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以来证实质研究的概况

证实质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中医证研究最先开展的领域，半个世纪以来证实质的研究涉及多学科，从20世纪50年代，中医药研究环境相对宽松，中医界在“团结中西医”政策指导下，开始讨论自身的发展问题。1951—1953年间，《新中医药》、《北京中医》（现命名为《中医杂志》）两种期刊分别以“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和“中医科学化”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不仅是中医学术界内部的思想交流，大量西医有识之士也参与进来，中西医学术思想的友好碰撞为以后开展正本质研究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1955年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的文章，秦伯未、姜春华等先生亦分别撰文全面阐述和介绍辨证论治体系，获得学术界首肯，确立了辨证论治在整个中医诊疗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为日后把辨证论治确立为中医的两个特点之一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由湖北中医学院负责开设的全国第二届西学中班集体发表题为“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的毕业论文，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从此确立了脏腑经络学说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样，学术界获得了共识：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体系的核心，脏腑证的辨治则是核心中的核心。于是，脏腑证本质的研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医科学化的切入点，其具体目标首先定位于“肾本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得以开展证本质研究的另一历史条件是中医院校的组建和西学中班的成功举办，它们为中医证本质研究做了良好的人员和机构储备。

20世纪60年代初，肾本质的研究初见成效，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多种疾病当诊为肾阳虚证时，就会出现同一客观指标的相同改变（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这一消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此同时，学术界又展开了八纲证的实质研究，主要围绕阴阳、寒热和虚实对应六纲进行本质方向的探索。总体说来，当时的研究规模较小，局限在几个单位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中期，证本质研究进入了全面铺开向纵深发展的时期。一方面，肾本质的研究继续扩大战果，阴阳等八纲证在寻找新的检测指标；另一方面，脾本质和血瘀证本质的研究也相继启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几年，整个中医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证本质研究的热潮。

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究虽然稍微滞后于证本质研究，但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孪生的关系。证本质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便跟进一步。证本质研究拓展到哪一领域，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证便尾随其后，追踪到哪里。哪个方向证的研究最红火，哪方面证的动物模型自然造得也就最多。如肾虚、脾虚和血瘀证研究最广泛、最深入，3种证的动物模型种类也就最多。从证的动物模型的研究过程来看，有学者将其分为4个时期，即1960—1976年为散在发生期；1977—1984年为方法尝试期；1984—1988年为初步总结期；1988—1990年为实用期，四期之间不是截然分开。可以看到，证本质研究与证的动物模型研究彼此照应，相互利用，相互促进，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共同代表着中医学研究与发展的主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证本质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某些证的本质揭示得越来越深刻，人们的忧虑也与日俱增。这种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现实的一切研究都是在中医学尚未进行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来说，证本质研究和中医临床研究等都是在未对中医诸症进行规范的情况下展开的。由于证的称谓不尽相同，构成证的症状不尽一致，证的诊断标准也有所区别，因而证的相关性研究（包括基础和临床）可能出现某些差异。故而认为，加速规范化建设，是中医学向客观化和科学化迈进的先决条件。随后，中医规范研究以证的规范化研究为龙头。其二，人们开始对证本质研究能否在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之内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产生怀疑。甚至认为，证本质研究是把中医学放在从属位置上，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验证和改造中医学。证本质研究前进一步，中医传统的学术领地便丢失一分，如此持续下去，只能使中医学日趋丧失自主发展的学术地位。坚持这种认识的人，对证本质研究持否定的态度，且断言：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中医的证，只能使中医西医化。

面对批判，证本质研究并未停顿，在各级招标课题对藏象学说研究、证本质研究和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研究的资助下，证的研究向更广更深更新的领域进展。此间证本质研究的疾病趋势是：①证本质研究触及的病种越来越多，五脏诸症的本质研究全面铺开；②参与观测的客观指标遍及不同层次和类别，追逐高新指标成为时尚，开始由单指标研究过渡到多指标研究；③提出“微观辨证”新术语，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并开始在临床尝试推广这种辨证方法。这标志着对证本质的探讨似已转入初步应用阶段。这一状况显示，证本质研究处于继续发展的良好势头。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证的各类研究急转直下，对各种证研究，包括证本质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一时之间从研究方向到具体方法都遭到质疑，曾经期待的美好前景日趋渺茫。中医证研究经过前期高速发展的蜜月期之后，七年之痒使研究者们心浮气躁，难觅出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追求高、新指标的研究方式在这个困难时刻终于显现出巨大的破坏力。相比起经济迅速发展而愈显微薄的经费已承受不起高、新指标的天价，中医证研究陷入追求高、新指标以期获得更多资助，再将来之不易的经费投入追求高、新指标的无底水潭的怪圈。危难之中，亦有独醒者，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中医证本质研究的窘境，退而思之，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总的来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进一步完善证的规范化研究，将病证结合引入证规范和研究以弥补证规范化研究的不足，使规范化后的证标准更符合中医辨证特色；②跳出西医复制疾病模型的方法，从中医发病学角度入手复制符合中医理论的证模型；③放弃单纯追求高、新指标的思路，从中医理论基础出发，设计能寻找证的特异性指标，可以确实反映证内在变化的研究方案；④引入循证医学方法，加强证实质临床研究，提倡病证结合，临床与实验并重的研究方法；⑤寻找特异指标。

新世纪的曙光给中医证本质研究带来了一些转机。在中医证候模型复制、病证结合，以病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片面追求高新指标仍是无法避免的研究缺陷。如何寻找科学的分析方法探索证的本质；如何借助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解释证的本质；如何将证本质研究成果与中医理论相结合，形成理论创新，再应用于临床指导治疗，这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正是在此研究背景之下，刘友章教授于1984年就读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和著名学者王建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期间，通过有关分子生物学课程的学习，深入认识到机体能量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产能的过程，三大营养物质主要通过三羧酸循环的代谢最终生成水、二氧化碳及大量的能量，以维持机体的需要。刘友章教授在深刻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中西汇通，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过程受到启发，认为线粒体的产能过程与中医脾主运化的功能具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脾为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以化生气血濡养全身；线粒体为功能的动力工厂，通过氧化各种营养物质产生能量维持机体需要。根据中医“脾主运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理论，结合细胞生物学对线粒体功能的认识，刘友章教授于1984年提出了中医脾与线粒体相关的理论假说，示意图如下：

“中医脾—线粒体相关”假说示意图

基于上述假说，刘友章教授首先开展了对胃脘痛脾虚证患者胃黏膜壁细胞线粒体电镜观察。研究发现脾虚病人的线粒体数目明显少于正常人和肝胃不和（实证）病人；且线粒体肿胀，膜缺损，嵴断裂，甚至空泡化，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异（P＜0.01）。根据这一研究结果，结合中医脾主运化与线粒体的功能比较，刘友章教授在1987年发表了“中医脾—线粒体相关”学说的理论，指出脾主运化不仅仅是指食物在胃肠道的消化吸收，更重要的是在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过程。该学说进一步深化了脾胃学说研究，丰富、发展了脾主运化的理论内涵，专家认为“中医脾—线粒体相关”理论的提出，开拓了脾本质研究的新领域。（见附图1：1987年广州中医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