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形成的社会学

［日］麻生诚

编者按：麻生诚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教育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此以当代日本为例，指明英才形成的四大社会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各要素对英才形成的影响程度之变化。其次，他剖析了已产生的人才矮小化现象的特征。最后，他对英才选拔的标准作了展望，并提出日本进入大众化社会后英才培养所面临的课题。文中呈现的“英才形成的三角模式”是很有意思的。

在英才形成的过程中，有众多的要素在起着作用，这些要素的种类和作用方式，随着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它们与一定的社会状况相适应，并以各自不同的比重参与英才的形成过程。它们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对立，构成了一定的关系网络，对英才的形成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例如，在等级制社会中，阶级出身（在此指特定的等级）使所有其他要素都从属于等级原理，并因而在英才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选拔人才时，也只限于特定的等级，其他等级全被排除在英才宝座之外。然而，假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写的那种社会存在的话，那么只有教育制度才能广泛地从各阶层中选拔出国家所需要的那种人才，并能使他获得与其才能相应的职业。所以，在这种社会里，可以说教育制度在英才的形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

那么，英才形成的要素究竟是些什么呢？我想把这些因素大致分为四个因素群。首先是英才培养的要素群，由阶级、家庭、社区、学校四要素组成；其次是根据上述的培养要素群产生的有关个人属性的要素群，由特定的地位（这里作为表示学历、血缘或所属派别等英才外部属性的术语来使用）、各种能力、观念、人格特征等四要素组成；第三是同社会对英才提出的基本准则有关的因素，包括作为加人英才行列之条件的职业、地位、技能、观念和人格；最后是英才的成就，包括成为英才之前所创造的成就和成为英才之后所创造的成就。之所以将此作为第四个要素，这是因为成就虽可成为加入英才行列的条件，但它不同于对英才所要求的外在属性和内在属性，而应把它作为英才与社会之间的媒介要素加以特别重视。

以上四个范畴的要素都是在英才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按时序排列的特点，其相互关系有如表-1所示。

表-1　英才形成诸要素的相互关系

在此，我们通过简化的图式来表现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我们不从个体出发，而从英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角度，来考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获得能创造最优异成绩的英才这一问题。这个关系简单地用图表示则如图1的三角形。

图1　英才形成的三角形

英才的成就用三角形的面积表示，英才的培养条件、被培养的人才属性和英才选拔的标准组成了三角形的三边。培养条件由前面所讲的培养要素群（阶级、家庭、社区、学校）构成；被培养、的人才属性也由如前所述的人才属性群（地位、观念、能力、人格）构成；英才选拔的标准则由加入英才集团的各种必备条件组成。这三个条件是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来把握的。在一定社会中，当这三个条件获得合理的调和时，就能发挥英才的最大能力，使其获得最大的成就。当三角形的各边都相等时，其面积也最大，即成就达到了最大限度。但是如果各边参差不齐，三角形就不等边，其面积（成就）就减少。如果有一边缺少的话，就不能形成为三角形，英才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发挥。因此，英才形成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三角形的各边相等，使其面积最大。

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是三角形的三边现在正处于怎样的条件之下，并且可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测定。

为了测定培养条件的状况，我们必须分别给各构成要素评分，并使其数量化。评分的原则是分数越低，作为培养英才的条件就越不利，分数越高条件越有利。可以根据（1）非常有利为5分；（2）较有利为4分；（3）既非有利亦非不利为3分；（4）较不利为2分；（5）非常不利为1分这个尺度来评分。在评分时必须考虑属性及其社会的分布状况。例如，在英才培养上即使存在具有有利属性的社区和学校，如果这只限于社会的极小部分，那么从社会的角度看，作为培养条件就不能得到高分。此外，有利属性和不利属性存在极度反差时，作为培养条件也不能得到高分。因为，无论哪种情况，英才培养条件偏向一个特定的部分，则结果必然是剥夺大多数人成为英才的机会，而只为极少数人创造成才的条件。这样，为了从生产性的观点综合把握社会的英才，有必要按照表-2，求得培养条件的综合判断分数。

表-2　英才培养条件的判断标准例表

英才培养条件的评分

表-2的例子表示社会某种机构（如家庭）在有利性方面和不利性方面的分布情况，表示作为英才培养条件从整体看是处于怎样一种状况。这里，从社会整体来看，这个英才培养条件的综合分为3（对培养英才来说既非特别有利亦非特别不利，属一般条件）。这个方法要是采用标准化尺度，就可获得有效成果，但目前标准化问题还存在很多难点。

