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钱惪

碧血丹心铸医魂——记上海医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钱惪

重庆医科大学

生命充满选择。一个个选择构成了生命的轨迹。当选择跟时代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时，生命由此永恒。在重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史册上，在重庆医科大学的里程中，会永远铭记这样一位老人：他救死扶伤，助人无数，他陶铸群英，勤育杏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与民族紧紧相连，选择了把自己的生命扎根在西部这片热土，把自己的足迹印在重庆医科大学发展的历程上。他就是上海医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医学教育家钱惪。

1906年5月，钱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穷秀才之家。父亲“立身之道贵在不求于人而有助于人”的教育，儒家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熏陶和就读的南菁中学那“忠恕勤国”的校风，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选择了从医以报效国家。

1932年，钱惪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中国国内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抗战时，他的故乡沦陷，怀有身孕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惨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为报国仇家恨，他奔走于大后方，救死扶伤，并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国家，用于抗战和医疗卫生事业。1940年由贵阳调至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分院，任代理内科主任。1944年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伊文思医院进修，在美国著名传染病学家C．Keefer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心里始终惦记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当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毅然拒绝了高薪聘请，乘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祖国，任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及中山医院内科主任。

抗击瘟神的勇士

钱惪回国后，到母校上海医学院任教。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家也几乎断粮。他的学生们知道后给他送粮送米，他拒不接受，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并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劝他去台湾的好意。正是他选择了与祖国人民在一起，才成就了他医学事业辉煌灿烂的篇章。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近1/5，造成疫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出现许多“无人村”、“寡妇村”、“罗汉村”（腹胀肚大如鼓）和“棺材田”等悲惨景象，人们把血吸虫称作“瘟神”。上海郊区池塘湖泊密集，青浦县、嘉定县等周围几十个县都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曾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水乡，也由天堂变成了地狱。

1950年，驻扎在沪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然而不久即出现了发热、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

第20军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都动员起来，千余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任命钱惪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

数万人性命攸关！钱惪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废寝忘食，不顾自身安危，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排查和治疗。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只有酒石酸锑钾。锑剂的毒副反应很大，静脉注射时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部分医务人员怕出事故，主张减量用药，并不无好心地劝钱惪：“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钱惪一笑了之，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同时，他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的100多天，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他的特殊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并出席了首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随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冰天雪地中抢救伤病员，荣立二等功。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行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全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担任了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他主持编写全国血吸虫研究会《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字斟句酌，认为一字之差可能影响很多病人生命。各地按此手册进行酒石酸锑钾治疗，仅江苏省的死亡率就由0．16%降低至0．02%。他多次去湘、鄂、川等重灾区检查和指导工作并进行讲学，辅导当地医务人员。一次，他应邀到无锡市血防站为干部培训班学员讲课，以提高血防队伍的素质。临行前突然传来母亲在杭州逝世的噩耗，他还是强忍悲痛，赶到无锡讲学。

钱惪一直在关心非锑剂的有效抗血吸虫药。20世纪60年代初，他得知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即领导重庆医学院传染病学、化学、生化、药理、病解、寄生虫学和放射医学等教研室40余名教师、医师、技术员，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攻关。血防846让血吸虫病的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框框，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直到70年代末都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

来到重庆后，钱惪即担任了四川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当时，重庆附近的广汉、德阳、绵阳等川西地带水网交错，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每年秋季钱惪都要带着重庆医学院的医疗队奔赴川西疫区。为了排查血吸虫病人和血吸虫携带者，只能从大便中检查是否有血吸虫的虫卵。这项工作细致烦琐、枯燥乏味又臭气熏天。但是，钱惪以身作则，工作一丝不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由于成就显著，他连续当选为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医学专业组成员、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高等医药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和重庆市科协主席等职务，还担任了《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的编委、副主编和主编。

他与无数上医人一起战瘟神，使我国血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血吸虫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毛主席欣然命笔《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拓荒西部的先驱

