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跨学科方法的学术检讨

二、民国跨学科方法的学术检讨

从辛亥后的民国课程设置来看，其时政府就试图以制度的形式确立“学科”这一新事物。以历史学科为例，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就规定文科下设历史学门，再分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具体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等。^[7]但是，虽然当时的政府对历史设科作了规定，当时的学科观念仍然未能普及，如学人吕思勉就曾经在当时感喟说：“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既是当时所谓的‘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一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源流不甚明白……”^[8]其言大致不谬，且不惟历史学科如此，如当时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1917年初掌北京大学时，为进行改革在文科延聘陈独秀为学长，其教授阵容也盛极一时，鼓吹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更使北京大学整个文科似乎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状态，但当时已经设立的以学科命名的各文科“门”却相对冷淡。冯友兰就提到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9]虽然他本意并未从学科说起，但从中也不难透露出文科设科的窘境。

现代学人已基本达成共识，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学科自觉的年代和学科成熟的年代。如清华大学的欧阳军喜便认为中国近代史以学科的形式出现要到20世纪30年代；^[10]中国社科院的李根蟠认为中国经济史作为学科开始形成亦是在20世纪30年代；^[11]叶坦则承认“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12]其他如陈平原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科建设进入了较为正规化的时期；^[13]笔者亦认为中国新闻学学科开始形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14]

事实上，就连当时刚刚脱离于金石学，而与历史学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考古学，学者们都在进行着努力，试图在中西学术激荡的时代有考古学学科的一席之地，如1934年李济就在《东方杂志》上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建议当时的政府、学界把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他说，第一，“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不能私有”；第二，“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很大的博物院训练些考古人材，奖励科学发掘，并系统的整理地下史料”；第三，“就各大学之一设一考古系”。^[15]由此也不难发现，当时学者们对学科的引进大多是以报国的心态来对待的，原因也很简单，刚刚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赛先生”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科学的光环笼罩下的学术传播自然受到了特别的礼遇。

应该说，跨学科的实践自学科诞生之日起便早已开展起来。最为突出的就是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几次大的学术论争^[16]，就以有关社会史研究的论战而言，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介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围绕一个大的议题展开讨论，而论战的收尾以1938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创办为标志，单从这一研究媒介的刊名来看，就不难判断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从当时的学者态度来判断，运用多学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态，且学者的心态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态势。如其时学界的领军人物胡适，在1928年谈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时就感慨地说：“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他还回顾说：“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G. Anderson)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ére Licent)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前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胡适因此下结论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17]胡适本来是在阐释他一贯坚持的实验主义方法，但胡适对地下资料的重视显然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一种跨越和交汇，并且让人明显感到了当时学者跨学科的平常心态。这种平常心态是运用跨学科进行研究的一个高峰，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无与比肩的。当然，这是与当时的历史情景和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的，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状和学术传播的现状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