根据以上的前提和方法，下面选择昭和初期的日本社会结构作为比较对象，来考察一下英才培养条件的变化趋势。由于篇幅关系，有关量化的依据就不再作过多说明。有兴趣者可参看我以此为题的论文（《运用判别式分析英才形成的职能》，此文未公开发表过）。

1．家庭

第一，可以说，现在几乎已看不到这样的家族（家庭）存在了。在这种家族（家庭）中，依存于家族制度的英才世袭制（或未必是亲子继承的准世袭制）维持着英才的选拔和培养，固守着与“家”之传统相联结的英才形成的价值体系，并且在家族的人际关系与训育形态中也贯彻着培养英才的方针。在大正（1912—1925）时期到昭和初期之间，这种家族集团仍有存在，这只要看看三井和三菱等同族集团就可明白。它们构成了所谓日本社会的中央或地方势力集团。而这种对培养英才非常有利的家族（家庭）现在已经寥寥无几了。

第二，对培养英才非常有利的家族（家庭）被以专门职业和管理职业为代表的新中间层阶级代替。这种新中间层阶级的家庭有增加趋势。然而在这种家庭中存在着带有强烈的小市民利己主义色彩的价值体系。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教育的形态就是准备让其子弟适应从幼儿期开始的学校体系的选拔制度，致力于使其子弟通过名牌大学进入大企业内部这一道路。而另一面，通过严格的训导和修行，培养作为一个英才所应具有的基本的人格和态度，如独立的成就动机，强烈的责任感等等，这种努力同战前比已明显削弱。上层的旧中间阶级的家庭也趋于这种状况，但在这种家庭中仍残存着很深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人际关系及教育形态。

第三，对培养英才来说属于中等条件的是下层的新中间层和下层的旧中间层家庭。这种家庭也在增加，它们在一种较低的文化氛围中模仿上层新中间层家庭的价值体系和人际关系及教育形态。

第四，具有不利条件的家庭是工人和下层农民的家庭。他们努力使子女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他们的目标是使其子女在高等教育之前结束学业，在大企业中当一名白领工人或有本事的技工。家庭的人际关系和教育形态表现为强调家庭的连带感，奉行“一日辛劳一日足”的生活态度，不愿为未来而牺牲现在。

第五，对英才培养，非常不利的是小型企业的雇佣工人的家庭或贫困家庭。这个数量正减少。他们生活在不安定和贫困之中，没有很强的升迁移动的愿望，对自己的适应性、能力或职业漠不关心，对学校教育也很不感觉兴趣。这种情况可用表-3表示。用数字表示则战前为2→现在为3.5。

表-3

2．阶级

阶级也具有与家庭同样的趋势。各阶级所持有的权力、威信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水准正向均衡化方向移动。森本厚吉以大正8年（1919年）之后9年间的《收入申报》为材料对中层阶级进行了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属于上层阶级的（年收入5000日元以上）占总家庭的1.1％，那种能维持森本设计的《中层阶级标准》的中层阶级家庭（年收入1500日元以上至5000日元以下）有4.4％余下的94.5％被归为下层阶级。至于将年收1500日元以下者划为下层阶级这一点还存在着问题，但因为以这种中层阶级的标准支出为依据对中层阶级的构成比例进行的调查为数很少，所以暂且利用这个标准。查看一下昭和37年（1962年）统计的全国家庭收入分布，可知相当于森本划分的中层阶级这一范畴的家庭（年收入500000日元以上至2000000日元以下）约增加到5倍（20.9％），而上层阶级没有变动。评分是战前（大正后期）为2→现在为3。

3．社区

作为英才培养之要素的社区有规模、经济水平、教育机会、价值体系、迁移性等指标。但此处将“社区的规模”作为代表性指标来加以论述。根据冈崎文规的研究，大正9年日本市町村人口的构成比例为：不满5000人的有48.43％，5000人至30000人的有31.64％，30000人至50000的有4.10％，50000至100000人的有3.76％，100000万人以上的有0.7％（《日本人口的实证研究》）。但是，查看现在的类似统计，则不满5000人的有16.4％，5000人至30000人的有32.3％，30000人至50000人的有13.8％，50000人至100000人的有9.8％，100000人以上的有37.7％（《昭和35年国情调查》）。规模庞大的都市化地域，具有培养英才的有利条件。其评分：战前（大正后期）为1→现在为3.5。

4．学校

作为英才培养要素的学校有9个指标，就此处选用英才培养功能中的数量增长功能、接近英才功能、分化功能、统一化功能、选拔功能、高度化功能这6个指标。

第一，数量增长功能：战前（昭和初期）数量很少，并且不仅是高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也是培养英才的机构。在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男性的在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大正9年（1920年）为2.31％，大正14年（1925年）为3.76％，昭和5年（1930年）为4.33％。就是在昭和10年（1935年）也只停留在4.43％。当时的中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也只是同龄人口的15％。现在（1977年）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已占同龄人口的37.7％，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中等教育机构则因容纳同年龄人口的72％而丧失了培养英才的有利条件。