1955年，为改变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的落后局面，造福山城人民，中央决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人员筹建重庆医学院。当时上海医学院年纪最轻的副院长钱惪再次接受时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点将。在学校的精心组织和他的带动下，一个400多人的内迁队伍很快就筹建起来了。

动身之前，陈同生找到了他：“老钱，你可以不去重庆了，那边已经有院长了。”是啊，亲戚朋友在上海，事业之根在上海。上海，这片中国最繁华的土地，值得多少人留恋，即便调出去的人也总想回来；而那时的重庆百废待兴，工作环境、教学条件、医疗水平、生活条件都远远落后于上海。因地区差别，内迁来渝人员要降工资，像钱惪这样的一级教授，每个月总收入会减少100多元，这相当于50年代一个中等家庭全部的收入。钱惪略加思索，坚定地说：“我还是去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组织动员了人家去而我自己不去。重庆比上海更急需人才。”

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千里迢迢奔赴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并携妻举家内迁，决心扎根重庆，扎根西部医疗事业。从黄浦江畔溯流而上，船行至武汉，中央发来电报，希望钱惪转道去北京任职。他再三思考，仍然选择了到西部从事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拓荒之旅。

1956年10月27日，在一片欢呼声中，重庆医学院正式成立！首届招收学生434名，开创了当年建设、当年招生的奇迹。从此，重庆医学院以全新的风貌、奋进的步伐健行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担负起培养高级医务人才、发展祖国医学事业的神圣使命！刚解放的重庆，虽是西部重镇，但医疗状况、医疗水平十分落后。重庆医学院的建立使重庆的医学高等教育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重庆市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整体的提升！

白手起家，创业艰难，种种困难考验着创业者的意志。

师资队伍是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在钱惪的组织下，当年的重庆医学院从基础到临床各个教研室既汇聚了来自上医的一批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形成了老中青结构优化的学术梯队。他们克服了设备不足、资料不全、水土不服、文化生活单调等重重困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建设和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接踵而来是一个又一个的磨难。1957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反右派运动，一批学术权威被政治的激流冲撞得步履维艰；1958年，全国“大跃进”，教学与科研被搁浅；1959年，反右倾运动再次掀起；1960年到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使大家食不果腹；尤其“文革”十年，校园成了武斗场，教学大楼成了战场，“斗、批、改”中冤狱累累，校产被破坏，师生遭摧残……历经浩劫，重庆医学院痛剧创深。危难中，钱惪矢志不渝，始终与重庆医学院在一起，与顽强的重医人在一起，顶逆流，抗干扰，在磨难中而行。整整20年，重庆医学院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挫折，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坷。

文革结束后，中央落实政策，许多内迁的学校都撤回了东部。重庆医学院的专家骨干也离开了50多位。重庆医学院还办不办？怎么办？困难之时，钱惪再次临危受命，在四川省卫生厅的要求下，出任院长，钱惪此时已逾古稀之年。他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当众表示：坚决留在重庆，把重医办好！创业者的豪情气贯长虹，他的坚定与执著再一次感动了大家。脑外科专家朱祯卿教授拍案而起：“活着是重医人，死了是重医鬼！”准备离开的创业者们留了下来，成为发展重庆医学院的骨干力量。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家康格非教授的妻子已定居香港，封封书信催促着他到香港团聚。钱惪反复地找他谈心，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创业热情。为了事业发展的梦想，他与妻子长年“一国两制”，换来了重庆医学院医学检验系累累硕果：“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医学检验专业理事单位”、“全国最早的医学检验博士授权点”……

留下来的教师们都说：“我们被钱惪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了解重庆医学院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当年他不到重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那时他走了，许多人也会跟着走。钱惪以身作则，在重庆医科大学坚守到他生命的终点。

要发展就得有经费。20世纪70年代重庆医学院办学经费紧缺。钱惪和当时的校领导多次到卫生部和四川省争取办学经费，但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交通部、冶金部准备将重庆医学院纳入该部的直属学校，四川省政府不同意。此时的钱惪直言不讳：“不放手，不让走，但要放心上！希望给学校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至80年代中期，重庆医学院成为四川省省属重点高校。

