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分期

1.政治史分期

日本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一般分为下述六个历史时期：

（1）原始社会

如果按照通常将“国家”产生之前称为原始社会的看法，在公元3世纪出现最古老的邪马台国之前，日本列岛一直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前期（旧石器时代），以使用打制石器为特征，生活手段是狩猎、捕鱼；至称之为“绳纹时代”^[1]的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石器和带有绳文图案的黑褐色陶土器，基本生活手段转变为狩猎、采集经济。在称之为“弥生时代”或“弥生文化”（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的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朝鲜半岛大量移民的到来和被称为“弥生时代人”之混血后裔的出现，逐渐形成了原始农业，并出现了金属器具。

图5　见有拔牙与叉状研齿的颅骨

爱知县伊川津贝塚出土。为戴有耳饰、头饰、腕饰、腰饰、足轮的男性，当属部落首领。可见认为拔除牙齿和用黑曜石片长期打磨形成的分岔。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部落民中占2%～3%。（［2-1］，18）

图6　留有纵横切痕的胫骨

神奈川县大浦山洞窟出土。下肢胫骨被锐利的刃器纵横切割，目的是为了获取骨髓。众多同类遗骸的发现，被认为是在食物匮乏的时代，普遍存在食人之风的见证。（［2-1］，21）

（2）古代

图7　“汉委奴国王”金印

边长2.3厘米，重109克。天明四年（1784）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一般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所授。（［28］，16）

《后汉书》与《三国志》皆载，当时的东夷之地，有女王卑弥呼统领的“邪马台国”辖管着众多小国，并与中国有使臣往来、赐封之事（图7）^[2]。由于没有关于此前日本列岛上社会体制演进的确切记载，而见于记载的邪马台国在3世纪时已有相当规模，所以某些日本史书采取不对“原始”与“古代”进行断代的做法。但无论是否将3世纪作为“古代”的起始，其下限均为12世纪末。其间首先经历了国家渐成统一的“大和时代”（4世纪～6世纪末），此期因修建壮观的高冢式古坟而有“古坟时代”、“古坟文化”之称（图8）^[3]，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以初称“王”，后称“大王”者为中心的各豪族的联合政权；在生产中已开始使用铁器。其后则是律令政治确立并发展的“飞鸟时代”^[4]（593～710）、“奈良时代”^[5]（710～794）和“平安时代”^[6]（794～1192）这样几个依宫廷所在地命名与划分的历史时期。

图8　仁德陵古坟

位于大阪府堺市百舌鸟古坟群中。宏大的规模，显示了其主人的强大。（［28］，19）

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文化，明显是以模仿为主。奈良时期的建筑与艺术的诸多方面均呈现出“唐风”及印度文化的影响。在政治方面，直至7世纪初，日本仍处于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阶段。“部”是皇室或贵族占有的人民集团。奴隶主贵族和平民还组成称作“氏”的社会集团。“氏”由族长的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氏”的首领“氏上”是奴隶主贵族，“氏”的一般成员“氏人”则是平民。天皇授予“氏上”以“姓”（如中央豪族为臣、连，地方豪族为君、直；移民为忌寸、史、村主等）。著名的圣德太子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推古朝改革”，603年依德、仁、礼、信、义、智之大小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官职不能世袭，依能力选拔）；次年又公布了《十七条宪法》。但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日本从唐朝引进了一套官僚制度，却没有采用中国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而始终是以权力的世袭制为基础的，人们的地位和职务都由家庭出身来决定”^[7]；所谓《宪法》，实际上也并非法律，只是道德训诫而已。例如其第一条的内容是“以和为贵”。所以满怀政治理想、锐意改革的圣德太子最终却是在“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中度过余生的。这些理想在40余年后的“大化革新”中得到部分实现，成为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通过引入中国儒学的“天命”观——皇权天授，使得天皇的权力有了两个来源解释：其一来自传统的皇祖神“天照大神”；另一是“天”。这样，“天皇”之所以为“天皇”，便有了两个“奇理斯玛”（chrisma）——“神圣的天赋”作为依据^[8]。

图9　平等院凤凰堂

建于平安时代后期的平等院原为宇治关白家的别庄，1052年改建成寺院，次年所建凤凰堂是遗存至今的唯一原始建筑（国宝）。宇治川的清流注入堂前的“阿字池”，远近山峦尽收眼底，构成了典型的借景庭园。

至平安后期，日本文化逐渐出现了从一味模仿转向“独立”与“庶民化”的重要变化。

（3）中世

图10　源赖朝

京都神护寺藏。镰仓时代肖像画中的杰作。（［28］，59）

图11　武士与随从

京都欢喜光寺藏。主人身后可见两名随从。镰仓时代武士与随从间具有极好的关系。（［28］，60）

12世纪末，关东武士首领源赖朝在今东京附近的镰仓建立了武士的中央政权——幕府，日本封建社会进入新阶段。在日本史家称之为“中世”的这一时期，包括“镰仓时代”（1192～1333）和“室町时代”（1336～1573）。室町时代中又有各立朝廷的“南北朝时代”^[9]，以及大名割据的“战国时代”^[10]之分。

