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数量的变化

社会人口_甘肃近代社会史

    人口是构成区域社会的基础，人口的多寡、性别的均衡、教育的程度等均反映出区域社会的基本存在状况，是研究区域社会史理应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因此，本章将对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人口数量

    区域社会的人口数量反映出社会的存在规模。近代以来，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变化。人口数量的起伏，使区域社会的存在规模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对户口的管理，认为“长而出分则户益密，生而辄育则口必增”，添丁增口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志。据《甘肃通志稿·民族五·户口》记载，清嘉庆年间，甘肃有近200万户，以当下学术界计算人口的通行标准即一户五口人来计算，那时甘肃约有1000万人，这是甘肃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历史时期。进入近代，正值道光年间，甘肃人口数量仍然在1000万人左右。道光以后，经过“同治之乱”，甘肃人口数量出现了大的回落，锐减至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省人口约有88万户，490万人左右。而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全省人口约有96万户，510万人左右，呈逐渐回升的趋势。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人口约有98万户，498万人左右；民国11年（1922年），全省人口约有116万户，640万人左右；民国17年（1928年），全省约有120万户，660万人左右。以上数据中，关于1928年的户口数据，与《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约628万人的数字相差不多。因此，根据两份资料的记载可以知道，在1929年甘肃分治为三省前，人口约有650万人。

    1929年，甘肃析置为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域社会的范围缩小，人口数也相应减少。分省时，原属甘肃的青海河湟谷地三县四厅有40余万人，宁夏诸州县有70余万人，两地合计有110余万人。按当时甘肃有650万人的人口来看，三省分治后，甘肃剩540余万人。现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的统计数据可知，当时甘肃有553万余人。这两个数据相差不多，还是比较可信的。应该说，三省分治后甘肃有540余万人是比较可靠的。到1944年，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到650多万。1949年，据《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记载，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达900多万。

    从以上关于甘肃近代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甘肃近代社会的规模不太稳定，起伏较大，其中有自然的和社会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从甘肃有人口记载的历史来看，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甘肃区域社会人口的基本情况是：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甘肃约有人口31．82万户，129．23万人，以后人口基本以这一数字为准上下波动，最多时达到186．9万人（1189年），最少时降至30万人左右。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甘肃人口从来没有超过200万人。清朝康乾盛世后，人民休养生息，人口得到较快增长，增至1000万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人口的猛增使甘肃区域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亦使甘肃区域社会开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人口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决定了社会的其他构成。比如随着人口的增加，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数量势必增多，而国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最终是落实在丁口和户口上的，因此人口、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原有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均受到影响。要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当政者及时洞悉民情，体察世道变迁，不断调整土地制度，改革赋税制度，使社会的各个环节都互相适应、协调运作。而对传统社会来说，要想时时保证增长的人口和各种制度相适应，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清乾嘉以来甘肃人口增加造成的影响较大的社会问题是穆斯林问题。关于清代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到底有多少，因缺乏可据的资料，难以判断。但以今天甘肃、青海河湟谷地、宁夏的汉族人口2900余万人的增减情况与今天穆斯林人口600余万人的增减情况回溯推理可以看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在150万～200万。另据《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当时在秦陇地区是“民七回三”，即穆斯林人口占了人口的30％。就是说当时甘肃约有1000万人，在这1000万人中，东部地区人口占了近600万，按“民七回三”的说法，即东部600万人口中，穆斯林人口就有近180万人。以上采用的两种方法推算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得出的数字却十分接近，由此可以认为，清中期甘肃穆斯林人口有150万～200万人。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其社会影响开始扩大，要求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而清朝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遏止了穆斯林社会的正常发展，终于在同治年间，爆发了波及西北诸省的穆斯林反清斗争。应该说，穆斯林反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与其人口的增加有直接的关系。甘肃穆斯林反清斗争持续了近10年，对甘肃区域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人口从道光时的1000万锐减到490余万人。在河西的永昌，“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人口为220232人，但到光绪四年（1880年）只有42832人，比同治之乱前减少了五分之四多。”战乱使区域社会的人口锐减至半。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因为人口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基本变量，它的变化势必要影响社会的其他构成。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人口的增加，对穆斯林社会来说，就是一种挑战，这使其对土地的要求和在文化上独立发展的愿望日益强烈。而清朝对日益壮大的穆斯林群众仍然沿袭原来的歧视压制政策，这势必要引起穆斯林社会的不满和反抗。而这种不满和反抗则又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重创。

