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德育三十年

2015年11月18日

凤泉兄道鉴:

感谢厚爱,本无资格撰写,迟迟至今,整理成一篇文字,仍非“学术”小传,只是教育实践的汇报。充其量,是将学者的学术成果,加以稀释,制成青少年学生可以吸收,营养精神的补品;将实践的成果,为学者搭建学术大厦,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砖瓦木料而矣。现斗胆呈上,请予斧正!

王殿卿祝福

2015年11月16日

注:曹凤泉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而立:从孔子到马克思 二、不惑:大学德育伴学潮

三、天命:大学教材连三代 四、率性:德育成果大学传

五、耳顺:儒联儒化获新生 六、从心:美德教化二十年

七、欣慰:实现梦想待后生 八、所欲:尼山打工奔八零

九、信仰:崇儒信马命中定

而立:从孔子到马克思

王殿卿,1936年出生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的廊坊地区,一个农民家里,第二年即是“卢沟桥七七事变”,童年是在日本侵占华北的背景下生长的。6岁时上了半年日本学校,爷爷让他退学,进了“私塾”,每天拜孔读经,“童蒙”“四书”及识字书写,打下了童子功,三年后日本投降,解放战争期间辍学,开始学农活。1951年插班“高小”,1952年进京考入北京第十五中学,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读高中,1958年进北京师范学院读历史,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毕业留校团委工作,1966年6月“文革”,因是师院团委书记,被学生“揪斗”成为“专政对象”, 1969年进“五七干校”种田、养猪,1973年返校,在“认真看书学习,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下,被派负责组织管理,培训北京市各区县局,理论队伍的“读书班”,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当时,人民大学已经解体,其公共理论课教研室的部分教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担当读书班的任课教师,王殿卿有幸跟着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比较系统和反复地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原著,《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古典哲学的总结》、《社会主义冲空想到科学》、《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仅《资本论》就旁听了3遍,这4年,等于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生的课程。

不惑:大学德育伴学潮

1976年“文革”结束,王殿卿从“读书班”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又回到学生工作岗位,开始与恢复高考之后新一代大学生结缘。其间,与这一代大学生共同经历了“西单民主墙”、“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狭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1980年的大学生“竞选区人大代表”等等历史事件。1982年北京师范学院成立德育教研室,他任主任,开始了他的“德育人生”。

在整个20世纪的80年代,他与这一代大学生共同经历了“足球赛失败”烧墩布、抗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用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的《河殇》,“四五”祭奠周总理、胡耀邦逝世与“六四事件”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这是“文革”之后,中国人对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走何种道路进行思考、选择、辩论、争斗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师生互动、思想认识,逐步成熟的十年。

历史证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以及“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这一代,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不是“掘墓人”,而是满腔热血,敢于担当,“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一代!而今,他们正在“顶天立地”,支撑中国逐渐强大,日益繁荣,令人欣慰无限。

这十年,也是王殿卿与他“大学德育研究与实践”的同道和团队,共同创建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与全国高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进行合作,编写一代代试用教材,开展一项项大学德育科学研究等方方面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奉献。

1980年北京市成立高等教育研究会,在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开始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探讨依据教育规律办高等教育。其中的“德育研究课题组”,设在王殿卿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研室。1991年冬,他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大学德育科学规划会议”,响应会议“组织起来,开展研究”的动议,第二年,1982年参与策划,成立全国第一个“北京高等学校德育研究会”,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研室作为常设机构,王殿卿被推举为首届秘书长。1991年经北京市政府任命,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市市政府顾问,1993年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德育学科组副组长,1994年兼任经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首任所长,1991年被推举为“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研究会”副秘书长。这对于王殿卿参与大学德育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

