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务要求新的管理体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经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之后，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就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机构特别是政府部门即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这一职责的任务、内容、方式、方法都是不同的，而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

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初期，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进入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消灭和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谈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曾指出：“社会主义党在世界上第一次基本上完成了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用新的方式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崇高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这个任务之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全集》第27卷221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国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当时国家机构管理经济职能的主要目标是改造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权力量来行使经济职能的。所以，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经济的指令强制性、集中统一性，全民计划性的特点。经济活动的产、供、销，人、财、物，基本上通通由政府部门统起来，包下来，实行计划生产，统一分配，定量供应，控制消费，节衣缩食，积累资金，集中力量发展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即国营企业。这一套管理体制在当时是可行的、有效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国家行政机构履行管理经济职能的任务、方式、方法等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由改造旧的生产关系，变为保护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为了适应这种历史性的转变，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时也提出要“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地方和下级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大跃进”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始终不能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使原来从改造所有制出发建立起来的带有外国模式色彩和具有我国革命战争年代供给制传统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相应改变，反而在向“左”的方向发展。总的倾向就是对基层、对企业越来越统得过死，管得过紧，抓得过细，包得太多，平均主义，一条宗旨就将下面的基层企业管住、管严，不重视或者不承认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在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产品经济来管理，使企业缺乏活力，缺乏动力，缺乏市场的应变能力。日久天长，随着设备的陈旧、技术的落后和人员的不断增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日益低下，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经济生活出现了新局面，国家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经济职能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改造所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是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形势下，原来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并一直延续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陈旧落后，很不适应新形势，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以深刻的改造，从而建立起新的管理体系，将企业管好、管活，使其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