    到光绪年间，随着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人口又开始了恢复性的增加，此时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革命性变革已拉开了序幕，区域社会进入了一个艰难变革的历史时期。到民国初期，社会虽然变革不断，秩序失缺，但就人口来看，基本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

    从民国9年（1920年）开始，甘肃人口又遭遇了几次大的动荡。民国9年（1920年），海原、固原、静宁、会宁、通渭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8．5级，造成24．6万人死亡的惨剧。民国15—21年（1926～1932年），甘肃各地的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此起彼伏。1927年，甘肃古浪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4万余人；1932年，甘肃昌马堡发生震级为7．6级的强烈地震，死亡7万余人。以上三次地震都被列入20世纪中国十大地震之内。民国18年（1929年）前后，甘肃各地旱灾、瘟疫连续不断，造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剧。再加军阀混战，匪患迭起，造成甘肃区域社会的人口一直起伏不定。记载这一时期人口数的资料比较混乱，人口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无法估计。许多人根据甘肃省政协编纂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一书1929年条记载：“人民死于饥饿者140余万，死于病疫者60余万，死于兵匪者30余万。”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合计死亡230万人。《陇原鸿迹》也记载：“1929年，甘肃空前大旱，死于饥饿、疫病、匪患者约240余万人。”前面已经介绍过，在1929年以前，甘肃有650万左右的人口，而据以上两条资料记载的人口锐减数据来估算，甘肃发生自然灾害时，正值三省分治，如减去青海、宁夏的110万人，余540万人，再减去灾害死亡的230万人，到1930年时，甘肃只有310余万人了。显然此人口数有点失实。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的人口统计可见，当时甘肃有553万余人，1930—1933年三年时间里，人口不可能从310万增加到553万，即三年时间里猛增了200多万人。假如人口锐减数据不减去宁夏、青海的110万人，那么，到1930年时，甘肃人口是420万人，这一数字与1930年的553万人仍然有出入。因此前面两条记载民国18年（1929年）人口锐减的资料要么是政协等的记载有误，要么是193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有误，两者都存疑点。澄清这一疑惑，还需要发掘大量的资料。可以断定的是，民国15—21年（1926—1932年），甘肃发生的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使社会人口起伏不稳，贫穷加剧，许多社会问题更为突出。

    人口的增减除了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因素相关，还和人口的出生率以及生育率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乡村社会，人口的成活率不及出生率的一半，而出生率又不及生育率的一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缓慢。自近代城镇兴起后，进入20世纪40年代，城镇出现了较为进步的医疗设施，人口的死产数比乡村明显减少，人口的增长率也明显增加。

    表1—1是兰州市1940～1944年人口的出生、死产、死亡的统计数据。

    表1—1

    1940—1944年兰州市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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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出生数                  ┃    死产数                  ┃    死亡数                  ┃

    ┃  年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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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计    ┃  男    ┃  女    ┃合计    ┃  男    ┃  女    ┃合计    ┃  男    ┃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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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0    ┃  507   ┃  273   ┃  234   ┃  97    ┃  56    ┃  41    ┃  327   ┃  171   ┃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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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1    ┃  678   ┃  312   ┃  366   ┃  78    ┃  47    ┃  31    ┃  354   ┃    181 ┃    173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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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2  ┃    585 ┃    302 ┃    283 ┃    71  ┃    39  ┃    32  ┃    382 ┃    193 ┃    1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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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3  ┃    610 ┃    318 ┃    292 ┃    81  ┃    41  ┃    40  ┃    463 ┃    239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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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4  ┃    641 ┃    392 ┃    249 ┃    74  ┃    38  ┃    36  ┃    634 ┃    321 ┃    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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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甘肃统计手册》，1945年公布。

