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新天地，去美国谋生

1. 开辟新天地，去美国谋生

随着蒸汽机的大规模推广，手工作坊在丹佛姆林越来越难以维持。父母开始写信给远在匹兹堡的两位姨妈，想要举家前去投靠，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我和弟弟能更好地成长。不久，我们就开始为移民美国做打算，先是卖掉了编织机和家具。父亲对未来充满期待，家里时常响起他甜美的歌声。

编织机几乎一分不值，我们变卖了所有家产后，还告贷20英镑才能成行。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丹佛姆林。那一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弟弟汤姆才5岁。从此，我彻底告别了学校，后来只上了一个冬季夜校，老师是个法国人，是个演讲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丹佛姆林上学期间，我学会了读写与算术，还有代数和拉丁文的基础。此外，我还努力学习英语语法，才不至于落在同龄孩子后面。我所接触的读物，只有华莱士、布鲁斯的故事和伯恩斯的作品，但我记得所有经典诗句。当然，我还读过《一千零一夜》，仿佛自己被带进了新的世界，痴迷其间。

离开的那天早上，我们坐火车前往查尔斯顿。我站在车厢里，眼泪汪汪地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从视野中消失，连雄伟而神圣的大教堂也看不到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丹佛姆林？”那以后的14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想着这个问题。我时常想到大教堂，童年时所有对仙境的幻想，都离不开它和那里的大钟。那只大钟会在每晚八点敲响，那是宵禁钟，告诉我必须睡觉了。直到多年以后重回丹佛姆林时，我才再次听到那样的钟声。

当时，我和沃尔斯教长并排站在马车上，钟声响起——为母亲和我的荣誉而响——我双膝慢慢跪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仿佛要晕倒。我知道不能晕倒，便紧咬嘴唇直到流血，并喃喃自语：“不要紧，冷静，必须坚持下去。” 但钟声已经进入我的灵魂深处，仿佛要把我吞噬。那声音如此甜蜜、亲切，就像入睡前父母在床边的耳语。那声音仿佛从天堂传来，被遍观万物的力量所触动，即使我做错了事，它也从不生气，而这种沉默，却让我非常非常难过。今天，它没有对我沉默，它似乎是欢迎流浪在外的儿女重返它爱抚的怀抱。

这个世界从不为我们谋划什么，更不给予我们什么。这种恩赐只有大教堂的钟声才会给予。我弟弟汤姆虽然还小，却也开始了解其中的神奇色彩。

卢梭曾希望自己死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在大限来临的时刻，会有大教堂的钟声在耳边回响，告诉我人生的旅途已经终止；我希望它像过去召唤我去睡觉一样，最后一次召唤我。

从查尔斯顿，我们坐船前往福斯湾的爱丁堡汽船行。被抱往汽船的时候，我冲到姨父跟前，抱住他的腿，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多年后，当我回到丹佛姆林时，姨父来看我，说这是他经历的最伤感的一次别离。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乘坐载重800吨的维茨凯斯特号航船，从格拉斯哥起航了。在接下来的七周航行中，我跟水手们学会了航船绳索的叫法，还能引导乘客回应船长的指令。时间一长，水手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日聚会，他们的食堂里还有葡萄干布丁。因此，离开维茨凯斯特号，我感到遗憾而又依依不舍。

初到纽约，我感到一阵迷茫。我曾到爱丁堡见过女王，但也仅止于此。纽约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大工业城市，我置身其间，那熙熙攘攘的氛围几乎要把我淹没。

在纽约移民局的指引下，我们从伊利运河取道巴福勒和伊利湖，前往克利夫兰，而后沿运河到比沃。大约用了三周时间。当时的匹兹堡没有铁路，就连伊利铁路也还在修建。在运河上的三周，许多事都已淡忘，只有那个晚上还记得格外清晰。那是在比沃的一艘船上，我们遭受到蚊子的迅猛攻击，母亲遭了很大的罪，以至于次日清晨什么都看不清了。我却酣然入睡，全然不晓得什么叫“糟糕的夜晚，孩童的地狱”。

匹兹堡的亲友安排我们住在阿勒格尼，当地丽贝卡街上有艾肯特姨妈的两层小楼，腾出了两个房间给我们住。父亲此时重操旧业，开始生产桌布，甚至要四处去推销，因为没有销售商看得上我们的产量。家里的收入非常微薄。

母亲再次出来帮忙，什么困难都不能让她放弃。她年轻时曾跟着父亲学做鞋，挣点零用钱。这手艺真帮上了大忙。阿勒格尼有个鞋店老板老菲普斯先生，是我后来的朋友亨利·菲普斯的父亲。母亲做完家务后，就会到老菲普斯先生店里取一些零活做，每周能挣4美元。每天傍晚，母亲忙完家务，就把弟弟抱在膝盖上，让他帮着穿针、给线上蜡；一边还给弟弟背苏格兰的宝物歌，或讲有人因不道德而失败的民间故事。

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正直勤劳远比财富更宝贵。在我们家，母亲扮演着护士、厨师、保姆、教师、圣徒的角色，父亲则扮演着楷模、谋士、顾问以及朋友的角色！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相比之下，百万富翁或贵族留给子孙的又算什么呢？

在美国，我们搬过几次家，母亲都能与邻居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有什么困难，总会征求母亲的建议；无论穷人富人，都来求母亲出谋划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提起母亲的这些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