天命:大学教材连三代

1980年的“七一”,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出席者有清华大学学工部长贾春旺、大连工学院学工部长庄青、北京师范学院学工部长王殿卿,还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同志。会议由庄青介绍大连工学院,试开“德育课”,建立“德育教研室”的情况,大家讨论这套做法,能否有普遍意义,可否推广?结论趋向肯定。这个小小座谈会为后来在高等学校,先后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德育课”、“思想品德课”,敲响了“开场锣”。这也表明,教育部开始探索如何走出高等学校“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困境,开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的一种“思想解放”。

1982年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彭珮云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同样主题的座谈会,江苏省教育厅等单位介绍了编写“德育课”教材的情况。当年暑假,彭珮云在大连水运学院再次召开类似主题的座谈会,是要迎接党的“十二大”,这次会议给出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新概念”。会上,王殿卿联络与会高等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学院、辽宁师范学院、锦州师范学院等校代表,联合编写高等师范院校“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教材。当年年底,各校代表集中到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讨论了编写宗旨与大纲,明确了编写的分工。华东师范大学邱伟光、北京师范学院王殿卿、北京师范大学刘有渔,担任主编。经过1983年暑假,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通稿会,于当年8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文,说它是“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的教材。在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指引下,教育部出台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学大纲》,建国以来,高等学校第一次有了这门全新的必修课。在这10所师范院校2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教材,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8月再次出版,教材一共发行20余万册。

1987年春,王殿卿出席了教育部在长春市光机学院召开的思想品德课程建设座谈会。会后,教育部依据党的“十三大”精神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决定设置5门课。据此,王殿卿牵头组织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合作编写了《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思想修养基础》、《人生哲理》、《教师职业道德》。参与编写的17所高等师范院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

全套教材主编:北京师范学院王殿卿。

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邱伟光、北京师范大学刘有渔。

《形势与政策》主编:华东师范大学邱伟光北京师院朱全俊。

《法律基础》主编:北京师范学院赵军华天津师范大学乔丽娟。

《思想修养基础》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刘继华。

河南师范大学马富生 湖南师范大学胡庆云。

《人生哲理》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吴灿华,北京师范学院詹万生。

《教师职业道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龚乐进,辽宁师范大学张贵仁,哈尔滨师范大学王忠桥。

这套教材于1988年8月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六四”之后,教育部对于这项课程的设置与内容陆续做了重大调整,突出强调政治教育,去掉“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将是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若缺乏相应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训练,那么,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何以建立,以三氯氰胺毒奶粉为标志的恶性事件,怎能不层出不穷!历史一再证明,没有道德教育作基础的政治教育,难以遏制政治上的腐败。

1993年,依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王殿卿策划主编了《中华伦理》,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儒家伦理”、“佛家心理”、“道家哲理”为内容,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院校,连续进行五年多的教育试验,效果良好,《光明日报》以“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为题发文肯定。也有媒体以“用封建糟粕,毒害当代青少年”和“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为由,进行长达一年的批判。幸亏这部教材,被评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才得以解脱。尽管如此,由于这不是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最终也难免被“叫停”。

1997年,王殿卿以承担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名义,“名正言顺”地组织编写了“大学生中华文化教育”系列实验教材:

《新编中华伦理》(首都师大赵军华)

《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清华大学钱逊)

《传统美德与现代人生》(南开大学武东生)

《中国传统道德》(华中理工大学刘献君)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南京大学张锡生)。

这套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分头正式出版的实验教材,就其宗旨、结构与内容,至今仍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以上是20世纪80-90年代,由王殿卿直接参与策划编写的“三代”教材,尽管有其历史背景的某些局限性,但是它却代表了高等学校德育课程建设的艰辛历程及其发展的方向,心平气和地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后高等学校德育课程的改革、创新与发展,不无补益。

率性:德育成果大学传

为了推动大学德育研究,王殿卿奔走全国,20世纪80-90年代,先后在百余所大学讲座与上课,策划、主持和参与20余次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连续主持“五年规划课题”实验研究,他把如此丰富的实践心得、研究结晶即时编辑成书。尽管其中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的确记录了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历程与付出的心血,也是对先辈和同仁智慧的消化、传播与回馈,更是长期合作研究中华美德教育实验团队的共同成果。

