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简述江西中共党团组织的组建过程，再分析其中不同的角色。
1922年11月，江西南丰人、中共党员赵醒侬受团中央的委派到南昌，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与同年9月先期回南昌的江西弋阳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方志敏一起，以南昌文化书社作为建团活动的立足点。赵醒侬虽是江西人，但自小在外地活动，对南昌人生地疏；方志敏又有事回老家。正好遇见江西铜鼓人刘拜农来文化书社看书时，向赵醒侬表露了入团意愿，于是，赵醒侬让刘拜农邀人来建团。第一次邀来十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听说要搞革命后落荒而逃。第二次另邀了几人，赵醒侬较为满意。于是由赵醒侬在1923年1月20日召集会议，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由刘拜农任临时书记。同年3月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江西泰和人、中共党员袁玉冰回到南昌。袁玉冰是江西进步社团“改造社”的创办人，在江西新学生中影响很大。袁玉冰到南昌后筹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吸收团员的外围组织；又以改造社的部分骨干为青年团的发展对象，并把改造社创办的《新江西》季刊和《青年声》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的机关刊物。江西地方团的团员在3月间迅速发展到21人。但到3月底，团组织的活动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勋的破坏，袁玉冰被捕，赵醒侬、方志敏和刘拜农被迫离开江西，江西地方团暂停了活动。同年10月中旬，赵醒侬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再次回到南昌，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赵醒侬任委员长。南昌团地委成立后，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南昌一师”或“一师”）、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下文简称“南昌二中”）、南昌省立第一中学（下文简称“南昌一中”）分别建立了团支部，还在九江单独建立了团支部。1924年2月，南昌团地委在吉安建立了临时团支部。4月，九江团支部升格为团中央直属的团地委。九江团地委除在九江市有三个团支部外，还于7月在修水县建立了团支部。12月在永修县建立了隶属南昌团地委的团支部。这就是1926年前江西各地建立起来的团组织概况。[1]
1924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赵醒侬和江西鄱阳人邓鹤鸣为江西国民党筹备员。[2]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赵醒侬和邓鹤鸣在重建江西国民党的同时，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5月，中共南昌支部建立，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3]据邓鹤鸣的回忆，南昌支部决定先在南昌、九江、吉安和永修建立党的小组。[4]中共南昌小组最早于1924年5月建立，1925年7月在九江建立了南昌第二小组，1926年1月由南昌支部建立了吉安小组。永修县在1926年4月前是否建有党组织，尚有争议。[5]1926年4月，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江西地委，南昌、九江和吉安三个小组升格为特别支部。[6]
如果细致分析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者，我们可以发现有三类不同的角色。
第一类角色可以称为“盗火者”。中共早期思想传播和组织网络有全国中心、区域中心和省级中心这三个层次。[7]而“盗火者”这类行动者就在上海这样的全国中心或武汉这样的区域中心较早入党，又因为系江西籍，所以被上级派回江西发展组织的先驱。赵醒侬和邓鹤鸣就是这样两个典型的例子。赵醒侬1899年生于江西南丰县，1913年起到湖南、上海等地做店员，1921年在上海先后入团、入党。[8]邓鹤鸣1895年生于江西鄱阳县，后随父母移居江西高安县，191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读书，1922年6月在武汉入团，入党时间不详，1923年在上海任中华全国学联委员。[9]像赵醒侬和邓鹤鸣这样的“盗火者”在上海和武汉这样的革命中心接受了洗礼，因此成为赣籍人士中最早的一批党团员；但因为他们早年出省，对省内情况不熟，他们回省发展组织面临着相当的困难，这就需要第二类角色发挥关键的作用。
第二类角色可以称为“深耕者”。他们是江西本地新思潮的鼓吹者、新社团的领导者、新青年的引路人。党团组织要在江西得到发展，非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不可。袁玉冰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袁玉冰1897年生于江西泰和县，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1921年发起改造社，并出版《新江西》季刊。赵醒侬他们1923年来江西组建青年团时，袁玉冰虽然此时已去北京大学读书，但在南昌新学生中仍有巨大影响。1923年3月江西地方团最初的21名团员中，来自改造社的多达5人，另有1人也是因为与袁玉冰接近而入团的。[10]所以，赵醒侬这样评价袁玉冰：“在省读书四年，在‘学问’‘品行’上还能得到多数青年的信仰，所以，只活动了一星期，把‘民权’（即民权运动同盟——引者注）和‘马氏’（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引者注）两个会都成立了。”[11]此外，在江西还存在其他的“深耕者”，我们下文具体分析。
