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忘却的怀念

难于忘却的怀念——回忆父亲苏德隆

苏竹君

2006年，正逢我父亲苏德隆诞辰100周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举办了“2006年复旦公共卫生论坛暨纪念苏德隆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报告会”。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22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刻萦绕在脑际，他的为人、为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以及对我的关怀和教育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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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06年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只能供他读完小学，此后基本上靠他自己每学期考试第一名，免交学费才念完中学。就是在医学院求学时也靠成绩优异、年年免交学费而念完大学8年课程，毕业时父亲以总成绩名列第一被授予金质奖章。

家庭的贫困使父亲的两个弟妹因缺医少药而夭折。目睹祖父生痈继患败血症受尽折磨、虽竭尽孝道而无力挽回生命的情况，使父亲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医学院毕业后，父亲先在上海郊县农村卫生所为农民看病，讲授卫生、急救以及疾病处理常识，后来接受征召，赴抗战前线负责近前方及交通沿线难民的防疫工作。辗转湘、桂、黔、川等省，在人员、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逃避战祸的难民开展天花、霍乱、痢疾和虱患的防治工作。

从1942年起，父亲受委派先后到印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当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会员和微生物学会会员。学习期满，他谢绝了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洛里院士的热情挽留，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遵守对母校的承诺，于1948年冬回到上海医学院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父亲从事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50年，十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把毕生的精力投入于祖国的预防医学事业。他把祖国卫生事业的需要，党和人民的期望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生命健康的疾病尤为关注。他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坚持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坚持真理、不迷信权威，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当他看到我国广大农村有千百万农民兄弟受到血吸虫病的蹂躏时，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工作上，把广大农村作为一个“天然实验室”，进行调查研究，南方13个省市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不止一次地留下他的足迹；当得知江苏启东县农民肝癌高发情况时，他不顾年迈多病多次亲临农村现场调查研究……诸多事例，不胜枚举。他用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以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自己亲力亲为的具体行动来解决实际问题，为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做出了卓越贡献。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忘我的工作，从无假日和星期天，甚至新年春节，仍然坚持看书、工作到深夜，次日黎明即起。平时下班回家，吃过晚饭，看完电视新闻，浏览一下报纸，便又坐在他的写字台前，开始读书写作，直到晚上11点以后。天长日久，他的座椅都把地板压出一个个凹坑。他珍惜点滴时间，早上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为了便于看书、看稿件，特意在卫生间做了个简易书架。他常常到农村现场调查研究，在我给他整理行李时，他总是叮嘱我多带些纸和笔，书籍和稿件占据着相当的分量；他担任行政和社会事务工作较多，外出开会时身边常常带着文稿，趁会议间隙时撰写、修改或审阅。无论身在何处，他一有空便埋头工作、看书。到了老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终日忘我地搞科研、写作、奔波于实验室和现场。即便在生病住院的日子里，一边卧床输液，一边仍在看书或写作，从不浪费点滴时间。

父亲的一生，十分关心和重视培养青年一代。除认真带教好他的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外，对外单位上门求教和来信者都一视同仁，认真仔细地加以指导；到外地调研时，他不辞辛劳开办培训班、作学术报告；鼓励当地的医务人员写好工作总结和论文，并帮助修改、推荐发表。他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一些青年学生交朋友，多次在家里或市政协举行联谊活动，和他们谈心，讲解预防医学的发展趋势，希望并鼓励青年学生重视和热爱预防医学事业，掌握多学科知识，赶超老一代，用所学到的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努力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刚直不阿，对政治道德信念有明确执著的追求。解放前，他不畏权势和威逼利诱，拒不参加国民党。尽管在1958年父亲被作为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全国医务界四大白旗之一而受到严厉批判，尽管“文化大革命”受到无数次批斗和身心的折磨，但丝毫未影响父亲对真理的追求，他相信共产党，一直没有动摇过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父亲曾先后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尊重科学、伟大而谦虚的胸怀令父亲十分感动，毛主席的亲切勉励成为他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弄清事物真相的无穷动力。父亲从1957年起三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80年春天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时已年过七旬，更进一步激发了他要在有生之年争取完成更多的工作、为民造福的决心。

父亲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公共卫生事业。他的发明创造，在我国预防医学界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生的科学论著有百余篇，他一生培养了2 00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为我国培养了整整一代流行病学专家，他的学术和理论体系在我国流行病学界有着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父亲的一生和共和国同命运，其事业有成、所作贡献，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各级组织的关怀帮助以及各界人士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密不可分的。

二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每当我和海内外亲朋相聚，总要怀念和父亲在一起时的往事；每当我看到书橱里仍整齐地摆放着他订阅的外文书籍、整理他的手稿和论著时，眼前仿佛又重现他挑灯夜读、写作时的情景；时而翻阅父亲的旧照片，总想追寻他过往的足迹。我常常回忆起他对我的关切和教诲。

我刚上学时，父亲就要我认真读书、勤奋学习，生活要俭朴，要尊敬师长，友爱同学，要学会思考问题。记得小时候我学着拿了抹布就擦桌椅，他教我先把抹布折叠起来，要有顺序地擦，一面脏了，换一面再擦，这样擦又快又干净；在洗东西时他教我每次用少量水，多洗几次，这样既洗得干净又可节约用水。读中学要下乡参加劳动，他就告诉我农村现在条件还较差，生活还比较艰苦，不少地方没有自来水，肠道传染病较多，一滴河水含有无数细菌，眼睛是看不见的；要讲卫生，碗筷要保持干燥，这样细菌就没有生长繁殖的条件了。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既受到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也蕴含着对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崇敬。近8年的大学生活，父亲除了关心我的生活和成长外，更多的是督促我的学业，时时谈起他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我多读和所学专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拓宽知识面。原本想毕业后能留在父亲身边，此后能继承父亲的“衣钵”，岂料可恨的“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这一虔诚的意愿。