其次是接近英才的功能。到大正中期为止，这一功能还未成为加入英才行列的必要条件。不依靠高等教育学历加科层制的晋升而走上英才之道的，主要存在于产业界。但是，对现代的英才来说，高等教育学历已是成为英才的必要条件。学历和职历的有机结合是以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业为基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学历的持有者成为英才的可能性在增加。相反，可以确证这种可能性正在下降。所以，这只意味高等教育学历是加入英才行列不可欠缺的通行证。

第三是分化功能。与战前（昭和初期）进行比较，大学似乎在以增加学部和专业学科的形式发挥着水平分化的功能。然而，实际上这种分化力是很微弱的。可以说，教育在实质上（如课程和教学方法等）正在走向划一化。就垂直分化功能来说，由于把本来目标和学术水平上存在差异的旧制的专门学校、高中和大学在同一设置标准下改为新制大学，所以，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带来了垂直分化功能的衰退。履行垂直分化功能的研究生院制度未得到充实。且不说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政府还是产业界，对硕士和博士课程毕业生的待遇都是很差的。而这两个事实又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第四，战前的旧制高中和旧制初中的废除导致了以下这种结果，即过去通过对由少数入选者组成的小集团的精心培育，使其在青年期形成英才应有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志趣和判断标准的场所被废除了。为此，减弱了学校具有的英才集团的统一化功能。

第五，选拔功能同战前（昭和初期）相比，除了一部分所谓名牌大学外已经衰弱。有人指出“财产”作为选拔原则，其比重已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学力”的比重的增加。但不论这种倾向是否得到部分承认，主要在新中间层，目前这种考试学力中心的选拔实质是“财产”与“学力”的结合。这点可以从东京大学入学者中无一工人阶级子弟这一事实得到旁证。如果对实际进入那些能招收44.2％的高中毕业生的大学进行学生成绩调查的话，可以发现有70％的人在高中是排列在下等成绩栏里的。这一事实表明，作为选拔原则的“财产”仍根深蒂固地残存着。根据“财产”原则升入大学的现象不会被根据“学力”原则升入大学的现象所代替。总之，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大学的选拔功能扩大着“财产”原则下的选拔范围和“学力”原则下的选拔范围，在总体上减弱了选拔的强度，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以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履行选拔功能的要求，就产生了具有不同选拔强度的学校的分化。

最后是高度化功能。作为高度化功能的指标，在此选取以下三项，即提供候补英才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年限、人均教育费、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现在，大学的修学年限比旧制延长了1年，但大学毕业前的总修学年限却缩短了1年。旧制是17年，新制是16年。这1年之差对学力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其次，教育经费也在减少。只要没有一种崭新的划时代的教育方法被开创，那么可以说教育经费的减少意味着教育水准的下降。国立大学学生的人均经费见表-4。

表-4　国立大学学生人均经费

大学教育经费并没有随消费者物价的升高而升高。实际购买力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而且，私立大学学生的人均经费还不到国立大学的一半，其教育和研究所需经费也不到国立大学的三分之一。

最后请看专职教师同学生的比例。以东京大学为例，如表-5。

表-5　东京大学专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旧制一高相当于现在的教养学部

只要将旧制一高与现在的教养学部进行比较，就可知道旧制高中作为培养英才的机构是一个多么充实而考究的场所。战后，一名教师所负责的学生人数增加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专业教育缩短为2年的影响。如再考虑这些学部之上又设有5年制的研究生院，而研究生院还未建立专职教员制度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更发人深省了。

正如以上所揭示的，学校在英才培养功能中除了候补英才的数量增长功能和接近英才的功能之外，其他4种功能——分化功能、统一化功能、选拔功能、高度化功能同战前相比都已削弱。它们的关系可用表-6来显示。

表-6　学校基础

这是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性趋势。战后急剧扩充的中等教育成了培养英才的极为不利的场所，同时，由于新制初中的毕业生大都升学，到社会上就业的初中毕业生大幅度减少，这种教育机会的扩大趋势又同高等教育的一般趋势相抵触。结果，从综合观点看，作为培养英才之条件的学校，其综合分：战前为2.3→战后为3.5。