    （注）：原表“年别”一栏用民国年号，现统一改为公历。

    从表1—1可看出，各年份人口死产数占出生数合计的情况依次是19％、11％、6％、6％、9％，可以看出，城镇人口的死产数基本在逐年减少，比访谈得知的同期乡村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疾病也对传统社会的人口起伏产生影响。传统社会由于医疗条件限制，成年后的男女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一些在今天看来很平常的疾病就会剥夺患者的生命。人均寿命不到40岁。据1947年10月甘肃省政府公布的资料显示：当时，全省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数为130536人（其中男性为89565人、女性为40971人），占当年全省总人口数的18．7／1000。这个数字仅是典型调查后推算出来的，比较保守，实际情况估计多于此数。

    二、人口分布

    甘肃传统社会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是：东部稠密，西部稀疏；交通要道和河谷地带稠密，山地稀疏。进入近代，甘肃人口分布呈现这样几种特征：一是自然分布特征。传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比较强，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更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河谷地带是首选的居住地，这里灌溉便利，适于耕种，适合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黄河谷地、渭河谷地、洮河谷地、泾河谷地等都是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大部分府县城镇也都分布在河谷地带，如渭河有天水，泾河有庆阳、平凉，石羊河有武威，黑河有张掖，党河有敦煌等。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利于耕种，是人口赖以生存的又一自然区域。最典型的首属陇东的董志原，这里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山之高平者日原，原以庆阳属之董志为最大。”有谚语云：“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原的一个边。”由此可见，董志原的广阔无垠了。其区域“南由宁县治平镇起，北至环县界止，约二百三四十里。东西宽处或七八十里，仄处或四五十里不等”。董志原主要包括宁县、合水、正宁、泾川、环县、镇原等县。另外，陇南山地也分布着大量的人口，这里山峦相连，山路崎岖，气候比较潮湿，雨量较多，凡平缓地带均有人口分布，分布的较为分散。

    二是民族分布特征。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到近代多民族杂居的特征仍然没有改变。藏族、蒙古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适合游牧的周边地区。回族由于历史原因，分布比较有特点。分散地分布在交通道路沿线，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和汉族、藏族等民族杂居。“同治之乱”后，有一部分被迁移到东部甘宁交界的山区。从20世纪40年代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来看：当时全省约有人口600万，其中回族占全省总人口的1／14，约有43万人；藏族分布在西南的夏河、卓尼、岷县、临潭等县，约有7．5万人；哈萨克族分布在关外的安西、敦煌、玉门等地，人口数不详，仅在祁连山西北部就分布着3万多人；蒙古族分布在祁连山西北一带，归肃北设置局治理。

    三是城镇分布特征。进入近代，人口开始向城镇集中，城镇集中了许多脱离开土地依靠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其他产业生存的人们。完全脱离开土地的城镇市民的出现，使城镇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清末，兰州只有5万多人，其他府县城镇的人口则更少。进入民国以后，城镇人口增加得较快。到1945年，兰州有16万人，平凉、天水有4万～5万人，酒泉、张掖、武威、I临夏有2万～3．5万人，靖远、秦安、陇西、固原、甘谷、临洮等县有1万～1．8万人，其他城镇人口都在1万人以下。当时甘肃城镇人口总计6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

    三、人口结构

    区域社会的人口结构包括性别、婚姻、教育、职业等方面的内容。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十分有限，现依据掌握的资料梳理出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叙述分析。

    1．性别

    传统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反映出的基本特点是男略多于女。据清末宣统年间全国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男女性别平均比例为121．7：100。男女性别比例最高的是山西省，为135：100；最低的是甘肃省，为109．8：100。现根据《渭源县风土调查录》记载：民国15年（1926年），当地共有8246户，39938人，其中男子为24165人，成年者约11300人；女子为15773人，成年者约7500人。当地男女总的性别比例是153．2：100，其中成年男女的性别比例是150．6：100，这两项比例都属于高性别比例。下面如表1—2关于民国20年（1931年）灵台县的有关统计资料来看看男女的性别比例情况。

