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马温”的原型

“弼马温”的原型

陈　益

《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说孙悟空被玉皇大帝骗到天宫后，封为弼马温。猴王不明白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衔，众监官告诉他，这个官不大不小，只唤做未入流。“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在花果山称王称祖的孙悟空，终于一怒之下，打出天门，回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去了。

孙悟空被委任的官职，既不如猪八戒的官职“天蓬元帅”威风，也不如沙僧的官职“卷帘大将”响亮，区区“弼马温”，不过是看管马匹的未入流的小官，怎么能让有着强烈自尊的孙悟空大叫委屈？后来他随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最感恼怒的，仍然是别人叫他“弼马温”。哪个妖精不知趣地触及他的隐痛，他会以极大的仇恨报复。

那么，“弼马温”究竟有什么含义？吴承恩为什么要给孙猴子安上“弼马温”这个头衔？“弼马温”的原型又是谁呢？

显然是由于作者的原因，《西游记》中涉及的官职，几乎都采用明朝的官制。但明朝管御马的机构是太仆寺，正职为太仆寺卿，副职为少卿，以及丞、主簿等，并没有“弼马温”这个职位。“弼马温”含义何在？台湾历史学家、掌故家苏同炳先生在《“弼马温”释义》中作出了解释：“明人赵南星所撰文集中，曾有这么一段话，说：‘《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原来，母猴每月来的月经，流到马的草料上，马吃了，就可以辟马瘟。“弼马温”是辟马瘟的谐音，而且竟出自玉皇大帝的御旨，无疑是对皇权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马匹对于国家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很早就有了由国家设立的饲养、管理马匹的政府机构和职官，即马政。东汉著名军事家、相马名家马援在给皇帝所上的表章中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的地位显而易见。

秦汉时期，军事强盛，马政机构和官职得以确立，分工也很明确。如太尉，执掌兵马大权，为最高军事长官；太仆卿，列九卿之一，专门负责皇室的车马舆服，下辖“六厩”，主管全国马政——主要管理官督民养和在各地设置的养马场。汉文帝时，晁错颁奏《复马令》，规定百姓养马一匹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徭役。汉代九等爵位的人才能够免除一人的徭役。显然，由于马是古代的重要战斗力，也是古代各级统治者的坐骑和高级玩物，掌管马政的人，肩头责任重大。

玉皇大帝让孙悟空当“弼马温”，他偏偏不领情。后来太白金星帮他做了疏通工作，玉皇大帝改变主意，说：“那孙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但切不可胡为。”猴王这才唱个喏，道声谢恩。玉皇大帝命人在蟠桃园右首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府内设安静司、宁神司。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只盼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可他不知道，假如孙悟空真的安静、宁神，就不会有曲折离奇的《西游记》了。

“弼马温”并非吴承恩凭空臆造，而是有生活原型的。说起来，跟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有关。

归有光，江苏昆山人，人称震川先生，他的作品朴素简练而又真挚动人，擅长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正统散文向近代散文转折的重要标志，被称为“明文第一”。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归有光经过第九次会试，终于考中了进士，被任命为长兴知县。当时，这个位子已经空缺了好几年，县务由胥吏把持着。豪门大族勾结府衙，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老百姓。加上“长兴在湖山间，多盗而好讼”，治安情况很糟糕。归有光上任后，努力学习两汉循吏的经验，为老百姓兴利除害。他审理案件很讲究人情味，常常允许妇女儿童观看，用吴语耐心细致地问清原委，才作出判断，不轻易将人投入狱中。过去的积案很多，他认真调查，发现有60人被宜兴县坐指为盗，有13户平民被乌程县（今湖州）诬为盗贼，察知实情后，移文至两县，分别为他们昭雪。

完全是巧合，就在归有光来到长兴的第二年，吴承恩被委任为长兴县丞，成为归有光的助手。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曾以经营绸布为生，却喜欢研读群书。吴承恩早年希望以科举进身，但屡试不中，直到45岁才考取岁贡生，后来在老母与好友再三相劝下，入京候选。当长兴县丞时，他已经67岁了。但他并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有半点疏懒，与归有光合作得很密切。两个读书人一旦当了官，都出奇地认真，下决心不逢迎长官，而以爱护百姓为宗旨，同心协力改革时弊，刷新县政。归有光一再倡导的“惠爱”精神，成为他从政思想的核心。吴承恩主管征赋粮马等事务，也竭力惠爱百姓。当时有许多豪门大户为了逃避赋税，将田产分散成细户，反而让贫困户充当纳粮大户。归有光识破了这种“踢脚诡寄”的伎俩，站在同情小民的立场上，公开宣布：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童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短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刻剥小民，大户又何所赖？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

