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民国初年的学术风气，必然追溯至有清一朝。清代学术与明代学术迥异，而从清初到清末，学风也多变化。王国维总结清学有三变：清初实学以兴，盛清肆意稽古，晚清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逆睹世变，复有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简略地说，在清学的这三变中，存在着三重张力：
第一重张力是求是与致用的张力。刘师培曾对比明清学术：“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而武断之风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稗贩。”[2]其实，就在清儒之学内部，虽然乾嘉朴学被奉为正统，[3]求是与致用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两种学问路向的利弊相生相克。朴学虽有矫正理学空疏清谈之利，却也有“在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4]之弊。因此汉宋之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一直贯穿在清学史中。
第二重张力是官学与私学的张力。自宋朝以来，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学术大致有两条交织的脉络：一条脉络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化儒家，另一条脉络是以若干民间书院为中心的地域化儒家。所谓制度化儒家，其基本形态包含了儒家文本的经学化，孔子的圣人化，选举制度的儒家化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儒家化等等。[5]其中科举制度是儒家制度化的核心，因为正是科举制使政教合一、政学合一的儒家理念能够落实，使儒家的思想能够为皇权所利用和控制，使社会的上下层之间能够相互沟通和流动。而所谓地域化儒家，是指非官方的儒家流派呈区域性的分散，其基本形态包含了儒家在地理上的分化，在组织形式上的民间化及在内容构成上的人文话语化。其中书院制度为地方知识精英传播并弘扬地域化儒学提供了中介渠道，并为各种知识环境中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构设了体制外的空间。[6]严格地说，儒学并无体制内和体制外、官府与民间之分。“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本就是儒士阶层的双重角色，而书院制度多半是科举制度的补充。但制度化的儒家与地域化的儒家的确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而在有清一朝，清廷的科举坚持理学正宗，而民间学者则多奉朴学为正统。因此，官学与私学、科举与书院的张力就更加突出。朴学的大本营——江南地区本是出科举人才最多的地区，到清朝却有浓厚的反朝廷、反功利的风气，有不应科举者；也有一涉科第，稍经仕宦，即脱身而去，不再留恋者。钱穆分析其中的原因有四：有清文字狱的残酷使学者不愿谈政事；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书院厚其廪食以招名士；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风；而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流通更加方便。[7]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钱穆所说的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略有简单之嫌。清初的确主要创办的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官方书院，对私立书院的发展则采取限制政策。但1755年以后国内出现了许多有学术眼光的省府官员所创办的半官方的书院，这些书院虽然接受官方资助，却并不主要为科举服务，而是受考据学风的影响，更具私学性质。因此，江南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得以依托书院而兴起。[8]不过，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像江南地区那些以学术为职业、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还属凤毛麟角。
第三重张力是旧学与新学的张力。道咸以来，朴学在学术界的正统派地位遭到根本动摇，经世之用的观念重新复活。这既是清学内部的张力所致，也因受外界环境的冲击。就后者而言，除了太平天国战事对江浙学术的摧毁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外辱日深，尤其是甲午战败对中国知识界的刺激，西学由此成为中国学人自强救亡的基本手段。虽然清末多数学人在观念上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从西学为用逐步走上的却是中学不能为体的道路。在西潮冲击下，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9]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可谓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问题。[10]
实际上，求是与致用之间、私学与官学之间的张力是前面所述及的中国传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晚近所产生的复杂反应，而这种反应最后都体现在旧学（中国传统学术）与新学（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关系上。
1905年废除科举后，科举遗留下来的旧观念仍弥散在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中，但政教合一的格局开始向政教分离、学在民间的格局转移。有学者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使读书人从社会中心位置退到了边缘，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重心的失去。[11]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问题恰恰在于只有一个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重心，这就是以皇权为圆点、以政统为支撑的重心。废除科举截断了儒家与权力的直接联系，反倒使学术界有可能成长为与政治重心相抗衡的学术重心，从而使中国社会建立多元制衡的格局得以可能。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校的一个问题并不在于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而在于知识分子的碎片化；并不在于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被截断，而在于学术尚无力构型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力量。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兴学的重点在于中小学堂。蔡元培在民初就任教育总长时曾与教育次长范源廉有一场著名的争论。蔡元培抓教育首重大学，而范源廉抓教育则首重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12]范源廉实际上沿袭的是晚清学部改革的思路。[13]由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仅半年就辞职了，随后即由范源廉接任，所以，民初兴学的重点是按照范源廉的思路进行的。尽管百日维新期间就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即京师大学堂，但大学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前一直未能成为学界的重心。因此，到1914年任鸿隽呼吁建立学界时还在感慨：“自改设学校以来，教育未兴，学制未善。国内尚无名实相副之大学。必不得已，求为吾国未来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之留学生乎。”他随即又说：“然吾每一念及学界代表与留学生之两名词，觉其性质之不符，有若磁石之南北两极。”[14]如果学界由散居中小学堂的师资或远在海外的留学生来代表的话，的确没有什么重心可言了。
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时作了一件对当时的学术局面影响甚大的事，即于1912年1月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出小学废止读经；同时也在大学废止了经科。[15]如果说废除科举还只是宣告制度化儒家的解体的话，那么，废止经科则意味着学术体系的基本构架——分类体系开始向西学倾斜。蔡元培在解释大学废止经科的原因时说：“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而十四经中已分别并入文史哲各系，因而不再有设经科的必要。“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有半宗教性质。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16]就蔡元培的本意而言，废经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学术，而是想除掉旧学制和传统分类体系中的准宗教色彩，还学术的本来面目。不过，废除经科的实际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蔡元培当初的设想。因为，“四部之学”被纳入到“七科之学”的知识系统之中，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融入西方近代学科体系中，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注重通、博的知识系统开始转向西方近代强调专、分的知识系统，[17]中国古典文明教育的基础实际上遭到了某种削弱。蔡元培在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说中国人素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本为“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18]然而，废止读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学在与西学竞争中的弱势。如何在破除自大之后防止自弃，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蔡元培本人是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在他身上既有传统文化深深的烙印，又深受欧风新潮的洗礼。如何能够在西学体制上嫁接和培育中国自己的学术生长点，将稗贩西方学术传统的风气转化为创造中国自身新的学术传统的风气，这正是蔡元培后来在北大期间所致力的方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