武士兴起，导致天皇、贵族式微，儒学影响变弱；宋学虽已兴起，但未及日本，故缺乏外来思想、材料的刺激。博士们世袭家业，固守汉唐旧注，气息奄奄。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佛教，镰仓建有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等五大寺院，谓之镰仓“五山”；京都建有南禅、天龙、相国、建仁、东福等五大寺院，谓之京都“五山”。因而史书中又常能见到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五山时代”。佛教禅宗的兴起与流行，一方面使得“生死如一，纵情声色”成为武士的理念；一方面成为宋学得以在日本传播的媒介。例如，江户儒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1561～1619）即出身相国寺，建仁寺的古涧慈稽（1581～1670）也专攻儒典，惺窝的弟子林罗山（1583～1657）后来成江户朱子学派的开创者。

（4）近世

自1568年织田信长（1534～1582）进入京都，至其家臣丰臣秀吉（1537～1598）兵败朝鲜、因病身亡的30年间，织丰政权平息了延绵百年的战国之乱，完成了统一大业。其后，德川家康（1542～1616）于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至明治维新之前的这二百余年，是日本史家称为“近世”的封建社会晚期，包括“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和“江户时代”（1603～1868）。

图12　江户城

（［28］，106）

在主君尸骨未寒之际，即消灭其寡妻弱子，夺取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成果的德川家康，随后公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天子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迫使天皇完全脱离政治。正如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为防止“下克上”故伎重演，而强调现世的秩序、尊奉朱子学一样，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正统，从而使得儒学脱离了对于佛教禅宗的依附，独立发展并进入全盛时期。在发挥其强调封建伦理学功能的同时，一些注重朱子学合理内容的学者，表现出对自然科学和“经世致用”学问的兴趣。社会中既非禅僧，又非博士公卿家，而以儒学为业之儒者的出现，促进了教育的兴旺、知识的普及、学术思想的活跃和文化水准的总体提升（图13、图14）。尽管江户时代曾有锁国之令，但西方科学技术还是有所传入。诸多因素的总和，使得文化空前繁荣，并脱离开单纯模仿的窠臼，在许多方面开始体现出创造性。据载，“18世纪后期，江户有一百万人口，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了”；同时在“德川幕府后期，男性人口的45%、女性的15%有文化，这个比率为当时其他亚洲国家所不及。”^[11]这些不仅仅是江户时代文化、经济繁荣的表现，而且也是日本向近代化转变的良好基础。

图13　昌平阪学问所

“昌平黌”原为传授朱子学之大儒林罗山家的私塾，宽政九年（1797）幕府将其扩建成直属的学问所，并制定学规与职制。（［28］，114）

图14　寺子屋

洋人所著《幕末之日本》中的插图。“寺子屋”为10岁左右的孩子开始读书受教之处，规模约为20人。（［28］，136）

德川政权的265年，国内无战事，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安定期。尽管在五代将军纲吉时，因农村阶级的分化、商业资本的扩张，已露出财政问题的破绽，但通过8代德川吉宗时的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使得中央财政得以稳定。

图15　米　业

各地大名所收租米，除支付自身所需外，皆进入市场。大阪等主要港口多设有大名的米仓，并经营其买卖与运输。（［28］，119）

图16　织　屋

19世纪初，机织业快速发展。其生产规模，以及由劳资双方构成的生产关系，呈现出近代工业的萌芽。（［28］，134）

（5）近代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叶前向日本扩大远东贸易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其后，美国采取强硬手段，于1853年将舰队驶进东京湾，迫使幕府于次年他们再次造访时接受了其种种要求，锁国政策由此崩溃。这为早就觊觎德川家族统治地位的西部诸大藩提供了机缘。在“尊王攘夷”的口号声中，倒幕战争于1868年获得胜利，德川家族被贬为平民，持续七百年之久的幕府统治终被废除。天皇迁至江户，故称东京。日本由此步入近代社会。这一阶段包括废除幕藩体制^[12]与等级制度，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减轻农民赋税，制定宪法，全面维新的“明治时代”（1868～1912），以及其后的“大正时代”（1912～1926）和二战结束之前的“昭和时代”前期（1926～1945）。

图17　东京第一国立银行

明治五年（1872）所建5层高的西洋馆是当时东京的著名场馆，并成为翌年开业之第一国立银行的本店。（［28］，158）

图18　东京日本桥的铁道马车

开通于明治十五年（1882）。（［28］，160）

（6）现代

自二战结束至今，谓之“现代”。包括“昭和时代”中后期（1945～1989）和“平成时代”（1989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