1968年7月我被分配到安徽省庐江县工作，临行前我感到十分的犹豫和迷惘：一方面父亲年事已高，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天天受批判、精神压力很大，身边无子女照顾，我放心不下；另一方面对安徽的情况一无所知，如何开展工作、有何作为心中无底。父亲却鼓励我：安徽离上海很近，一两天便到了；现在的农村比解放前好多了，在那里会有许多事情可干，是一个能得到锻炼的好机会。他让我去之前通过市卫生防疫站到郊区松江等县去了解农村情况，索要一些卫生防疫和土法建造小自来水厂的资料，设法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以减少疾病和疫情的发生；他要我与当地的同事搞好关系，不要有上海人的优越感和特殊化；他要我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碰到问题要像打仗一样，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树立信心加以解决。我到安徽后直接下乡搞血吸虫病的防治、巡回医疗。县防疫站恢复建制后，我便开始搞疾病预防、食品卫生工作，曾做过疟疾、丝虫病、流行性脑膜炎、脊髓灰质炎等疾病调查、防疫、治疗工作。遵循父亲的教诲，我主动要求到当地小铜矿、莹石矿等进行职业病调查，在工人中开展矽肺防治等。1974年夏天某乡发生牛炭疽，20余人感染，连吃了牛下水的狗也得病，起初不能肯定是何疫情，引起当地老百姓产生恐惧情绪。我立即写信向父亲求助，他托人帮助寻找有关资料，指导我如何处理病人和控制蔓延，很快疫情就平息下来了，受到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赞许。1977年末我调回上海徐汇区防疫站工作，父亲叮嘱我：现在工作条件好了，更要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要轻名利、重事业，要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每当发生肠道传染病、幼儿园菌痢爆发、水井污染、宋氏痢疾爆发、急性肝炎流行等疫情时，父亲都十分关心和重视，要我深入现场调查，指导我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及早扑灭。他常以京剧“十五贯”为例，说明搞流行病学要重视调查研究，要讲究逻辑思维，找出因果关系，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而陷入误区。

身处防疫工作的基层，工作多而繁杂，有时还要对有关人员开展培训，父亲便常常提醒我要在理论上有所提高，要善于分析总结和不断学习，不能仅仅满足于能胜任工作和完成任务。1984年我有幸回母校进修，俞顺章教授介绍我学习国外先进的减寿年数（PYLL）分析法，我结合徐汇区情况，分析了徐汇区近30年居民减寿病因，写成论文向父亲请教。他从理论、实践角度提出修改意见并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后该文发表于《中国卫生统计杂志》。因论文内容较新颖，是国内较早应用此方法进行探讨，我曾收到若干读者来信进行交流，得益匪浅。可以说，我在工作中取得的成效是和父亲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在他的熏陶下，我的业务水平、理论知识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父亲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怀有一颗仁爱之心。在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想到国家的困难，多次向组织提出减薪要求。多年不间断资助学院内某困难职工直至“文革”开始。在“文革”受冲击被关“牛棚”里时，他联想到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众多“赤脚医生”缺乏疾病预防知识，便在学习和被批判写检查之余，偷偷地利用废纸、报纸边角编写医学常识，让我和母亲去探望他时带回家抄写，并要求我丈夫作为普通读者认真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并写出“前言”。此后新华书店已发行《赤脚医生手册》，父亲觉得其愿已偿，将书稿付之一炬而不足惜。父亲生活俭朴但乐于助人，长期资助亲友。当我大哥的孩子出世时，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说：现在国家人口众多，生一个孩子就够了；趁年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工作上，事业上要有所建树……此后又执意给每个孩子每月30元资助，泽惠整整10年！

曾记得，父亲去云南调查，因劳累心脏病发作，被接回中山医院住院治疗。我每天上班前去医院为他盥洗、送早餐时，他早已斜躺在床上看书；我下班或晚饭后去病房探望，总看见他正忙于写作，父亲是多么珍惜每一点滴时光。曾记得当父亲讲起他重返疫区受到当地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和热情款待时，总是说这从中体现出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显现他的谦逊。

1985年多事之春让我永生难忘！曾记得，1985年1月学院为祝贺父亲80虚岁以及从事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50年，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父亲的朋友和学生300多人从全国22个省市赶来祝贺，父亲被他们的尊敬和爱戴而感动，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不已，我们作为亲属也为之动容。永世难忘的1985年4月3日，当天下午父亲外出工作，正在家门口候车时，被一无知青年玩弄汽车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全家为之悲痛欲绝。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为他的不幸逝世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多少年来，父亲的不幸去世成了我们全家挥之不去的隐痛，他的逝世给预防医学事业和家庭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每年我都会到烈士陵园看望父亲二三次，在他的遗像前真诚地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倾诉我们一家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告慰他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他未竟事业已经后继有人，并得到发扬光大。

父亲啊！虽然您离开我们了，但您的教诲和影响已在我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您光辉的一生将永远激励我们，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永远怀念您！

作者苏竹君，苏德隆教授之女，主任医师。1966年毕业于上医卫生系。曾任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