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人类学

◎周永明

Roads and Anthropology：Ethnography，Infrastructures，（Im）mobility.Dimitris Dalakouglou & Penny Harvey ed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15.

由两位英国学者编辑的《道路与人类学：民族志，基础设施和移动/固定性》一书于2015年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此书实际上源于两位编者在2012年给《移动性》（Mobilities）杂志编辑的一个专辑，原来的标题是“道路与人类学：民族志视野下的空间，时间和移动/固定性”，一共收录了八篇论文。此次被单独结集出版，除标题外内容并无改动。原专辑出版后，收到热烈反响，这并不出乎意料。正如笔者几年前指出的，就道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建立一门跨学科的“路学”以弥补现有不足。^〔108〕这本新出版的《道路与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打算在此对其作一详细的介绍，逐篇加以评述，以期向读者展示当前人类学道路研究的理论关怀和前沿问题。

从宏观层面而言，笔者曾将当前道路研究的思路概括为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分析和现代性视角下的时空分析两个主要框架。功能主义框架注重分析道路的目的、功能、使用、后果和意义。“要致富，先修路”，这句当下中国广为流传的口号是功能主义最直接和生动的注脚。除经济领域外，国家使用道路来加强统治实现政治目的的案例也广受关注。现代性时空框架源于欧洲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论思考，试图在总体上把握现代欧洲社会和以往的本质差别，其中之一就在于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新的感知方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时空分延”这一概念来界定现代社会与全球化时代的本质特征。由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摆脱必须在场的限制，从而得到极大拓展。哈维（David Harvey）则用“时空压缩”来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的加速，并将人们对时空的这种新感受称作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社会空间生产”的理论，指出空间具有社会属性，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在生产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又被它们所生产。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可以转换。空间也是国家政治工具，用来维护对地方、等级、阶级等的控制。这些理论家对时空问题的探讨对人类学者产生了较深的影响。^〔109〕

《道路人类学》一书的理论倾向无疑属于现代性分析框架。两位编者在导论中明确指出，现代性、移动性和日益加速的社会生活节奏密切相连，因而社会科学家使用移动性（mobility）、流动（flows）、网络（networks）和流动性（liquidity）等概念描述全球化时代。针对日益增加的移动性，不同节奏，新景观和网络化的基础设施，编者认为人类学家通过对道路进行民族志研究能够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在考察道路和社会物质关系时，民族志道路研究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像其他学科那样对研究对象本体、规模和延展作事先预设，而是可以跨越人与物，国家、社会和个人、跨国企业和当地社区、修路的政治和日常文化，对不同的现象进行兼顾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比较研究。《道路人类学》包含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就地域而言涵盖亚、非、拉、欧四大洲，讨论的范围大到跨境公路的修筑，小到路边商贩的兜售活动，形象地体现了编者宣称的民族志研究优越性。

编者还就民族志道路研究如何超越传统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道路的本质是其连接性，一方面有助于巩固边界分明的社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超越旧有社区的局限。然而以往的道路研究往往流于表面的描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学习惯于将文化群体视为独特、静态、自成一体，并拥有相同的文化和空间边界，对它们的流动和空间移动性重视不够。编者认为这种主导性研究倾向造成道路很少被当作有趣的研究地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空间、文化和移动的关注，以往封闭静止的文化观越来越让位于对空间的动态化探讨。有趣的是，列斐伏尔还有法国人类学家欧杰（Marc Augé），同时也关注现代公路的“反社会”特征。高速公路不仅割裂乡村景观，还绕过城镇中心，成为缺乏社会意义的“虚无场所（non-places）”。编者认为，欧杰所说的“虚无场所”因视角不同而异，机场、购物中心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匆匆而过的旅行者而言不具多少社会意义，但这些场所本身具有社会意义、文化层面、具体历史和规范关系，值得研究者揭示。

一方面承认道路增强连通性和移动性的潜能，另一方面又强调由于既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作用，道路常常带来和预期相反的后果，即造成事实上的隔断和阻碍。这个论点贯穿全书，体现了编者重视道路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复杂性。颇具反讽的是，无论是追求理论观点的创新还是凸显民族志方法的长处，事实证明知易行难。肤浅的民族志加上牵强附会的理论创新，会成为人类学道路研究的最差组合。丹麦学者Morten Pedersen和Mikkel Bunkenborg的《起隔离作用的道路：内亚沙漠中的中蒙关系》一文可为例证。他们的论文以中国在蒙古国的矿业和石油投资以及相关的配套公路建设为背景，在缺乏任何民族志或其他材料的支持下，先提出一个预设，即道路的升级和建设目的在于“减少蒙古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互动的质量和数量”。作者还进而武断地宣称，中国和蒙古国视这种人为的区隔为保持中国工人和当地牧民之间和平共处的理想手段。纵观全文，虽然作者以道路作为论述的由头，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本身和道路并无多少关系。作者事实上试图阐述的中心点在于指出中国的投资经营活动缺乏当地人的参与或没有惠及蒙古国人，甚至引发后者对自身环境、文化和经济的焦虑。这一论点本可以通过学术讨论加以讨论。遗憾的是作者却将它作为不需验证的预设，在此基础上将公路视为“距离化技术（technologies of distantiation）”，得出蒙古国当局希望中国公司进一步改善路况以达到减少司机和当地人互动的目的。作者试图单凭表面和零碎的田野材料去支撑其吸引眼球的理论观点和术语，不仅缺乏说服力，反而让人觉得为理论而理论，流于华而不实甚至荒谬。

