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痰”学说渊源

“痰”是中医学重要内容之一，不同时期的医家对其从不同角度予以了论述，认识各有侧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征的中医痰病学说学术体系。

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已初步奠定了“痰”学说的理论基础。书中虽未明确提及痰的概念，但对“痰”病因病机已有一定认识，对肉眼可见之痰，多用“唾”“浊唾”“涎”“汁沫”“水湿”“水”“津液涩渗”等作称。在治疗上，书中13方中的生铁落饮为重坠豁痰开窍之剂，治疗“有病怒狂者”，而半夏秫米汤治疗“目不瞑”，用于痰浊中阻、卧寐不安之失眠症，有祛痰和胃、化浊宁神之功。

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首创痰饮之说，其《伤寒论》中论述了寒痰互结、痰热搏结的结胸病证治，《金匮要略》专列“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篇，将痰饮作为一个独立病证，并记载了咳嗽、喘满、心悸、眩晕等痰饮证的临床证候，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疗原则。《伤寒杂病论》所载262方，其中50余方使用了治痰药物，有些方药至今仍为医家治痰所喜用。如小陷胸汤、大陷胸汤、苦酒汤、甘草汤、半夏散及汤、三物白散以及栝蒌薤白白酒汤、栝蒌薤白半夏汤等。

成书于魏晋之间的《名医别录》对痰病用药的记载及治疗“停痰痞满”“膈痰水”“胸中痰痹”“心下结痰痞气”“痰冷”“痰热”“痰满”等病证，是这一时期及以前痰病证治的代表文献。

隋唐时期，医家逐渐开始重视痰病，关注痰涎成因，并探索其病机，逐渐认识到痰与饮的差异，已形成中医痰病理论之雏形，痰病治疗也有较大发展，此期治痰以攻法为主，在治法及方药上远超出从前。《诸病源候论》对各种因痰饮而致的病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总结。书中专列“痰饮病诸候”“诸痰候”，此外又另列篇目分述流饮、癖饮等候，以区别痰饮之不同，“脉偏弦为痰，浮而滑为饮”开痰与饮分别论述之先河，较早地提出“痰生诸病，其候非一”的观点，即“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在证候分类上立足于寒热虚实的辨证原则，加之以病因、病机、病位的分析以及临床表现的特征而划分。该书对中医痰病学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为后世医家研究痰病病因病机、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痰病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嗣后，唐代孙思邈集诸家之秘要，取众说之所未至，搜罗医疗经验，创制出诸多治痰方药，其温胆汤、半夏汤等，堪为祛痰之良方，沿袭至今，久用不衰。

宋代，痰病理论和实践均出现新的发展，其诊法、治法和方药理论大有提高。在痰病治则、治法、用药方面，严用和强调“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结而成痰。”主张“不若顺气为先，分导次之”。以“导痰汤”“二生丸”等治痰；以“赤石脂散”“枳术汤”等治饮。其“治痰先治气”的思想，对后世颇具影响。朱佐提出，“气滞则痰滞，气行则痰行。故三生饮佐之以木香无有不效”。又云：“疗痰之法，调气为上，和胃次之，故治痰多用半夏，盖半夏性利，以其能利痰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辑录的二陈汤，乃治痰之名方，已成为后世痰病痰证的基础方。

金元时期，随着中医学术的活跃与繁荣，痰学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有突出创新和发展。金·刘完素在痰病病因病机方面指出：“酒性大热而引饮冷，冷与热凝于胸中，不散而成湿，故痰作矣。”金·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专列“痰论”一门，论痰别有见地，将痰证按风痰、热痰、湿痰、酒痰、食痰进行辨治，多主以重剂涤逐，并对痰证的治疗，首创吐法，认为“痰在胸膈之上，大满大实，非吐安能得出”，创造性地提出“痰迷心窍”之说，对治疗痰浊内扰、蒙蔽清窍、神明失用症等提供了有益启示。