与大学德育相关的著作:

1.《教师的劳动、道德和修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

2.《德育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

3.《人生哲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4.《大学德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5.《给班主任的建议》,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6.《对八十年代首都大学生纵向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

7.《中华伦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8.《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9.《跨世纪青年的价值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

10.《文化反思与文化建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出版。

11.《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92年由朱新均、陆钦仪、王殿卿主持的《高等学校德育大纲研究》被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再次表明大学德育这一学科的学术价值与地位。这项课题的成果为国家教委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提供了“原样”与理论支持。

耳顺:儒联儒化获新生

1994年秋,经孙长江教授介绍,王殿卿出席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此后不久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问世。

1996年5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中华伦理研究室、南京大学东方道德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曲士培,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向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罗国杰、杨栋梁、李振纲,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钱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齐家、瞿林东,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徐惟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锐生、赵军华,南京大学教授张锡生、杨明、王明生、王月清,河北大学教授商聚德,南开大学博士李翔海,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博士李道湘,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巴新生,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教授甘葆露、博士杨庆中、赵雁侠,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刘国强,香港岭南学院教授黄慧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王永炳,日本东京成德大学王敏、日本笔会高桥千剑坡、《朝日新闻》梅本重一,韩国学者韩相美等海内外学者100余人出席。会后,这些学者论文编辑成集《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由王殿卿书写“前言”,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于当年8月出版发行。

在1996年举办如此内容的国际研讨会,有如此海内外著名学者齐聚一堂,是20世纪的中国所仅见,所发表论文内容的高度与深度,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沿革与当代价值,以及在东亚、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所做的论述与展望,均有宏观与超前的理论价值,对于世纪之交,重振儒学,以德治国,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重建礼仪之邦的决策与实践都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当年9月,王殿卿去美国访问,将《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这部书赠送给哈佛大学等美国高等学校。几年后,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到哈佛访问,在图书馆发现了这部书,就做了一个研究,认为“1996年召开的那个会,是百年以来在内地召开的第一个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与会学者提出的一些观点,非常有远见”。

1997年底,经清华大学钱逊和中央民族大学牟锺鉴两位教授推荐,王殿卿开始参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工作。从此使他大开眼界,在海内外诸多大儒精神与智慧熏陶下,开始了参与儒学研究与普及的新生。

1998年初,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宫达非要求王殿卿写一篇“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的汇报,发表在国际儒联当年第一期简报上,表明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对青少年普及中华美德的重视与支持。

1998年10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与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一次合作,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东方伦理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130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宫达非先生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

进入21世纪,从2005年至2013年,在王殿卿具体组织与参与下,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先后在四川宜宾,河南新乡,北京大兴、朝阳、通州,浙江金华等地,联合举办六届“东亚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论坛。对于交流海内外儒家伦理与青少年公民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起到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二十年来,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始终是儒联各项相关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2007年,在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叶选平的倡导下,建立了儒学普及委员会,王殿卿被委任为副主任,主动参与其中,通过每年一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等载体,分别在学校、家庭、社区、乡村、企业等领域,开展了较有实效的儒学普及工作,并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力形成文字成果,以便巩固和提升儒学普及工作的质量。出版的著作如下:

1.《修身立业治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2.《儿童论语一百句》,商务印书馆2009年出版。

3.《儒学书院德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4.《两地同心弘道明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5.《孔子美德树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6.《儒学教育传播与应用3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从心:美德教化二十年

王殿卿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参与大学德育的实践与研究,从90年代开始转向以中小学为主的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至今,前者十年,后者二十余年,共有三十余年的德育生涯。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得中国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按照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当时的判断,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背后,必定是文化价值观的选择,既然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其文化与价值观的支撑,必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智慧,如此发展下去,中华文化必将走出百年厄运,开始新生!然而,他老人家最忧虑的是,百年中华文化断裂,使得2～3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已深感陌生,最最迫切的是,要从现在开始,对于新一代中国人,即青少年一代,进行中华文化与价值的教育。