另一个丹麦学者Morten Nielsen的文章《路边新招：莫桑比克一个道路工地上的时间与金钱》也涉及中国的修路活动，注解里显示他和前述两位学者同属一个研究团队，专注中国在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政治经济活动。论文以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承包翻建莫桑比克由国际发展协会出资的EN1公路为背景，单单从莫桑比克工人的角度，描述中国工头和莫桑比克工人之间的生硬关系。全文的中心论点是，莫桑比克工人和中国雇主之间没有互惠关系（reciprocal relationship），他们被置于难以忍受的工作环境中但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所以工人们并不将铺设沙石水泥这些劳动和修路相联系，相反地，通过将修路收入用于买地建房，用对未来有房生活的期望忽略淡化工作经历及和中国雇主的关系，从而赋予修路收入以新的意义和记忆。不知这位学者是过于天真还是在象牙之塔生活的时间太久，他无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雇佣关系的本质，以一种既不存在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不见于发展中的非洲的“互惠”关系作为全篇立论的基础，基本上是从抽象的假设上再构建新的假设。作者田野调查完全没有将河南公司一方的声音包括进去，许多描述有将中国雇主“异国情调”化之嫌。例如，当众用现金发放工资让工人排队领取的做法被描绘成不可理喻的带侮辱性的支付劳动报酬的做法，以此作为劳资双方难以建立“互惠”关系的证据。

也许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待丹麦学者的结论。一是他们也许秉承了人类学的传统，对弱势群体、不平等现象以及发展带来的种种后果持关注和批判态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无可厚非，两篇论文的主要缺陷是缺乏深入的民族志调查，以观念预设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结论显得牵强附会或过于天真。还有一种可能则是他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近来在全球日益增多的经济活动，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中国“新殖民主义”合唱中而已。我们希望作者本意不是如此，但是读者在阅读时应该了解这一背景。

德国学者Gabriel Klaeger的《急缓之间：加纳路边宜腐食品叫卖的节奏和速度》一文，称得上是民族志道路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作者另辟蹊径，选择加纳首都郊外的一个交通瓶颈路段，以在路边向过往车辆上旅客叫卖面包等食品的小贩为研究对象，在有别于路边固定摊贩的流动的工作空间内，观察他们种种“读路（read the road）”方法和兜售策略，以及具体的工作节奏和技巧，包括面对来车或跟随车旁叫卖，选择叫卖时机和随时调整速度，等等。交易的快速和短暂构成了小贩和顾客之间互动的特点，也决定了彼此之间商品鉴定、谈价、成交以及信任和欺诈等行为的展开。在移动工作空间中小贩们面对不同的速度、节奏和时间框架，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持续的运转中构成了他们生活的社会性。作者将细致深入的民族志观察和当今前沿的时空分析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值得道路问题的研究者参考。

《挖沟与立墙：秘鲁边区公路的法律地形学》一文则将关注点从路边转移到路面。美国学者Richard Kernaghan选取了秘鲁中部通向厄瓜多尔边境公路的一段，通过描述近三十年来公路路面的地形变化，形象地展示了公路和连接功能背道而驰的“隔离”功能。作者讨论的这段公路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目的是为了进行内部殖民，开发安第斯山落后的乡村地区。然而当时规划的农业革命从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80年代中期以后，公路沿线成为“光明道路”运动的游击区。如果说之前这段公路的修建标志着中央政府对当地主权的拥有和土地的掌控，“光明道路”蔓延之后，游击队迫使农民在公路上开挖壕沟，通过强行改变公路路表，一方面阻止政府军队的通行和调动，另一方面宣示旧有国家权力的消退和新的所有权的兴起。

有趣的是，到了1993年以后，这段公路的路表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光明道路”运动的式微，原来路上的壕沟被填平，桥梁被修复，道路似乎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但突然间，在公路平直地段的两侧，隔三岔五地竖起了约两米长、一米多高的水泥墩。原来这是秘鲁警方在美国缉毒署压力下，采用这种方法阻止贩运可卡因的小飞机将公路当跑道使用。虽然此举有效地遏制了当地的贩毒活动，但这些阻拦墩对行车造成极大的隐患，导致许多车毁人亡的惨剧。作者通过这段公路在农业开发、革命暴动和毒品泛滥三个历史时期的路表地形特征，揭示了不同使用者对道路不同的使用方式，形象地说明了道路的“隔断”“阻碍”作用。