第三类角色可以称为“搭桥者”。“盗火者”与“深耕者”之间并不一定相互熟识，需要有人牵线搭桥，才能使“火种”与“深耕”对接。方志敏和刘拜农就是这样的代表。方志敏1899年生于江西弋阳县，1919年考入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下文简称“甲工”）。1921年6月13日，方志敏因领导甲工的学潮到南昌学联求助，结识了时任南昌学联二中代表的徐先兆，而徐先兆正是改造社的发起人之一。6月19日，方志敏加入改造社；9月，他被甲工开除后，考入位于九江的南伟烈学校中学部。1922年7月，方志敏从南伟烈学校退学后去上海谋生，8月上中旬，在上海结识赵醒侬，并由赵醒侬介绍入团。8月下旬，袁玉冰到上海，方志敏介绍袁玉冰与赵醒侬相识。[12]至此，通过方志敏，在赵醒侬与袁玉冰之间建立起了关联。[13]另一位重要的“搭桥者”是刘拜农。刘拜农又名刘伯伦，1901年生于江西铜鼓县，1915年考入南昌一中，1919年中学毕业后到德安县任教，1920年到南昌考取江西省邮务管理局邮务生，1921年因父病辞职回乡，1922年返回南昌，任南昌商会会长龚梅生的家庭教师，该年冬天在南昌文化书社结识赵醒侬。[14]江西地方团成立时，因为方志敏当时不在南昌，赵醒侬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均是通过刘拜农的关系带进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这批团员中有南昌一师的学生陈之琦。我们后面将详细分析，南昌一师是江西党团组织创建时期极其重要的活动中心，正是通过刘拜农，赵醒侬连通了南昌一师的新青年网络。此外，赵醒侬在1924年1月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时，与同为江西代表的国民党元老萧炳章结识。后经萧炳章的介绍，结识了曾振五和曾天宇兄弟，[15]而曾天宇是我们下文将具体分析的江西革命中另一位重要的“深耕者”。
显然，要分析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网络的形成，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江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深耕者”，看看他们的根在革命前是如何植下的，他们后来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根来发展革命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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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江西地方史》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6—97页；陈立明：《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沿革》，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江西党史讲义》，内部出版，1984年，第42—50页。
[2]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内部出版，1954年，第4页。
[3] 《中共江西地方史》第1卷，第56—58页。
[4] 转引自坚毅：《江西地方党团组建史略》，《江西师院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2期。
[5]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30页；陈立明：《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沿革》，第61—63页。
[6]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4页。
[7] 高平平：《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轨迹》，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
[8]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赵醒侬专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199页。
[9] 江西省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人物志》，方志出版社，2007，第418页；陈漫：《关于邓鹤鸣入团入党的时间、地点等问题的考辨》，《赣中史志》第4期，1987年。
[10]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内部出版，1986年，第5—6页；黄野梦、徐先兆：《袁孟冰和改造社》，载共青团南昌市委编《南昌青年运动回忆录》，内部出版，1981年，第27页。
[11] 《赵醒侬专集》，第60页。
[12] 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编：《方志敏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5—27、32—35页；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载中共弋阳县委编《方志敏印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3] 当然，方志敏并不只是个“搭桥者”，他在弋阳老家有较深的组织基础。准确地说，方志敏在江西早期革命中的角色是介于“深耕者”与“搭桥者”之间的。不过，无论是在改造社里，还是在南昌团地委成立后建立的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里，他都只是重要的辅助者而非最主要的领导。在江西革命早期，由方志敏领头主持的活动只有1922年9月开办南昌文化书社和编辑《青年声》周刊，但该书社开办不到半年即被查封，《青年声》周刊也只存活了几个月。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南昌团地委中，已经失学的方志敏并没有任何职位，团的活动经费也只能养活赵醒侬这么一位职业革命家，因此，为了谋生，方志敏不得不经常奔走在南昌与弋阳之间（徐先兆：《青少年时代的方志敏同志》，载《方志敏印象集》，第84页）。由于完全缺乏资金，也因为缺乏上层人脉，方志敏难以使弋阳县在江西早期的党团组织创建中表现突出。方志敏是在1925年7月担任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后才得以更充分地施展他的组织才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更成为江西苏维埃革命的一面旗帜。不过，就本篇研究的主题和时限来说，方志敏并非典型的“深耕者”。
[14] 刘锋：《江西地方团第一任书记——刘伯伦生平事略》，《江西青运史研究》，1989年第1期；刘中天：《回忆刘伯伦先生》，《铜鼓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
[15]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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