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医学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医学产生于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医疗实践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就形成了人们对医生的尊敬和医生对病人的同情、爱护和关心,同时也产生了医生对病人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的道德规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标志着我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其中有许多关于医德的论述,如“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等,提出医者必须具有“济群生”的伦理思想。《黄帝内经》在《疏五过论》《征四失论》和《师传篇》中对医德作了专门论述,如《疏五过论》中将五种行医过错列举出来,作为专篇讨论,以警告后人行医。该篇指出,医生必须具备四方面的医德:一是要了解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以及与人的关系。二是要掌握脏腑生理、病理,正确使用针刺、方药等治疗手段。三是要全面了解病人的社会生活、精神、体质状况。四是要审察色脉的变化。《征四失论》中指出,医疗差错的产生不仅取决于医术的高低,还与“精神不专,意志不理”等思想作风、工作态度有关。《黄帝内经》关于医德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其序言就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医德文献。序言中记述了战争动乱和疾疫流行给人们带来的极为深重的灾难,表达了他对失去救治的广大病人的深切同情,愤怒地指责了“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的人。他的医德思想和医疗作风一直为历代医学家所赞扬。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是我国医德传统中影响最大、最受人爱戴的医生。他收集了唐代以前诸家医药文献,结合自己的经验编著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他在《论大医精诚》中,强调医家必须具备“精”和“诚”。“精”指精湛的医术,“诚”指高尚的医德。明确指出医生首先要有仁爱的“大慈恻隐之心”“好生之德”,对病人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只有具备“精”和“诚”的医生才是“大医”,即高尚而优秀的医生。而孙思邈就是一个被历代医家所推崇的“精诚”大医。

清代医德最突出的代表是喻昌著述的《医门法律》。该书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的说教方法论述医德原则的传统,而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德寓于医疗实践之中论述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在我国医德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二)中医学伦理道德的优良传统

1.济世救人,不为名利　中医学认为“医乃仁术”,医生以救活人的性命为自己的天职。纵观中国古代医学史,济世救人的医学目的、救百姓于疾病灾难之中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是历代名医刻苦钻研医术、加强医德修养的动力。东汉名医张仲景、华佗,唐代名医孙思邈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据《神仙传》载,三国时期名医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要钱,只让痊愈后的病人给他栽1~5棵杏树,几年后杏树成林,他又让人们用粮食换取成熟的杏子,然后把粮食用于赈济贫民,这就是医学史上有名的“杏林佳话”,至今读来感人至深。

2.不分亲疏贵贱,一心赴救　基于济世救人的医学目的,医生对病人应不分亲疏贵贱,一心赴救。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救者,无论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如至亲之想。”只要有病人来求救,医生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为之治疗,把所有的病人都当做自己的至亲好友看待。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对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因此医生凡是遇病人来请出诊,应不畏路途艰险,不分白天黑夜,每请必到。即便路遇病人也绝不袖手旁观。孙思邈对病人做到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金代名医刘完素,一次路过河北保定正好遇到一家出殡,死者是因难产刚死的产妇。他发现棺材中流出的是鲜血,断定病人尚未死,恳求病人家属打开棺材。经过针灸涌泉、合谷、至阴等穴,产妇苏醒,胎儿降生,母子平安。这就是民间流传的“一针救二主”的故事。

3.省病诊疾,至意深心　疾病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诊断、择方、用药的过程,病人请医生看病,就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医生,因此医生绝不能有半点粗心大意,敷衍马虎。医界历来就有“临病胜临敌”“用药如用兵”“用药如用刑”之说,《黄帝内经》中《征四失论》指出医生所以不能十全者,首先是“精神不专,意志不理”的缘故。许多医生都强调在为人治病时,态度和蔼,举止端庄,语言优美,作风正派。尤其是对于女病人,要求医生绝不能利用诊察之机,调戏或奸污妇女。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规定:“凡视妇女及孀妇尼僧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

4.谦虚谨慎,尊师重道　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都视谦虚谨慎,尊师重道为美德。孙思邈为人谦逊,一贯反对那种“炫耀声明,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医生,明代陈实功对于医生之间应具有的道德也作了精辟的论述。

同道之间互相尊重,切磋医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中医学这座精深的宝库中,个人所掌握的医术和所达到的水平都是有限的,治疗同一种疾病可有不同的方法,绝不能以己之见贬低他人,一些民间医术、偏方、草药往往更有奇效。李时珍为编著《本草纲目》到处拜师访友,走遍祖国山山水水,采集大量标本,并虚心向老农、药工、皮工、渔民、猎人等请教。清代家传瘟病学专家叶天士“不耻下问”,先后拜请了17位名医为师,晚年名望很高,但仍不忘虚心求教,拜能者为师。有一次,他母亲患下痢,经自己和许多医生治疗都无效,后听说有位姓章的年轻医生医术很高,便请他来诊治,母亲的病治好后,叶天士不但以重金酬谢,还逢人便讲章医生比自己医术高。

5.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历代医生都认为从医必须刻苦学习,涉猎广博的知识。《黄帝内经》提出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内经》……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大医。”他自己毕生嗜书成癖,竭力攻读医学,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我国历代名医,在知识结构上都堪称是“博”与“精”相互结合的楷模。明代医学家李梃说得好:“如欲专小科则不可不读大科;欲专外科亦不可不读内科。盖因此识彼有之,未有通于彼而塞于此者。”明代医学家徐春甫认为:“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诊断准确,用药适当,收到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