以上就英才培养条件，从社会的角度综合地分析了其基本动向。一言以蔽之，可称为英才培养条件的大众化。在英才培养上，战前具备有利条件的特权环境同具有极端不利条件的环境都已被民主化的浪潮冲垮，英才培养的机会在不断地均等化并且扩大。战后的新教育产生了战前所没有的新型英才。例如，以小田实等为代表的市民型英才群，还有操纵计算机，成为革新经营管理之能手的青年技师群等都可说是在广义的新教育下产生出来的英才。但是，英才培养的功能真的是增强了吗？下面就来看看大众化了的英才培养基础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人才。

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分析大众化了的英才培养基础所产生的人才。

1．地位——学历的贬值

随着大众化的发展，作为候补英才的大学毕业生，其社会地位走上了下坡路。同战前（1923年）大学毕业生的雇佣金相比，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实际雇佣金减少了一半。与同期一般工人的实际雇佣金的上升成为鲜明对照。战前，“虽说是大学毕业……”的意思是指责社会没有给予大学毕业生相应的地位，而现在这句话却变成了对“虽从大学里出来，却连书都看不懂，字都写不好”的大学毕业生的轻蔑。由此可见，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已经显著降低。

2．理想的小市民化

1957年，《东京大学新闻》对东京大学学生进行了意识调查，其结果如下：

（1）专注于小家庭生活，而对职业生活和社会活动不怀有很大期望和热情者，即所谓的“狭隘幸福型”占四分之一多，连同对社会生活怀有略微期望和朴实热情的“诚实型”合占四成之多。与此相对，对地位、权力、财产抱有极大热情的“发迹型”约占四分之一，连同只要有机会，金钱地位都要争取的“现实型”合占四成之多。而与这些类型相反，宁愿先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后考虑个人生活及其地位、财产的“理想家型”仅占一成，为数极少。

（2）至于学生的烦恼，最多的是出于恋爱、自己的性格、朋友关系、家庭关系等原因所产生的个人的、情感方面的烦恼，其次是对于就业、成绩、生活不安定等事关将来但也属个人生活的烦恼；最少的是对于和平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烦恼。

（3）关于未来的设想。许多人对于个人生活有一个相当长远的设计，而对个人生活之外的世界却缺乏明确的长远的展望。当提到“你50岁时”的问题时，回答“某公司的部长。……有个孩子是东京大学或学艺大学的学生围棋水平达到五段，休息日欣赏立体声唱片”的人居多。而对社会制度则没有明确的设想。半数以上的人对保守政权的半永久性稳定和保守势力通过自身的弃旧图新得以保存寄予一种模糊的幻想。而设想建立一种新政权的人却不满一成。

（4）最后再看他们的英才意识。“有能力者理应居于负有责任的领导地位……理应被社会重用。”这种积极的傲慢的英才意识，被“我辈既非特别优秀亦非虚有其表。要是社会有‘优秀’之评价的话，则坦率接受，不必否认。”这样一种顺应有利的社会评价、并在现代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英才意识所取代。

以上是一所英才大学学生的意识，这所大学集中了全国才智最优秀的青年。从上面的调查中可以看到，这些学生把社会的理想排除于个人的世界之外，任凭历史怎样发展，失去了对它的责任感。但为了个人的理想，却可以竭尽自己的全部努力。这种态度也许可以称为理想的小市民化。

3．能力的低水平化、划一化和陈腐化

现在请看教育机构向社会提供的人才，其能力是处于怎样的状态。根据作为候补英才的人才这个含意，先把问题限定在大学毕业生这个范围内。第一要指出的是在学历成批化生产的当今，大学毕业生学力下降的问题。前面已提到，与旧制大学毕业生相比，从初等教育开始算起，总教育年限缩短了1年。在此先倾听一下产业界人士对当今大学毕业生能力的评价。以产业界对工学部的意见为代表，主要的有以下的议论：

“从制度上来看，现在的大学分为教养教育2年，专业教育2年，造成了专业教育不充分的状况”（松下电器公司八田教育训练部长）。“教养和专业课程各为2年，基础没有得到重视。教养课程不仅没有造就战后追求的那种一般有文化的人所应具有的丰富的人格，而且压缩着专业课程”（《帝人》董事长）。

此外，旧制帝国大学同新制大学的工学教育课程比较，则基础科目：旧帝大占13％，新制大学占12％；专业基础科目：旧帝大为23％，新制大学为15％；专业科目：旧帝大为29％，新制大学为40％；人文科目：旧帝大为10％，新制大学为11％；其他，旧帝大为4％；新制大学则变为14％。专业科目激增，而专业基础科目剧减。有人强调指出，高度专业化的工学教育加上年限的缩短，绝不能提高日本的科学技术水平。产业界和学术界双方都期望充实科技人员的专业基础学力以提高他们的素质。