元·朱丹溪对痰证的论述精确详备而颇有见地，其辨治痰证之法别具一格。第一，朱氏重痰邪致病，注重内伤杂病从痰辨治，其撰《金匮钩玄》中，除专列痰门外，还有53门也是从痰论治，提出“百病中皆有兼痰者”“湿热生痰”，“怪病多属痰”“二陈汤一身之痰皆治”等有临床价值的观点。第二，朱氏提出治痰以治脾为本，顺气为先，调理气机，其创制的补脾丸中，白术半斤，苍术、茯苓、陈皮各三两，可知其意在健运中州以实脾，在他所创制的祛痰诸方中，多配伍行气之品。此外，亦重视调理人体气机，纠正七情之偏。第三，朱氏论痰，重视痰瘀相关。第四，治痰以二陈汤为基本方，在具体用药上则精心选择，灵活变通，堪称痰病用药之典范。如湿痰用苍术、白术类；热痰用青黛、黄芩、黄连类；寒痰用二陈类；风痰用天南星、白附类；老痰用海石、瓜蒌类；食积痰用神曲、麦芽类，并总结出许多痰病用药经验。

元·王珪对痰学说创新超越，贡献殊大。第一，在探析痰证病因中明确提出“素禀痰证”“素抱痰疾”之说，认为痰浊证与父母先天遗传有关，为后世中医痰病体质辨识提供了依据。在痰证的临床表现方面，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症状广泛，其论述较之以前医家更为具体深刻，对病者不能喻其状，方书未尝载其疾，医者不能辨其证者，他将这些病证称作“怪证”。后世“怪病多痰”论多源于此。第二，王氏对于痰证病候，观察非常细致，并做了形象的描述。尤其对精神情志病候的描述更为详尽。对痰证具体证型，虽论及“五痰”，却并不认为临床有此五种之别，而是从病因角度予以论述。第三，对痰证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均有独到论述。其论之详、其辨之精，发前人之未及。对痰证治则，主张“因痰而致病者，先治其痰，后调余病；因病而致痰者，先调其病，后逐其痰”，其治虽分先后，但原则必须祛痰。其创制“礞石滚痰丸”，主治实热老痰、顽痰怪症，颇有奇验，至今仍为医家所常用。

明代，论痰治痰已成为诸医家常论及的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治痰方剂已在诸多方书中自成一门。第一，对痰浊的形成论述甚详，认为痰浊是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不节，劳倦内伤，起居失常，各种外伤，乃至水湿瘀血，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常，水谷津液运化失常所致。明·张介宾认为，脾、肾为生痰之源，但脾与肾生痰机制有别。脾家痰证属虚者，为土衰不能运水所致；属实者，为湿滞太过，或饮食太过使然。肾家之痰，属火不制水，阳不胜阴；或火盛烁金，精不守舍，津液枯涸，金水相残而成。除此之外张氏也重视脏腑失和在痰病中的作用。明·赵献可强调“肾为生痰之本”，而明·李梃在《医学入门》有“痰源于肾，动于脾，客于肺”之说。“气不顺而生痰”“气顺则一身之津液皆顺”，已成为诸家之共识。第二，诸医家认为，痰之为物，无处不到，且随人体禀赋及兼夹邪气之不同而见症多端，能阻气机之周流，碍清阳之运转，堵塞清灵之所。第三，对痰病的临床诊察与辨证，多数是将四诊所见，与证候分类、辨证分型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第四，明代进一步丰富了痰病治则、治法及遣方用药之内容。赵献可倡肾虚为生痰之本，故其临证治痰多用六味丸、八味丸化裁，且将濡润之品“熟地黄”用于“水泛为痰”之证，堪称独具匠心。张介宾提出了“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的治病求本原则。李中梓主张“治痰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并告诫脾肺二经之痰不可混治。李挺对痰证的治疗更有发挥，提出“常法顺气与分导，坠下温中润肺家”，而通用二陈汤，凡一切行痰、消克痰积之方，皆自此方变化。并批评了前人“痰无补法”之说，认为对老痰凝滞胶固之症，非暂用温中药引导，必有格拒之患。张景岳论痰证治疗，强调“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的治本之策。