1993年中共中央出台“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要求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文化教育。当年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将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的课题“中国传统道德与学校德育”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全国近百位研究中国历史、哲学、伦理、教育的专家集体攻关,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提炼、概括、升华而成“五卷本”《中国传统道德》巨著,199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后来在学校开展中华美德教育提供了理论、观点、知识的参照与指引。

1994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决策。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化风向开始转变。80年代的西方文化热急剧退烧。中华文化热迅速升温,高等学校的“中华文化经典”讲座场场爆满,民间儿童读经热潮高涨,百年少见,为21世纪的“国学热”开启了先河。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首先得到张岱年、季羡林、张岂之、钱逊、牟钟鉴、徐惟诚、郭齐家等一批学界泰斗的支持。张岱年教授赐字“弘道明德”,为研究所“定位”。认为这个研究所的“天职”是向青少年普及与传授中华文化与美德,重在教育实验、实践的应用性研究。

在得天独厚的学术团队支持下,王殿卿与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同仁从1994年起,开始了连续二十余年的“学校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期望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21世纪的中国德育做些前期探索。

王殿卿主持的“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于1994年被立项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一方面,由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两所市属高等学校带头参与教育实验,另一方面,在北京市教育局的支持下,从“城区”选定东城区,“城乡结合部”选定朝阳区,“远郊县”选定昌平县,作为试验区,从三个区县中选定100所中小学作为“实验校”,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个“德目”为教育实验的内容,按照小学讲故事、中学讲规范、大学讲理论的思路依次编写,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美德》、《中华道德》、《中华伦理》等试用教材。

此项研究,在“九五”(1995-2000年)期间又被立项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等20余所大学加盟,经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推荐,山东省招远市、黑龙江农垦总局、南京市秦淮区等京外单位参加,开始在全国范围寻求合作单位,逐步扩大教育实验范围。为了给从事此项教育实验第一线教师提供相关历史知识与理论的辅导,课题组于1999年请了八位博士每人围绕一个德目编写一本书,组成以“八德”为内容的《大众道德》丛书,由红旗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同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美德教育实验在北京》(上下册),集中展示了五年来北京市开展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经验与成果。

“十五”(2001-2005年)期间,以“学校中华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研究”为题,探讨学校、家庭、社区“三维互动”的“教育模式”,继续被立项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全国各地积极参与,在原有教育实验范围的基础上,先后有重庆永川、湖北襄樊、河南新乡、四川宜宾、广东深圳、江苏无锡、浙江金华、山东泗水等地的区县、学校成为本项教育实验的“区”“校”。这五年的成果有: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文化道德德育》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寻求学校德育新定位》,对于前十年的研究成果,给予理论和实践上的总结。

“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以“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推广与深化研究”为题,再次被立项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将以往的实践经验加以推广,对于已经渐渐形成的教育理念,以及有效的教育模式等进行深化研究。其成果是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寻求中国德育之根》(上下册)、《21世纪学校德育初探》,经过近二十年的实验,终于为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美德、价值观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二十年来连续滚动形成,活跃在各地的“中华美德教育行动”课题组已经无需立项,积极响应,各显神通,深化教育实验,不断推出新经验,纷纷成为当地弘扬中华美德、落实立德树人的“领跑者”。进而以学校“十德树人”(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为中心,家长学校开展“十德齐家讲堂”,在社区开展“中华十德讲堂”,推动以十德为核心的道德生态建设。

为了落实“完善中华优秀文化教育”,缓解“国学师资”的瓶颈,课题组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尼山圣源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中华孔孟学会等单位合作,先后给全国中小学培训以儒家“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国学师资”7000余人,这些“星星之火”成为点燃新一代国人中华文化生命之火的“文化传人”。