第二个应指出的问题是当今初中和高中的考试测验制度造成了学生能力的片面发展。

折原浩对考试制度以什么手段造成能力片面发展的问题作了如下精辟分析。考试测验（1）将书面测验的结果数量化，（2）数量化的结果就是公布一个个分数，（3）这种测验与课堂等场所的信息传递、思想交流失去了有机联系，只以其本身为目的而频繁进行。形成了：围绕这种抽象的数量化地位所展开的考试竞争，考试地狱——将学生的兴趣和精力全集中于抽象的数量化尺度的变动上，为此放弃和断绝对其他事物的兴趣和关心，考试制度——不仅考试是为了这个数量化尺度，而且教师、家长和社区的成员也都致力于考试竞争，对其学生或儿女施加压力，并围绕由此产生的利害关系来调整各种制度、设施、人际关系。在这种制度中，每个学生的思维过程被舍掉，作为结果的解答被一律化作数量。各学科的总分在考试制度所造成的气氛中，亦如是对学生整个人格的评价而被神秘化了。因此，学生们熟练于在一定的时间内，将在考场上给予的资料、数据同记忆中的知识组合，以尽快的速度简要回答尽多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的学习中，也都有这种强烈的色彩。

这样，被动接受现存知识，快速解答问题的能力受到过度的刺激和发展。而内发的思维能力、怀疑批判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对于某种现象及其有关它的现存知识提出疑问并将其作为自身的问题饶有兴趣地加以钻研的能力）、综合各种现象和知识的思维能力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教育在给予某种能力的同时也可剥夺其他能力的真理在这里得到了如实地表现。就这样，关于考试能力的抽象的数量化尺度介入了人的思维发展的最重要时期，造成了划一的思维能力。

第三可指出的是，在学术自由的美名下，缓慢发展的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远远落后于以技术革新为象征的不断前进的工业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为此，加剧了在大学中所获能力的陈旧化趋势。只要大学蛰居于枯燥的学术之壳中而不去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要求，那么，即使充实现代的研究生院，也几乎不能期待从中培养出什么人才来。《帝人》的菊田先生这样谈到：现在，公司让新进入研究科的毕业生“先跟随指导员进行研究，经过1年训练后，再正式分配具体职务。然后，花3至4年时间，请外面的权威人士以3至5小时为一课时对他们进行150个课时的补习教育，弥补在新制大学教育中不足的素养、知识和技术，进行‘整形’手术。”这些话直率地指出了垄断企业与大学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

4．人格的自我排斥

根据帕森斯的功能理论，作为一个体系的人格，为维持自我同一性，需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需求的满足。比如，生理上的需求不能满足，作为人格基础的有机体就被破坏。需求的水平从生理到精神有几个阶段，其满足的过程也包含了各种可利用的手段结合目的进行组织化的过程。这些行为的对策叫目标实现性条件。第二，为了满足需要，必须连续不断地从外部获得满足的工具。例如，在现代社会中，成为英才就需要满足学历的要求。对此，获得具有流通手段意义的货币就成为不可欠缺的功能性条件，这个条件叫适应。第三，人的自身含有自我鉴赏的部分，这是他加入或希望加入的集团的价值内化于个性之中的对应部分。这种自我价值如被贬低和动摇，就会失去自信，失去对外界事物所持的一贯而持续的态度。稳定和维持这种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条件叫模式的维持。这种内在化了的价值不直接制约于外界状况，它是保持自我同一性、维持行为能力的潜在基础。第四，必须有将前三种功能统合于人格体系之中、防止人格分裂的功能条件，这种功能性条件叫统合。幼儿时期人格的功能还未分化，作为这种人格的核心——自我，随着生长和发展，向着三个方向分化、扩展。第一，沿着目标——手段的序列，将自己的满足需要的对象作为自我的目标对象（目标实现性功能的分化）。其次，以暂时同目标实现相分离的形式，操作性地适应外部世界的功能得到了发展（适应性功能的分化）。第三，通过与自己所属集团成员的相互作用，吸收集团的价值，从而发展社会性自我（模式维持功能的分化）。这种自我的扩展、成长从分化的诸功能中派生出许多需要。这时，人的行为在满足与外界相适应的需要之同时，能与自定目标的实现相结合，并且这种行为同内在化的价值相吻合，甚至保证这些需要之间的协调，那么，这种行为就意味着人格的全面实现。

这样，根据人格的功能模式，所谓自我排斥，就是在人格中，与来自外部的强制任务和期望保持一致的需要居主导地位。这种需要与其他内发的需要相抵触，使内发的需要处于被压制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比较而言，后者的自我排斥程度更强。自我排斥表现为各种人格征兆。下面就来探索一下现代候补英才中的各种人格征兆。