清代，中医痰病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积淀，已臻于完善和成熟。对痰病病名的辨析、痰饮异同的讨论，使得痰概念内涵益加清晰，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显著效应。第一，对痰予人体脏腑的危害及痰致百病怪病的认识更为深入，对痰病的四诊更为细致，通过望痰形、色、质，以判断痰病之分型、病性、病位、病势、虚实等。清·周学霆《三指禅》中指出，大凡病人呈奇奇怪怪之症，但诊其脉象，依然圆静和平者，多属老痰之证。第二，对痰病证型论述更加详细。如从痰浊与致病因素及所夹邪气的致病特征而分，有风痰、寒痰、热痰、火痰、湿痰、燥痰、气痰、食痰、痰瘀。也有综合考虑相关病因、脏腑及临床特点而分者，如论风痰属肝、热痰属心、湿痰属脾、气痰属肺、寒痰属肾，及因惊生痰、食积生痰、饮酒生痰、痰核等。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将痰病分为“痰生于五脏”及“痰生于外因”两类。第三，对痰病的治法方药运用更趋丰富。如《串雅内编》《串雅外编》中记载其预、串、截法治痰，可谓独具特色，取效峻捷；尤在泾提出了应用攻逐、消导、和、补、温、清化、清润诸法治疗痰病，并于其法之下类聚神仙坠痰丸、橘皮汤、二陈汤、杏仁煎等20余首治痰成方，从病机处着眼，大法分明，纲举目张，法中有法，精细入微。《医学心悟》对理脾化痰、宣肺治痰、补肾治痰、开窍通络治痰均有论述，其中开窍通络治痰是其特点，其以安神定志丸治癫，生铁落饮治狂，定痫丸治痫，搐鼻散取嚏。清·叶桂运用温、补、逐、散诸法治疗痰证痰病，并强调了“古人见痰休治痰之论，此诚千古之明训”。

近代，在历代医家痰病理论及临床实践长期积淀与铺垫的基础上，痰病学说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诸多治痰名医大家。近代医家何廉臣治痰善识变症，认为痰涎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变症最多。在《通俗伤寒论》校勘中举出10例，曰痰晕、痰厥、痰胀、痰结、痰喘、痰哮、痰躁、痰串、痰注、痰隔。每症都详述病因、病机、病状及治法。张锡纯对痰证辨证明晰，立法严谨，组方新颖，用药灵巧，治验丰富。提出辨治痰证，调补脾肾为本。对顽痰痼疾，痰瘀同治为重，创制出若干临床实用、独具特色的治痰方剂，而且以用药精当、平和见长。近代医家丁甘仁在《丁甘仁医案》中，对中风论述极为深刻，将涤痰通经作为大法之一。近代医家秦伯未在其《谦斋医学讲稿》中将痰病治法，根据病情轻重，分为化、消、涤三类，指出：“一般均化，较重用消，留而不去则用涤”，化痰包括宣肺化痰法，清化痰热法，燥湿化痰法，温化痰饮法；消痰包括消痰平喘法，消痰软坚法；涤痰包括荡涤痰涎法，搜逐风痰法。

现代对痰病的研究更加系统与归纳，研究方向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一些认识痰病的新视角，其治法方药也更趋丰富，治疗范围也更加宽泛，现代医家将痰证治疗由“内科杂证”中逐步扩展到临床各科，特别是用于老年医学领域，使中医痰证理论和实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中医“痰”学说起萌于周秦，发端于汉晋隋，形成于唐宋元，兴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历各代医家不断研究与创新，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以充实与提高，内容日趋系统，成为中医药学术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价值。以其普遍应用、疗效独特的实用价值而受到临床医家的广泛重视，且成为当前医学研究探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