科研实力与学科建设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标准。钱惪始终认为，面向广大农村、面向广大农民是医疗发展的方向。学校每年都组织医疗队下乡。在他的推动下，重庆医学院形成了浓厚、严谨的学术氛围。基础、临床各科室除参加四川省、重庆市有关学会的活动外，自己也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坚持两周一次学术讲座或大型病案讨论，并把科研纳入教学计划，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在他所在的传染科，形成了刘约翰、王其南、张定凤为骨干的师资梯队，分别支撑起传染病学的寄生虫、抗生素和肝炎三大领域。

钱惪关心重庆医学院、关心学校教职工胜过关心家人。钱惪当时在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每周回家也只能和爸爸吃上一顿饭，因为在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的几十年里，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到处跑、到处看。有人出国了，他会爬几层楼去看望他们的家属，问是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病人或读者来信问医问药，钱惪总是尽其所知给予回答，或转请有关医生作答；有同事委托办事，无论办成与否，他一定会给予答复。王其南教授每次回忆往事，心里都充满感激：“我那时还只是传染科一名普通医师，钱惪老院长去我家看望我的次数比我去看望他的次数还多。”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重庆医学院的副院长钱惪一当就是20年。但几十年来他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1985年1月，四川省委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名誉院长。在他退居二线的十多年里，他每周都要到学校走走看看，向走在路上的同学询问学校的食堂、宿舍、老师上课等等情况。一看到学校有新的变化，他就特别高兴。年逾九旬高龄时，他仍处处关心学校节约水电的问题，看见水龙头没关好，他也会亲自去关。

在他生病住院以后，整天关心的仍然是学校接班人、学生人数、收费、贫困学生学费减免等问题。他说：“我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有责任！”但是谁要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拒绝，“让新班子放手去干！”他的原则是，不干预工作，也不隐讳观点。在他心里，装的是重庆医科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时期，还是在支援西部建设年代，只要是祖国需要、人民需要，他都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没有犹豫，没有患得患失。他说，“我这一生无愧无悔。无愧，我对得起党和人民；无悔，投身西部、建设重医，我从没后悔过！”

教书育人的楷模

在钱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从严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高风亮节的道德典范，以及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重医人由衷的爱戴和敬仰。

钱惪深知：医学事业，性命攸关。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学生，怎样尊师重教，怎样去尊重生命。他时常告诫学生“要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想病人之所想”，“关心、细心、尽心是每一个行医者最起码的要求。”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他的口头禅。由于他的“过分”严格，学生和护士们都有点“怕”他。他查房期间总是让护士带上毛巾，在测体温或听诊时给病人盖上，以免他们着凉。不管是护士也好、实习生也罢，都必须认真仔细做好记录，稍有不慎之处，便会受到他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那些在工作中责任心不强的青年医师，钱惪会毫不留情地当面予以严肃批评。他身体力行，从临床到教学，从一份份病历的书写、一个个病例的诊断，到医学教学中的“三基、三严”的制定，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领导进行抗血吸虫病新药——血防846的药理研究时，叮嘱大家说：“临床前研究必须严谨慎重，丝毫不能马虎，其结果同样与病人生死攸关。”在临床学院的一次病例讨论会上，不少专家教授都确诊该病人是细菌性痢疾。但钱惪经过反复询问病史、分析病案，坚持认为病人患的不是一般的传染病，而是极其可怕的肠伤寒。50年代医疗诊断设备还很落后，钱惪靠自己丰富的从医经验、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态度，靠简单的物理诊断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果然，病理解剖报告证明了钱惪诊断的正确性。