第一，神经衰弱的增加倾向。“东大学生十分之一精神失常说”曾经轰动了新闻界。当时，人们怀疑东京大学的学生中约有十分之一患神经症，经神经科医生的当面诊断，这一猜疑得到了证实。

但是，根据更加精密的检查，可知以神经症为主的精神病学生的比例不到5％，这一比例与日本同年龄人口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大致相同，东京大学学生的精神病患者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比例大体一致。别因为他们是东京大学学生，就以为东京大学选拔的都是人格健康者，或者以为选拔的都是人格不健康者。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社会增加了所谓社会病这种以神经症为主的精神病，那么它同样会如实地表现在候补英才中。此外，据文部省调查表明，全国约13％的大学生患有神经症、情绪不稳定、精神衰弱、忧郁症、分裂症等等的精神病。精神病取代了过去的结核病成为现代的学生病。

国立教育研究所以国、公，私立大学的学生部干部为对象，进行了“大学中人格形成的意见调查”（1965年）。据此，对现代大学生的行为特征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缺少思考和判断。（例：①虽有行为能力，但缺乏慎重的具体计划及持久性。②虽有思考和判断，然而是带功利性的。③从某个体或少数集团看，其态度言行属于良好，但是缺乏对整个学生集团的训练。④虽能独立地作出判断、决定，但不能独善其事，缺乏谦虚的反省精神。）

（2）没有确立学术态度。（例：大学被认为是学生获得学位的场所，是有利于毕业、就职的商标市场。）

（3）缺乏热情。（例：在高产化的今日大学，存在学生互相被孤立的倾向。而且，孤立化的学生特别容易患神经症，他们缺乏热情，或是避免自主行为，以致随波逐流）。

明察现代东京大学学生的思想意识，并具有长期接触经验的尾崎盛光先生把现代学生的社会性格概括为“娇惯”性和“闭塞”性两点。“娇惯”性的产生是由于这么一种时代背景：①这一代人幸运地隔绝了大恐慌和世界大战等世界性的历史事件；②曾经在这些事件中挣扎苦斗的一代总是在溺爱着他们；③走在先列的日本资本主义提高了国民的经济生活，从而也娇惯着这一代。“闭塞”性则为“娇惯”性的另一面，它是如下这种社会条件的产物，即①这一代从小就被置于考场竞争中；②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毫不松弛的庞大机构使他们的存在宛如一个齿轮，并似乎决定了他们的未来永远如此；③随着大学的大众化，众多的不可预知的同类者包围周身；④在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早已褪色⁽¹⁾，代之而起的是预告玫瑰色未来的未来主义者的计算机理想国，而这对年青一代也已经失去魅力，在他们头脑中未来只是一片灰色。

这些现象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即一种强制性的责任和期望从外部支配着人格的外界适应性功能和目标实现性功能。这种责任和期望带有一种抽象的数量化尺度，包含着本质上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它削弱了人格中内发的统合功能和模式维持（内在化价值的维持）功能。在人格内部，随着力求与强制性的责任和期望保持一致的需要逐步占居首位，人格的内在需要即统合功能由于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被分化而起着防止人格分裂的作用。无论是考试学习，还是专攻学问，或是看书，或是打麻将、看电视、开展投掷活动等等，所有的行为都不再被意识到是属于自身的事情，是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决心、自己的判断有密切联系的事情。人格的统合功能变为有利于分配行为能量的分配功能，并且这种有利和不利的标准是根据提高还是降低自己人格的商品价值来决定。甚至，人格的模式维持（价值的维持）功能也被置于隐形的权威之下。正如弗罗姆所说的，在一种以显在价值为基础的权威存在之时，会有一种冲突，会有一种对不合理权威的坚决反抗。在这种同良心的冲突和同不合理权威的斗争中，发展了坚强的、一贯的人格。人正因为怀疑、抗议和反叛，才亲自体验了自身，即便感到失败了、屈服了，他也同样体验了自身，即一个失败了的自身。

但是，一旦人不能意识到屈从或反抗，而受一种隐形权威的支配，那么他就失去了自我意识而成为大众或组织或市场的一部分。隐形权威的作用机制就是步调一致，人不必自问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必须询问自己是否很好地适应了同伴，是否做到与别人没有相异之处。这种自我排斥正在现代的候补英才中扩展着。一部分人变为神经病，而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自我排斥，仍然作为天真无瑕的一代在生活。

英才的选拔标准，随着社会对英才的要求不同而变化。下面以今后社会对英才所期望的作用为焦点，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英才的选拔标准。

