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况的研究

特殊情况是指对高危儿童的研究。目前认为有2大类因素可使儿童具有高危特征，其一是父母之一或双方为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患者，其二是母亲怀孕或生产过程中出现并发症。特别是在母亲为精神病的情况下，其孕产情况与其子女所患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更引人注目，这一研究也作为精神分裂症与孕产并发症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揭示两者间的关系。

Eagles等（1990）也曾提出，在妊娠后期母亲出现精神病态可能会使妊娠后期的保健频度和质量降低。Spielvogel及Wile（1992）报道精神分裂症母亲在识别和感受宫缩开始的证候方面能力较差。也有人认为，在作为母亲的必经之路上，妊娠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诱发因素使精神症状明显化、使临产及生产过程中的配合程度和效率下降，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孕产并发症的发生率，从而增加了她们的后代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实际上，当母亲为精神分裂症时，其在妊娠过程中，由于行为模式问题，如吸烟、酗酒、物质依赖也较其他人高，这便为胎儿带来不利因素，同时由于母亲患有精神病，而不得不服用抗精神病药，这又为胎儿带来另一方面的不利因素。

这种特殊情况的研究早期是基于研究精神分裂症母亲对下一代神经整合功能的影响而设置的。进而发现了该类母亲所生子女有很多特征与大多数有PDC者有相似之处。随后的设想便建立了这么一种研究，即在研究“遗传学”的同时，涉及有关变量PDC，这种特殊类型的研究结果便接二连三地报道出来，其中最为有名的研究，则是在下一章中论及的9项研究结果。

如果承认这种PDC的精神病学效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精神分裂症母亲所生子女至少要承受两方面的冲击，即来自纯遗传学的和来自PDC的。这两种因素的合力效应是增加下一代精神分裂症风险的生物学原因。

最近，Dalman（1999）研究发现母亲为精神分裂症时，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是正常母亲所生子女的7.8倍，其中对女性后代的危险性为4.8倍，对男性后代的危险性是9.9倍。同时的研究还发现，母亲生育时年龄＜40岁时，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的2倍，但这种情况几乎只见于男性后代，他们患精神分裂症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的3.5倍。Dalman（1999）在研究精神分裂症父母所生子女的研究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特别差异的存在，他发现有精神分裂症父母的男性中，其母亲孕产并发症倾向于与神经运动功能差有关，其母亲孕产并发症越多，后代的运动功能缺陷越明显，而在女性后代中则没有这种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种高危男儿在患病前就有神经发育的迟缓及全面功能异常，特别是优势半球功能异常，而这些均与孕产并发症有关。

McNeil（1991）在他的精神分裂症母亲生育一文中，重点比较了母亲作为PDC主要来源的精神病效应，提示这类母亲并不具有更多的孕产并发症。相反，有不少研究提示孕产并发症与情感性疾病关系更为密切。Kenney（1993）也报道了出生与情感性疾病的关系，其2个研究均发现患者母亲年龄偏大、低体重儿及难产是情感性疾病的危险因素。Buka（1993）应用标准化妊娠和出生记录（standardised pregnancy and birthrecord），仅发现精神分裂症与母亲的行为类型和生活方式有关。

在这一类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探讨了与精神分裂症密切相关的神经运动障碍及有关行为问题。Hans等（1999）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父母的子女运动功能差。他们研究了36例病例，在精神分裂症的男性后代中，孕产并发症与运动功能差的关系相当明显，其中有4项PDC的3例男性精神分裂症的后代显示全面的运动功能障碍，而有意义的是，在精神分裂症的女性后代中，却没有这种关系的存在，非精神分裂症父母的子女也没有这种关系。

在这类特殊情况的研究中，大都注重了一个中介变量，即广泛发育障碍（Pandysmaturation，PDM），在一系列对精神分裂症母亲所生子女，也就是高风险子女的研究中，广泛发育障碍与这些高危儿童的精神分裂症关系密切，而孕产并发症与之关系不甚明了，而且广泛发育障碍与后来10岁左右发作的精神病和认知障碍的严重度相关。从中可能提示，PDC的精神病效应必须通过广泛发育障碍（PDM）来实现。

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双因素模式即孕产并发症存在时，同时又有某种神经心理学损害时，对精神分裂症才有重要意义。而对于精神分裂症子女来说，一方面遗传学上的传递会使某个体具有某种遗传易患性，若再同时具备产科并发症，则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将成倍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