    表1一2

    灵台县民国20年男女人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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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      ┃中台镇  ┃独店乡  ┃邵寨乡  ┃什字乡  ┃上良乡  ┃百里乡  ┃梁原乡  ┃蒲窝乡  ┃鹑鸪乡  ┃

    ┃名称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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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数    ┃  2186  ┃  10606 ┃  7433  ┃  6897  ┃  6283  ┃  8683  ┃  10438 ┃  5815  ┃  1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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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性数  ┃  1686  ┃  8142  ┃  5926  ┃  5178  ┃  5000  ┃  6684  ┃  8008  ┃  4584  ┃  1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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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出数  ┃  500   ┃  2464  ┃  1507  ┃  1719  ┃  1283  ┃  1999  ┃  2430  ┃  1231  ┃  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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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重修灵台县志》。民国24年铅印本。

    从表1—2可以看出，男女性别比例最高的什字乡是133．1：100，最低的邵寨乡是125．4：100，这两处的性别比例都低于渭源。但渭源和灵台的性别比例均高于前面提到的甘肃男女性别比例109．8：100的全国平均水平。笔者怀疑宣统年间统计的甘肃男女人数的准确性。近代城镇兴起后，城镇男女性别比例总的来看比较低，个别地区也有高性别比例情况。请看下表所示：

    表1—3  民国34年甘肃城镇男女性别比例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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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  ┃  男性    ┃  女性  ┃  男女  ┃  城镇  ┃  男性  ┃  女性    ┃  男女  ┃

    ┃  名称  ┃  人数    ┃  人数  ┃  差数  ┃  名称  ┃  人数  ┃  人数    ┃  差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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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兰州  ┃  94702   ┃  67351 ┃  27351 ┃  天水  ┃  23352 ┃  19325   ┃  4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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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谷  ┃  9826    ┃  9757  ┃    69  ┃  临夏  ┃  14291 ┃  11 215  ┃  3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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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掖  ┃  1 7638  ┃  14874 ┃  2764  ┃  酒泉  ┃  12734 ┃  10091   ┃  2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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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凉  ┃  28253   ┃  17129 ┃  11124 ┃  靖远  ┃  6625  ┃  5629    ┃  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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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宁  ┃  1804    ┃  1 724 ┃    8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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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甘肃省乡土志稿》（一），《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30卷．第421—426页。

    从表1—3男女性别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平凉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64．9：100，兰州、酒泉、临夏分别是141：100、127：100、128：100，这些均属高性别比例。其他城镇的男女性别比例都比较接近，甘谷县城则是101：100。大多数人认为，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对婚姻产生一些影响，造成男性择偶困难。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从传统择偶观看，男多于女的现象不会对婚姻产生太大的影响。传统择偶观一般都主张男比女大，女比男大的情况偶尔有之，但比较少见，况且女比男大，一般都有可能纳妾。在富裕人家或女方不生育的家庭，男子可以拥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妻子。这就是说男性在选择配偶方面比女性的选择余地大，男性可以选择大自己几岁或小自己十来岁的妻子，而女性则有一定的局限性，绝大多数女性愿意选择比自己大或者同龄的男性。因此，男女性别比例高的状况基本能适应传统社会的择偶观，一般不会导致男性择偶困难的现象发生。当然，在某个偏僻的村落里，因男女性别比例悬殊而造成的畸形婚姻现象还是有的，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比如《清稗类钞》记载：“甘人有租妻”以及“兄弟共妻”的现象。这毕竟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所有的地区。我们不能根据个别现象就妄下断语。