其中一批教师已经成为弘扬中华美德、落实立德树人的“名师”和“专家”。2015年由北京市通州区部分小学校长、老师编写,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十德树人》读本;由北京市通州区、房山区部分小学校长、老师参与编写,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系列丛书》,既是“十二五”成果,也是二十年此项教育实验的结晶,属于当今同类读物“独具”特色、最易学生接受的教科书。对此,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徐惟诚等专家都有极佳的评价。

二十年的连续滚动教育实验,广大参加实验的第一线教师与专家队伍,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出一批批实践经验,写出一篇篇论文,出版一批批“校本”教材和理论著述,用心血凝结而成的大量研究成果,为后来者留下可圈可点的历史资料。

以下是王殿卿二十年来承担此项中华美德教育实验所著述和主编的成果目录,由此可见此项研究的大致历程。

1.《中华美德》、《中华道德》、《中华伦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丛书,《大众道德》,红旗出版社2000年出版。

3.《中华美德教育实验在北京》(上下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4.《文化道德德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出版。

5.《寻求学校德育新定位》,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6.《寻求中国德育之根》(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21世纪学校德育初探》,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8.《两地同心弘道明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9.《孔子美德树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

10.《十德树人》(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丛书,红旗出版社 2015年出版。

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系列丛书》(从幼儿园到初中),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邓小平在1977年《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强调过:“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似乎可以说,我们连续二十余年教育实验研究的成果,可能接近了邓小平的这个要求。教育科研,是以学生为对象,学生的健康成长,新一代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是教育科研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一项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是需要有充分的时空,需要经过反复实践与提炼。急功近利,时间过短,没有1～2个教育周期的实践检验,很难被视为“成果”,更不能急于应用于教育实践,否则,后患无穷。

欣慰:实现梦想待后生

这项连续滚动二十余年的教育实验研究,其宗旨有三:一是为新世纪中国学校德育寻求新定位,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二是为学校德育摆脱“封闭”、走向“开放”,建构学校、家庭、社区“三维互动”的新模式;三是为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德育”,探索新思路。尽管这种思考和探究还仅仅二十余年,所归纳和提炼的思想观念尚待进一步推敲,但它毕竟为21世纪的中国学校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新一代中国人,摸索了一些可行的路径。

二十余年的教育实验研究,在总结、积累和深化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和升华,为当代学校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提出主旨、德目、模式、队伍、制度、体制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建议,进而形成论文、报告、教材、专著等可以传播参照的成果。这都是显性可见的,而更加重要的是隐性而不能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因为,评价学校德育的实效标准,并非是那些“数字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而是历史,是当今接受教育的一代学生二十年后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以“政绩”为价值导向、追求急功近利的“当权者”一般不重视道德教育和建设,这是长期“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从今天教育实效,从学生学、问、思、辨、行的实际表现中,可以初步判断其未来的人生走向。

二十余年来,在全国先后有北京、天津、重庆、黑龙江、山东、江苏、广东、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市,千余所学校,百余万名学生参与此项教育试验。

仅以北京地区参与教育实验的范围为例:

1.“八五”至“十一五”的范围

2.“十一五”的范围

可见,在北京地区先后接受教育实验的学生已有36万人。在道德成长与发展方面都有明显进步,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与满意,取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与肯定,至今尚未听到家长与社会有“反对”的呼声。

二十年前接受教育实验的一年级学生至今已经24岁左右;当时的6年级的学生至今已经30岁左右,或正在高等学校求学,或已成家立业,事业初成,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这36万新生代的文化生命,从小就注入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再过二十年他们就会成为支撑我们国家、实现中国梦的中坚力量。

智育,帮助学生获得生存的本领和创新的智慧;德育,引导学生懂得如何做人并活的更有尊严。21世纪的学校德育,要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建设精神家园,培育民族精神,为学生的生命注入文化基因,让他们身上流淌道德血液,帮助新一代中国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首先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在此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炎黄子孙的共同价值观。中华美德教育,是人性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是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教育,是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之根,是中国社会精英教育之灵魂。中华美德教育行动,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所欲:尼山打工奔八零