《基础设施的迷思》一文，以秘鲁的两条公路为例，分析了道路修建过程及后果的复杂性。有趣的是，和中国流行的口号“要致富，先修路”相似，秘鲁社会对道路的效用总体上持非常积极的态度。Penny Harvey和Hannah Knox两位学者认为道路是现代性的技术，需要工程技术，政治意志和经济雄心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完成。道路这一技术在秘鲁似乎受到了非常乐观正面的接受，表现在对道路承载的三方面希望存在“迷思（enchantments）”，包括对速度和连通的希望，对政治自由的希望和对经济繁荣的希望。然而，在现实当中，以上三个希望都难以像道路决策规划者所期待的那样得以实现。在道路的实际修筑工程中，地理的限制，利益集团的腐败和修路计划的变动，造成了道路“迷思”的可望而不可即。虽然作者所用的民族志例证并非让人印象深刻，但此文的价值在于引发读者对修路及其过程后果的复杂性进行反思。

《“从资本主义通向资本主义之路”：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基础设施》一文由该书编者之一Dimitris Dalakouglou撰写，主要讨论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和意义层面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将城镇化和工业化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修筑道路被视为是增强国家连通和移动性的重要手段，而具体工程则由社会主义公民义务劳动完成。有趣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阿尔巴尼亚不允许拥有私有汽车，社会上乘用车的保有量很少，所以说修建的大部分是没有车行驶的公路。那么为何还要修路呢？作者认为当时政府号召公民义务修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以此提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修路过程中物与人的互动关系中练就共产主义自我主体以减少异化。然而随着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走向下坡，义务修路越来越带有强迫性质，变为国家压制社会的手段。而社会主义解体后，拥有汽车成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志。汽车的增多不仅改变了城市消费中心的所在，而且使得通向希腊边境的路段日益繁华，因为希腊拥有大量阿尔巴尼亚移民，移民的海外汇款促进了国内的消费并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异化。

美国学者Jeremy Campbell《在实体与虚构道路之间：亚马逊未完成的殖民地理》一文，以巴西163号公路（Br-163）40多年的历史为背景，着重讨论在不同的发展理念下，道路的规划和实际修筑之间复杂的“定型（figurations）”过程。163号公路的修建源于巴西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开发亚马孙地区的“指令性殖民（directed colonization）”计划。当时政府鼓励向亚马孙地区移民，并将他们安置在公路沿线规划的村庄里，以达到让无地农民拥有这片“无主土地”的目的。在现代化目标的指导下，公路沿线的村庄，集市和服务人员将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体，而公路是连接开发计划各个组成部分的纽带和关键。然而这一宏大计划并没有按照预期展开和完成。163号公路只完成了路基工程，当地的村民需要年复一年地面对糟糕的路况，并对公路加以形形色色的创意性使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修路规划又随政府发展理念的变化而变化。新的“企业化殖民（corporate colonization）”计划要么将大片土地出售或租赁给大地产商，要么直接给与巴西和国际大企业。私有化的农业开发用地再被拍卖给新来的移民。在这个计划中，道路修建成为市场的附属，主要着眼于运输大豆、玉米、牛肉和矿物的需求，什么地方市场有利可图，道路就修到哪里。在这个阶段，作者关注的那段163号公路仍然没有被铺上沥青路面，新旧两拨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得不继续面对恶劣的路况。

近年来，基于发展经济，社会公正和保护生态的理念，卢拉及其后继者罗塞夫政府执行了所谓的“生态经济区（ecological-economic zone）”的开发政策。这一新政许诺允许公民社会参与到具体政策制定中，以期获得“理性和全面”的开发计划。令人吃惊的是政府升级163号公路的计划在听证会上遭到了当地新旧移民的普遍反对，甚至用设置路障表示抗议。这些随着政府前两次开发计划进入亚马孙地区的新旧移民不是反对拥有新路本身，而是反对政府计将他们和失修的道路一起归入之前计划的“失败”之中。因为在他们眼里，政府对移民的长期抛弃才是造成计划中的163号公路和现实中的公路名不副实的根本原因。他们看够了163号公路漫长的“定型”过程，对政府又一个新的计划充满怀疑。不过作者在文末提及当他在2010年重返田野地点时，将近900千米的163号公路有一半终于铺上了沥青或是改造成了皮实的碎石路面。这条公路在40多年间不同的发展理念下的“定型”过程终于有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发展。

概而言之，通过《道路与人类学》一书所收论文，读者可以管窥欧美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新近动态和关注热点。此书围绕移动/固定性以及连接/隔离性的讨论，集中反映了道路研究中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分析框架，即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时空观念和道路的关系。虽然各篇论文民族志研究的深浅程度有所差异，但特别值得学习的是欧美研究者们对理论讨论的重视。当然，美中不足的是，道路研究中一些重要方面，诸如道路与生态环境、道路与公民参与、道路与宗教文化、道路与旅游休闲等，这本论文集没有涉及，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共同努力，推进这一饶有意义的“路学”研究领域继续发展。

【注释】

〔108〕周永明.道路研究与“路学”［J］.二十一世纪，2010年8月号，总第120期.

〔109〕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J］.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总第1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