    2．职业

    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所谓“凡民有四，一日士，二日农，三日工，四日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四种职业的生产单位是家庭，脱离开家庭的个人职业很少。各种职业都有一定的角色定位，所谓：“士颇自爱，深以奔兢为耻，居恒布衣蔬食，虽士大夫之家，献乘舆张盖者；农勤于耕，女勤于织；工则箕裘相衍，无淫巧之技；商皆土著，所置率布帛丝麻之属，粗备民间日用之需，一切奇玩异货不与焉”。每种职业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使士农工商各安本分，无放达逾越之举。士占人口的很少部分，多为受过私塾教育的读书人，他们中的一小部分通过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绝大部分在乡村社会引领风气，传承文化。传统村落社会追求的理想风气是“文社寒暑不辍，书声昼夜相闻”。因此，士作为传播知识的地方文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农业人口占绝大部分，他们大多数勤劳本分，安分守己。在村落社会里，人们追求的生活理想是士农一体，耕读传家。因此，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家受到人们的推崇。工商皆为辅助职业，属于农耕之外的兼营，且多为家传，以家庭为依托进行生产，活动范围比较小。甘肃本土人脱离开农耕赴外地跨省或是跨区域的商人很少。大多数经商的人在农忙时耕种，农闲时携带农产品到其他地区进行交易，获取一些生活必需品。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河西一带的农民在秋后到新疆进行商品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十分有限，仅补充家庭日常所需，谈不上更多的赢利。可以说在传统社会，所谓士农工商诸种职业都是围绕农耕社会这个中心而开展的。

    关于传统社会职业构成的统计资料很少，难下定论。以岷县为例，当地的职业构成为：光绪年间，汉族总人口有118326人，其中，士有500人，农115826人，工800人，商1200人。实际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科学，因为传统职业多以家庭为单位兼营，多数家庭是既务农，又务工商，没有明确的职业界限。但这个数字可为我们提供人口职业的大致情况，以资参考。传统社会的职业构成除了士农工商四大类，还有僧、道等宗教人员以及吏、兵等其他职业，从事这类职业的人数很少。需要说明的是，汉族传统社会脱离开家庭的宗教职业者有出家的僧人和道人，他们基本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藏族、蒙古族等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人口从事牧业。除此而外，僧侣占人口较高比例，在藏族聚集区，僧侣几乎占成年男子的1／3。回族的职业构成比较特殊，以经商为主，兼营农业，可以说是农商并举。在农牧交错地带的汉族，也多为兼营农牧。在岷县山区，还有靠狩猎为生的猎户。

    清中期全国范围的人口增加后，导致一些地方土地紧缺，人们纷纷外出谋生，这对传统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以山西为例，南部地区因地狭人众，许多人外出经商，行迹远至西北。进入近代以后，这些从清中后期就来西北经商的人成为西北商人的中坚力量。

    近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使传统社会的职业构成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商业、手工业、工业等的出现，人口的职业构成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商人开始脱离开土地，从兼营向专营过渡，手工业者也驻足城镇，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而谋生。随着近代工矿业的萌动，产业工人开始出现。进入民国以后，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职业开始显露端倪，比如教师、编辑、记者、医生、演员以及其他各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均增长得很快，社会职业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根据1947年《甘肃省人口统计报告》，本省共有劳动人口4927183人，其中从事农耕的有3354974人，占劳动人口的68％；从事工矿业的有334123人，占劳动人口的6．7％；从事商业的有159729人，占劳动人口的3．2％；从事交通运输业的有10263人，占劳动人口的0．20％。近代职业的多元化，使传统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等社会分层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

    四、人口迁徙

    传统社会人口的迁徙不太频繁，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使人口的居住环境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是因为官府对人口的控制很严格，添丁析口均被官府及时造人民册。这种人地结合，官民牵制的农业社会特点保证了农耕社会的正常运行，也限制了人口的随意流动。只有在遇到自然灾害或其他社会原因时，人口才会迁徙流动。一般来说，人口的流动有这样几种原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流动、战乱造成的流离失所、官府有计划的移民、民间小范围的迁移等。