1．作为加入英才行列之条件的地位——从归属地位到获致地位的转变

在社会等级分明的前工业社会，以门第、世袭财产等家庭关系为背景的归属地位，作为英才的选拔标准，获得了高度评价。这是因为拥有这种归属地位的人比别人具备更多的作为英才所应有的属性。M·韦伯所说的名望人统治就是这个典型。所谓名望人就是在世袭财产、教养、生活方式方面都比邻人杰出的一些人。当在一定范围的人们中享有的社会名誉成为统治地位的基础，且这种统治地位与权威性命令和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建立了名望人统治。

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是什么”成了权威的基础。相反，现在人们不再问“这人出身什么”，而是问“他做了什么”。权力和特权世袭制的威力因为生产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高度集中化和组织化而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以非个体社会关系为背景的、根据成就获得的地位得到了重视。这种获致地位一般依存于对科层化的庞大组织体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即“他对我们的组织作了些什么”成为承认或否认他的获致地位的标准。当然，对科层化的庞大组织中的成就进行评价是很困难的。资历或学历这种归属性要素不可避免地会掺入获致地位中。静态科层制把依据学历和资历的晋升作为人事管理的基础；动态科层制则实行科学的录用管理、自我开发、补偿教育、工作流动、科学的人事考核。随着静态科层制向动态科层制的转化，归属性要素掺入获致地位之现象被限于最小限度中。甚至在庞大的科层组织的外部，在闲暇活动增加的同时，市民活动、文化活动等领域也将逐渐扩展。因而，在这些领域中发挥领导才能、创造才能和统合才能，从而取得获致地位的人也将越来越多。

这些人并不是组织型英才，而是作为市民型英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创造和实现新型的市民型领导。一方面发挥和提高大众的主体能量，一方面以此为背景掌握权力，并影响为各种组织目标奉职的组织型英才的决策，使组织型英才的决策尽可能符合国民的利益。

2．技能——从非专门技能到专门技能的转变

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推进了各职业领域中职业的分化。前工业社会中，专门职业只限于宗教家、医生、律师、学者等。政治界和经济界讲究的是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绅士的教养，实业界注重的是通过经验领会到的交易技能。这种教养以改变外在和内在的生活态度为目标，而并非是为了习得专门技能，即不是直接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技能，而是一种为了表现与身份相称的行为方式的技能，这个技能是身份性的、一般性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政治界和经济界都实现了职业的专门化。专门化的指标有若干个，最重要的是以下四个：

（1）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普遍而系统的知识和技术之积累程度。

（2）先公后私的职业观的形成程度。

（3）自律的职业道德的确立程度。

（4）将职业上的物质和精神两种报酬看作职业成就的象征。

并将职业成就作为个人目的的职业观的形成程度。

根据这些指标看政治、经济、教育等职业领域，则可以说目前职业专门化还有很多难解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朝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无疑是产业技术和产业组织同时扩大和发展的结果。

这样，高度的专业技能便成了加入英才行列的条件。

3．观念——从“封闭型观念”到“开放型观念”的转变

封闭型观念有以下基本特征：

（1）英才的认同符号限于极其狭隘的范围中，具有个别性特征。如只限于对家庭或社区抱有责任感。

（2）英才的奋斗目标不在于对未来长远的展望，而存于固守过去及其现状，毫不含有任何想象成分。因此不会发生所谓“存在产生想象，想象突破存在，随即面向新的存在”这类事情。

（3）对现状、形势的分析和对目标实现手段的选择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4）为了获得非英才者的追随，凭借着传统力量，凭借着天赋能力来使其决策合理化。带有浓厚的封闭预言性色彩。

与此相反，开放型观念则具有以下特征：

（1）英才的认同符号不限于狭隘的范围，具有普遍性特征。对国民社会或人类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2）英才的奋斗目标立足于对未来的长期展望，包含了一种不受现状拘束的创造性的想象成分。

（3）对现状、形势的分析和对目标实现手段的选择是科学而合理的。

（4）为了获得非英才者的追随，凭借专业权威来使其决策合理化。带有浓厚的开放预测性和计划性色彩。

社会分工的深入、组织化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教育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同利害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反对派集团的抬头等，这些发展着的社会倾向都有利于开放型观念成为英才的选拔标准。

