成活率的重要因素。针对不同形式的血管变异提出了提供第二套供血系统的解决方法，终于解决了这个临床难题，使足趾移植的成活率有明显提高。

1973年3月21日，杨东岳医生在口腔科医生的协助下，又完成了世界第三例、中国第一例的游离下腹部皮瓣移植修复面颊部肿瘤切除后的软组织缺损创面，从此揭开了开发皮瓣修复创面与组织的高潮。我国学者在皮瓣移植领域中，不断有所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前臂皮瓣（杨果凡）、臂外侧皮瓣（宋儒耀）、小腿外侧皮瓣（顾玉东）、小腿内侧皮瓣（张善才）、大腿外侧皮瓣（徐达传）等。

足趾移植与皮瓣移植，这两项世界级成果奠定了华山医院手外科在国内与国际的学术地位。然而1981年杨东岳医生不幸因肝癌不治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国手外科事业的巨大损失。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发展？是抱着已有成就，居功自大、固步自封地吃老本？还是另辟途径，重新创业？我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较组织移植中更具有挑战性的臂丛神经损伤的修复。从科技角度看，足趾与皮瓣移植基本属于技术问题，而臂丛神经损伤修复则牵涉到神经再生与修复一系列基础问题，更具有挑战性。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足趾与皮瓣移植是工业发展过程中常见的手部急性创伤，但随着科技发展，机械的自动化程度提高，手部创伤必然减少。而随着交通运输高速化发展及人口老龄化，代谢病增多，神经系统损伤与疾病将成为创伤领域中的主要难题。我们放弃组织移植主攻方向，及时地把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治及其基础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80年代初，不仅国内尚未对臂丛损伤引起重视，即便是在国外，对臂丛损伤的研究也刚刚从悲观的论点中走出。

20世纪60年代前，人类在探索臂丛损伤的诊治中屡屡失败，以致1966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得出臂丛根性撕脱伤，一旦诊断确立，手术是徒劳的，任其自然恢复的悲观结论。但随后由于显微外科技术的应用，1969年Tsuyama成功地应用肋间神经移位修复臂丛损伤，1970年我们应用膈神经移位，1972年Kotani应用副神经移位，1980年Brunelli应用颈丛神经移位，使臂丛根性撕脱伤的治疗走出了困境，使过去悲观等待、任其自然，进入积极手术、重建功能的新局面。

1986年，我们遇到了一位全臂丛根性撕脱伤患者，同时伴有膈神经、肋间神经、颈丛神经的损伤，使当时所采用的治疗方法都无法进行，临床又陷入困境。在面对新的难题时，我们不是放弃，而是继续探索，寻找新的解决方法。能不能从健侧提供动力神经进行移位，重建患肢功能，这是唯一的选择。

设想的提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论证设想的科学性、安全性与有效性。我们一方面回顾24年中1 000余例臂丛手术中发现的特殊现象，就是第7颈神经根断伤后，不出现临床症状。一方面进行动物实验，切断第7颈神经根观察动物肢体的功能状态，实验结果证实第7颈神经根切断是安全的，再移位到患侧肢体后，有明显神经再生，说明该术式是有效的。这样我们为这位病例进行了健侧第7颈神经根移位，手术后不仅健侧肢体无明显的功能障碍，经过一年多的神经再生过程，还恢复了患肢部分功能，为全臂丛根性撕脱伤伴有同侧供区神经损伤的病例又提供了有效的修复方法。

臂丛损伤中最常见的类型是第5、6颈神经根性撕脱，又称上干根性撕脱。目前除利用同侧膈神经、副神经、颈丛神经、肋间神经外，尚可利用未损伤的下干神经根所支配的尺神经或正中神经部分神经束移位进行修复，都取得满意的效果。

另一类比较常见的是全臂丛根性撕脱伤，除了上述修复方法外，再增加健侧第7颈神经根移位重建患肢的正中神经或桡神经是目前公认的修复方法。在臂丛损伤中最难治的是颈8胸1神经根性撕脱伤，或称下干根性撕脱伤，下干主要形成正中神经及尺神经，支配手部最精细的感觉与运动功能，且由于神经再生距离长，小肌肉萎缩快，所以任何神经移位方法都无法恢复手内部肌功能，这就成为臂丛损伤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针对这个难题，曾于1994年设计了“寄养法”，就是利用股神经交叉移位支配手内部肌，虽然1—2年内在交叉支配阶段手内部肌获得恢复，但离断交叉移位的神经后手内部肌又逐渐萎缩，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2003年我们又设计了利用健全的肌皮神经（上干支配的神经）部分束移位至正中神经屈肌支，此法经2年以上随访，证实对恢复屈指肌提供了有效方法。尽管经过50年的努力，我们先后设计了膈神经、健侧与同侧颈神经、肌皮神经肱肌支移位等创新性术式，但仍然未解决手内部肌功能恢复问题。因此如何使手内部肌功能恢复，这个世界难题，便是我们21世纪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只有手内部肌功能恢复了，臂丛损伤修复的任务才能说完成，我们有信心让这个“哥德巴赫猜想”首先在中华大地上解题。

作者顾玉东，华山医院手外科教授，手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四、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61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