两个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中华文化历史命运发生转折的二十年。国内的“国学热”和世界范围的“汉学热”同步升温。在国人逐步摆脱“弱势文化”心理,文化自尊、自信与自觉得以提升的背景下,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及其当代价值,也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孔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名片”。他在2008年“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中国致力于和谐世界的精神,从“鸟巢”传向了世界,这就是中华文化再次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走向世界的一个象征。

从2002年开始,王殿卿作为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代表,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合作,每年共同举办“中华美德教育行动师资培训班”,至今已办12届。此间,他深受六十年前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及其弟子们“新亚精神”的启示与激励。2005年在唐君毅的故乡,他与四川宜宾唐君毅研究所的同道一起策划创建了“君毅书院”。2006年底他到山东泗水拜谒尼山孔子家庙,见到元代创建的“尼山书院”旧址,又产生重建尼山书院的“一闪念”。2007年在泗水县陈洪夫先生的推动下,继续论证,并于当年6月借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召开首届“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的良机,他们联络出席座谈会的20余位对儒学有敬仰和研究的学者,共同发起创建“尼山圣源书院”,在海内外大儒及各方贤达支持下,2008年10月乘北京奥运会的东风,正是开光成立。在当地政府和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2009年初夏破土动工,2010年金秋第一期工程已在孔子出生“夫子洞”的一侧靓丽竣工,书院开始正式办学。

而今,尼山圣源书院已经成为研究儒学当代价值,酝酿“尼山新儒学”,“尼山论道”的学术“新道场”;成为儒学再次走向世界,与不同文明对话“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永久会址”;成为继承古代书院“会讲”传统,促进“高端”人才成长的“流动站”;成为培训精读精讲儒家经典,各级各类学校师资的“孵化器”;成为建设“儒学示范之乡”,开创“乡村儒学讲堂”,重建“乡土文明”的“辐射源”;成为海内外学子“尼山朝圣”,体验儒乡的“游学基地”。总之,它正在以现代书院之躯,继承古代书院之魂,在尼山圣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尼山圣源书院的诞生与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晶。其中“人和”最宝贵,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主动适应和改变天时与地力,“事在人为”。八年来,从书院首届院长牟钟鉴教授到所有领导集体成员,以至办事机构的人员,都以“用儒家精神,办儒学事业”的思想为指引,将为孔子与儒学能够做些事看作自己的责任与追求,对于历史赐给我们得以实现这种追求的机会百倍珍惜。书院领导集体,没有职务高低,只有师友情谊;没有名利计较,只有尽职奉献;没有摩擦消耗,只有配合默契;没有议而不决,只有说干就干。所有任职人员都是志同道合的义工,是“是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这是一个不发工资和补贴的书院。可以说,“人和”既是书院组织模式的一种追求,更是书院创建与发展的“动力之源”。这一点,使得王殿卿无限欣慰,精神振作,心情良好,老骥伏枥。

信仰:崇儒信马命中定

王殿卿从50岁到80岁,通过建立三个平台,探索21世纪的中国德育。一是建立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二是在大中小学校进行中华美德教育试验。三是参与创建了尼山圣源书院。在这三个平台上,按着自己的信仰,燃烧着自己的年华。

王殿卿说起他80年来的信仰,有如下之词:“70年前,我进私塾,要给孔子磕头,我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70年后,我现在做人做事,主要还是受儒家的影响。孔子说:‘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也差不多是这样过来的,十五岁上中学,三十岁时‘文革’带着老婆孩子没饭吃、很难立足,四十岁我在读书班,五十岁我赶上了‘学潮’,六十岁时别人批我只当没听见,七十岁时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干,与同道创建尼山圣源书院,一干就到了八十岁,有生之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能够‘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已是倍感欣慰。当然,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礼记》大同篇,讲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等等。儒家讲的大同社会,跟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差不多。我之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有儒家的这种思想文化基因,我是按照儒家思想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让我成为中国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让我成为了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