4．人格——从刚直、个性化的内向型到具有自律性的外向型的转变

成为近代化动力的英才从小就在长辈（主要是父母）的训导下，在其自身内部培植了一种内驱力，它的目标是一般化的，也是宿命的、不可逃脱的目标。例如：岛崎藤村在执笔《破戒》时，眼看着孩子因贫困而病死却仍然丝毫没有放弃完成作品的意念，并最终完成了这篇杰作，他为了实现完成作品这种业绩价值而牺牲了许多东西。藤村身上所见到的社会性格当时在政治英才和产业英才中也同样受到公认。藤村牺牲亲生孩子的事例在此具有象征意义。这是一种积极的、带有主体性的性格，具有很强的自信心和很强的自主性。它有利于接受来自新领域的挑战，有利于个性业绩的确立。而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一种榨取性的、攻击性的、自我为中心的、傲慢的特性。它必须去牺牲比自己弱小的人，牺牲自身内部人性的许多部分。我们不妨说这种牺牲是完成业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忍受这种牺牲的能力是引导近代化的英才的必备案质。这种现象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只是在程度上存在着差别。它是资本主义兴盛时期，赋予资本主义的先导者们——英才——的使命。由于产业技术、产业组织的进步，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这个现代工业社会中，英才的社会性格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在社会中内部指向型已经成为旧时代的产物。他人指向型则占了优先地位。如D·里斯曼所说的，这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由同时代人来决定个人的发展方向，依照时代的潮流来改变其追求目标。而且，其终生不变的就是这种努力过程的本身及其密切注意来自他人的信号的过程。

对英才来说，也有人主张保存其内部指向型。恐怕内部指向型的人目前在日本还是占多数。但我认为不久英才就将转变为外部指向型。因为英才本身也不能不反映社会的最强音——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而且，这种类型将变为具有自律性的他人指向型。他宛如一个设计师或一个敏锐的诊断员去处理骤雨般来临时的大量信息和高度技术。他掌握的是多元化的逻辑，时常伴随着具体的统计公式，并按随机原则决定多元价值的等级，自发性地选择策略。他对企业或国家并不怀有如此强烈的忠诚，理想的人类社会对他具有强烈的感召力，而且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对未来的设计。在道德上他讲求的是实用性，但他相信于社会有利的事物以及同志间相互承认的事物都是神圣的。他人指向型的英才为获得自律性必须做到能认清和把握自身的真实感受和潜在能力，同时还必须具有深入他人之中的真正要求和对可能性的实在感觉，必须综合这两者，才能完成高水平的决策。据此，就是要将他人指向型的社会性格所具有的消极面转化为积极面，也就是要对他人指向型的社会性格进行功能的转变，亦即将便利性变为目的性，不一贯性变为灵活性，幼稚的特性变为富有朝气的特性，无视过去和未来的现实主义特性变为具有计划性的进步主义特性，无原则无价值观的特性变为具有多元价值观的、辩证的相对主义的特性，无目标性变为实验性，非生产性的唯理主义变为理智的生产性，不甘孤独的特性变为社会协作性，划一性变为创造性。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始终是他人指向型。如里斯曼所说的，近代工业社会产生了软弱的附和型的人，许多人处于漫无目标的状态中。但同时，新的历史发展展现了走向自律性的可能性，这是从前所不能梦想的。对于现在的社会以及对于自己愈是有深刻认识的人，就愈是知道在我们的眼前有各种走向成功的道路，并且还能去开辟更多的可选择的道路。

今后，英才的选拔标准将在地位、技能、观念、人格各方面都向着多元高水平化发展。而且，国民利益将成为英才的共同思想基础。但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因为这个重大课题是要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解决的。已开辟的道路之一就是确立合作关系来协调技术官僚英才和市民英才的国民利益。目前的一条道路则是设想以新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为基础的新的立场上的劳资对抗和斗争——新型阶级斗争，这种新的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以在工人阶级中萌芽的新的职业意识（例如，新制高中的毕业生成为主干劳动力时，他们所抱有的职业意识）为媒介的。究竟采取哪条道路，要根据今后英才和大众的辩证关系来决定。

从英才培养基础的大众化、向社会输送的人才的矮小化、英才选拔标准的多元高水平化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日本英才形成的结构，如果对照前面的英才形成的三角形模式，则如图2所示。

图2　英才形成的三角形模式之现状

这个结构一方面打破了英才培养基础的封闭性，使英才培养基础的大众化得到显著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对英才的要求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走向了多元高水平化。但同时，英才培养基础的大众化没有同英才培养职能的强化结合起来，这种职能就是选拔和训练社会各领域中有领导能力的人，并培养其必要的责任感。由于这个原因，就不能产生可以经受这种多元高水平化选择的人才。从社会角度看，这种情况迟早会表现为英才成就的偏异。所以，使英才形成的三角形模型的三边都相等以形成正三角形，这是进入大众化社会后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

（沈晓敏译自麻生诚普：《英才的形成与教育》，1978年日文版，第42—45页，第154—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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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如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