    同治年间，甘肃出现了规模比较大的人口流动。当时，社会动荡，为躲避战乱，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许多村庄沦为废墟，荒无人烟。战乱以后，左宗棠对回族进行了适当的迁徙，调整了其分布格局，以分散力量，便于集中控制。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在今天甘肃、宁夏交界地带设化平厅，安插就抚回族男女1万多人。“左宗棠初于平凉县大岔沟、那家沟、北原安插陕回户口数千，给以赈种。旋以平凉居关陇之中，形势最要，不宜多居，种（疑为“遣”字）人勘得平凉华亭化平交界之化平川，土沃水甘，人迹断绝，乃请设化平厅安插降回。”以后又多次迁移回族，“迁王洪堡回安插灵州附近，迁马家滩回安插张家川。迁马化隆亲属于金积堡外各废堡，金积堡老弱妇女万二千余解赴固原附城数十里安插垦荒”。为了出兵新疆的便利，左宗棠下令迁河西肃州、甘州、凉州仅存的回族2000余人到兰州、金县（今榆中县）。此外，左宗棠还把原住在陕北瓦窑堡的董福祥、张俊、李双梁等董字三营眷属2200余人，迁往金积堡、马家滩，与回民杂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官府将西宁等地的回族，安插在新疆的昌吉。“同治之乱”造成的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末，一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又回到原居住地，而未遭战乱地区的人们，也纷纷向人口萧条的地区迁移。

    在不同地区，当地官府为了协调人口的地理分布，也进行小范围的人口迁移。从今人纂修的《华池县志》记载来看：清同治以后，华池县本地居民十不存一，人口多由秦、晋、蜀等省迁入。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化知县陈昌（四川铜梁人）从四川招徕大量移民，安置在华池县柳树河、马河、杨寺岔等地，经过百年繁衍，人口上升。民国18年（1929年）甘肃大旱，陕北、渭北又有不少饥民移入华池。1943年，在小凤山一带安置河南灾民16户，80人。1944年秋，安置横山灾民24户，82人。1948年，安置陕北难民992户，3674人，占当时本县人口的11％强。诸如此类的移民活动在其他地区也有，比如在清代后期，地方官员多次组织向敦煌地区移民。民国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大多是清雍正三年（1725年）从甘肃56个县迁移而来分散到境内的。

    局部地区民间自发的迁移活动也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比如在民国时期，镇原县居民的情况是：“土著寥寥，田亩荒芜，募人耕种。光绪三年，关中大饥，饥民逃难于县者，初则为人佣工，继则小本经商，久则娶妻生子，大有此间乐不思蜀也之意。至河南山西人之入籍者，皆近三十年之事。”

    民国以来，甘肃有影响的民间人口迁移有两次：第一次是民国18年（1929年）甘肃发生了范围比较广的自然灾害，灾情严重地方的居民流离失所，逃荒在外，造成人口频繁流动；第二次是国民军西进导致“河湟事变”，凡战乱所及，民不聊生，逃离家园，流落他乡，以临洮、陇西、漳县、岷县、洮州、永登、民勤以及青海湟源等地的人口流徙最为严重。另外，局部地方的匪乱也造成了人口的流失，比如漳县大镇三岔，民国18年（1929年）匪乱时，“计男女老幼共死约三千人，全镇为墟，居民绝迹，今住户十之八九为自它处迁来者”。

    向城镇集聚是近代社会人口迁徙方面的显著变化，先是许多在乡村兼营商业和手工业的人进入城镇，以求谋生。久而久之，便定居城镇，成为城镇市民。以民国15年（1926年）的夏河县为例，当时居民总计2600人，均系客户。以后随着近代工矿业及其他新兴行业的兴起，新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加，且呈上升趋势。另外，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成千上万的流民涌向甘肃，一些学校、工厂也先后西迁，随之又来了大量工矿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这使各城镇的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寂静的山城兰州人口由当时的9万多增加到16万余人（见本书“社会区域”的“城镇”一节）。这是民国以来规模比较大的人口迁徙活动。近代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是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