很快，他恢复了明初的“粮长”制度。“乃取大户所分子户为里甲，因以充粮长”。这样做，既减轻了小户的负担，也便于农民缴纳税粮。为了确保政令畅通，他又警告大户：“尔等大户，各自为子孙之计，毋得仍前侥幸，剥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宜各深思”。

告示贴出，豪门大户都深感震慑。

其间，我们也不难看出，归有光和吴承恩为执行政令，不仅依靠王法，还试图借助于鬼神。在某种意义上，鬼神的威慑力或许比王法更能让大户们胆怯。

两位明代文学家，不仅有着几乎相同的志趣和命运，而且都是花甲之年才步入官场，在浙江长兴县共事，一个当县令，一个任县丞，一个“发愤以修先王之道”，一个“悠悠负夙心，作吏几风尘”，均以爱护小民百姓为己任，梳理政事，关心民瘼，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浙江长兴县博物馆保存着两通石碑，一通是《圣井铭并叙》碑，一通是《梦鼎堂记》碑。《圣井铭》是归有光的一篇短文，他说，即使是天上的流虹瑶月，也会应时而灭，这口圣井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不竭不涸，令人想象贤帝明主的大业光灿。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十日，吴承恩将这篇颇含深意的文章书写下来，并嘱人镌成石碑。在新皇帝隆庆刚刚登基之时，两位花甲之年才当上七品小官的读书人合作了这件作品，以此表达期盼圣主贤明，为国为民带来太平安宁的心愿。

《梦鼎堂记》碑，吴承恩书写于同一天。归有光来到长兴当县令后，发现县衙年久失修，犹如乏人管理的县政。于是设法重建了县衙，修缮了后宅，并将后宅题名为“梦鼎堂”，还写下一篇《梦鼎堂记》，叙述了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有一天他在睡梦中看见了一只“函牛之鼎”，鼎边却有一道裂痕，忙令人修补之。恰好在这时，长兴有三个学子在试场上考得了好成绩，人们都说是应了三足鼎立的兆头。未几传来消息，又有一人考中，人们说这正是“补鼎”的应验。归有光自然懂得鼎这种自商周时代就有的“三代之传器”的作用以及它的象征意义。自己年轻时不遗余力，却一次又一次落第而归，后来好不容易当上了七品芝麻官，来到长兴这个偏僻之地。但毕竟年逾花甲，美好的梦想只能期待由后继者变为现实，相信他们中间会出现扛鼎之材。

梦鼎，也显现了归有光与吴承恩这两位明代作家的神魔意识。

两位书生在长兴兢兢业业，却得罪了地方豪宗。当小民感恩戴德时，大族咬牙切齿。隆庆二年，归有光按例进京朝觐，他早早就上路了。归有光一走，县里的政事由湖州知府派员处理，即所谓“署印官”。谁知这位署印官竟在征秋粮之际枉法贪赃，把吴承恩也牵扯在其中。吴承恩因此蒙冤入狱，归有光也难逃其咎。尽管按照明代制度，“进士为令，无迁倅者”，但他仍然被迁往河北顺德，任马政通判。这是一个闲职，只管管顺德府所辖各县送来的有关马匹、折钱的表册，没多少事情可做。归有光空怀一腔热情，却不能不坐冷板凳度日，于是参考史籍，采访掌故，修《马政志》，聊以寄托情志。

《西游记》第四回中描述：“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扎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他，泯耳攒蹄，都养得肉肥膘满……”这，让人联想起归有光任马政通判时的劳作。

后来，归有光升任南京太仆寺丞，并没有管理马政，而是留在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正当他想大显身手时，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

吴承恩在长兴蒙受冤狱，幸亏朋友徐中行（曾任福建按察史、江西左布政史等，在母丧回乡期间，两人结为挚友）大力营救，才获释。他终于因“耻折腰”拂袖而归，回到故乡淮安放浪诗酒，在贫困中写他的《西游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身上。也有资料说，吴承恩来到湖北蕲州荆王府，在第五代荆王即荆恭王朱翊钜的手下任纪善，负责对小王子的教育训导。他利用职责的清闲，着手整理《西游记》旧稿，完成了这部寄托孤愤之书。

吴承恩在《禹鼎志》的序中说：“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戒鉴寓焉。”这把自己的心志都表白了。吴承恩管过征赋粮马，而归有光则担任马政通判，与他们的志向大相径庭，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怎不让人愤愤不平，并寄情于神魔？

由此，我们已不难看出，吴承恩为什么要让孙悟空当一回“弼马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