钱惪主编和编写了多种教科书和参考书。1950年，他与国内几位知名传染病专家共同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审定的全国统编教科书《传染病学》，该书已修订再版三次。此外他与刘约翰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学》，与王其南等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传染病学》、《内科理论和实践》等重要参考书。80年代，他应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邀请，组织重庆医学院各科的高级医师，主编《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他参与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实用内科学》的编写工作。50年来他将临床工作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发表了有重大影响的论文20余篇。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主编学术书籍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如此，必要时要求反复重写。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字斟句酌，每个标点符号，每个专业术语都力求准确无误。几十年来，经钱惪处理审阅的论文上千篇，其中也浸透着他的心血。论文完成时，人家请他署名，钱惪总是婉言谢绝。作为教师，他最大的愉快，就是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1982年，钱惪已年近80岁，他撰写的《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教育》一文，指出了当时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强调医学教育一定要注重质量，在全国医学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作“切中时弊之作”。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是他双眼患老年性白内障、手持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

他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支持从基础到临床、从西医到中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仅针刺麻醉镇痛研究就获得全国重大科技成果、科学技术奖。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队伍，带出了刘约翰、王其南等全国知名的学术专家。在他领导下，传染病学成为重庆医学院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80年代初，在当时重庆医学院学生填写的“你最喜欢的老师”的民意调查表中，钱惪始终名列前茅，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淡泊明志的人生

当今社会，“权”、“钱”、“名”让许多人鬼迷心窍。而钱惪姓钱却不沾铜臭，有名却视作浮云，有权却从不谋私。60年代初，他的亲戚就说：“钱惪是从月球上下来的”，意指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

的确，钱惪是一位与世俗风尚格格不入的“怪人”。他是中国最早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40年代就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但在他的身上却没有半点“洋味”，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淡泊宁静。他是上海名医，行医多年，收入不菲，建国后被评为国家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一级教授，月工资可与党的高级干部比肩，是新中国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

然而谁也想不到，他的生活却那么简朴，那么清贫。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在他家里没有一套像样的家具，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伴着他接待了外国友人、政府官员、学界精英。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近25年，为公家出差的票据、看病的医药费大多被他揉成纸团扔进了垃圾篓。在重医工作46年，他没有因私用过一个公家的信封和一张信签，给同事、亲戚写信都一律用废纸的背面。20世纪90年代时，有一次学校办公室主任给他送来20只公用信封，也被他退了回去。80年代初，四川省教育厅曾拨专款为钱惪修住房，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开始打地基，却被钱惪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年龄的原因，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多次放弃了国家安排到桂林休养、去国外开会的机会。

他对家庭和子女也非常“抠门”，没有利用职务为自己谋过一分的私利，也没有留给子女一点可以称作“遗产”的家当。80年代初期，钱惪的学生张治道先生从美国来信，提出资助10—15名重庆医学院的教授去美国短期进修。钱惪把选人的决定权都交给了各个附属医院和基础部，自己不提任何要求。学校外事办公室主任对他说：“你两个儿子都是学医的，应该去一个”，他说“有本事自己考，没本事不要指望我”，始终没有用手中的权力给子女特殊的照顾。他说：“对子女我一贯提倡人贵自立。供他们读书，让他们学到知识，是我当父亲的应该做的。有薄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如果子女不肖，财反而足以堕其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动员全家种蔬菜、红薯等，然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当时，钱惪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每个月都有特供票，可以到重庆市政协俱乐部购买各种荤食。他夫人去买过一次，却被他批评了一通：“全国人民在忍饥挨饿，你们还要吃肉。”因为缺乏营养，家里人无一例外地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包括他自己这个一级教授，也只能偶尔享受一下专门给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配发的数量极其有限的“糠麸丸”，而那也就是用谷糠磨成粉制成的“代食品”。按照国家规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惪每个月有30多张工业票，但大多数被他送给了其他的教职员工。在他的家人眼中，钱惪虽然是丈夫、父亲，但他首先是属于国家和重庆医学院的，因为他对国家、对重庆医学院的关心和热爱，远远超出了他对家庭的关心和付出。

钱惪克己奉公，即使对于他的同学、学生也一视同仁。上海医科大学刘裕昆教授是他的学生和多年好友，90年代初来重庆医科大学出差，临走时请钱惪派一辆车送他到机场，钱惪在学校给他要了车后特意打电话告诉刘教授，请他自己缴纳车费。

钱惪对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十分“吝啬”，但在公益事业上，他却非常“慷慨”。在他的一生中，捐赠的事例举不胜举，俯拾皆是。即使在他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时常捐钱给国家和困难群众，甚至连单位发的奖金、稿费，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发的津贴等，他都作为党费交了出去。自他入党以来，他一直每个月缴纳100元党费，而那些钱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人全家工资的总和。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献给了国家。十年动乱后的1980年，钱惪又一次捐出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余元、黄金30余两，作为重庆市科协礼堂的建设经费。为此事，有人认为他“怪”出了格，背地里骂他“疯子”。话传到钱惪耳朵里，他淡然置之。

类似的捐赠，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他经常给贫困农民捐款，并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个医生应有的人道和博爱。在巡回医疗中，他总是关切地询问就诊的农民孩子多不多，生活怎么样。遇到生活困难的农民兄弟，他总会从兜里掏钱送给他们。“这样做你的工资很快就没了。”旁边的老师善意地提醒钱惪。“没事，他们比我更需要钱。”他的这种资助并不局限于身边的病人，也常常把爱心播撒到遥远的贫困山区。《云南日报》曾报道一位乡村教师扎根山区，艰苦办学的事迹，钱惪看到这条消息，立即汇去一些钱。2004年底，钱惪已经99岁高龄，终日卧床不起，但当他听到东南亚发生海啸时，说“救灾如救火”，又一次要家属代他通过市红十字会向东南亚的灾民们捐献200元。钱惪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言，将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华山医院和重庆市科协多年送来的慰问金共计2．6万元，赠给了重庆开县挖煤资助学生的小学教师刘念友和重庆合川市的34名贫困小学生，作为他对重庆市科协工作的最后一次支持，也表达了他对贫困失学儿童最后的关心。

2006年1月21日，钱惪那颗为祖国医学事业、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发展而顽强跳动的心脏，在最后冲刺般的强搏之后，倏然停了下来。医护人员采取了一切抢救措施，也未能使监护仪上那条令人心悸的直线再次掀起生命的波澜，国内最后一名医学一级教授离开了人世。岁末冬深，万木萧疏，淅淅沥沥的小雨给重庆医科大学校园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光。凝重的哀乐声中，钱惪的家人与重庆医科大学的领导一起，饱含热泪，将钱老的部分骨灰埋在了那棵建校时就栽种的黄桷树下，埋在了他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土地上。遵照钱老的遗嘱，部分骨灰将埋在他的母校——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抛洒进祖国的大江大海里，让他和他日夜思念、关心和热爱的祖国永远在一起，和上医人、重医人永远在一起。钱惪的逝世让重医人无不痛惜。大家都说：没有钱惪，就没有重庆医科大学的今天；没有钱惪，就没有重庆卫生事业的今天。

2006年2月22日，复旦大学在上海医学院召开钱惪教授追思会，他的儿子、儿媳将他在上医工作期间的部分遗物捐给了上医校史馆。为实现钱老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号楼前的一棵白玉兰树旁。他永远和上医人在一起，上医人永远怀念他！

1935年，居里夫人逝世时，爱因斯坦在致她的悼词里有这么一段话：“像居里夫人这么一个崇高的人物，我们不仅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和她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更尊重她在道德品质方面的境界，正是她的品德使她取得了今天的才智和成就。”当我们缅怀钱惪在我国医学卫生事业上的重要地位时，我们何尝不可以这样说，他高风亮节的道德风范、他率真直言的人格魅力足以超越他丰硕的科研成果！

青史无言，却最公正。钱惪教授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重庆医科大学校园里，留在上医人的心田里；他的开拓足迹已镌刻在重庆医科大学历史发展的丰碑上；他提出的“严谨、求实、勤奋、进取”的校训已成为每个重医人的座右铭。以钱惪为代表的重庆医科大学老一辈创业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执著追求、开拓进取的风范已经凝聚为重医精神，成为重庆医科大学50年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重庆医科大学师生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活在人心便不朽，让人怀念即永生”。钱惪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