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学设置

一、朝廷关于地方官学的政策

建立地方学校系统以广教化、育贤才,本是儒家一贯的主张。《礼记·学记》中即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理想描述。自春秋以后,整个官学体制衰废。汉代地方办学始自文翁在蜀郡兴学,但只是文翁个人行为,并非根据朝廷指令,严格说来是不符合“天子命之教,然后兴学”^[18]的儒家礼制的。汉代正式确定兴办地方学校的方针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而朝廷的投入重点则是放在太学上,对地方官学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强调“任德教”,并指出:“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主张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庠序即为地方学校的泛称。但他更强调兴太学,认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主张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19]。也就是说,朝廷网罗人才基本上可由太学来实现,地方庠序的作用主要是教化。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诏,要求臣下议论设博士弟子以至“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才”之事。丞相公孙弘遂领衔上奏,虽也肯定“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但主张“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也就是先致力于兴办太学,与董仲舒的思路一致。奏章侧重于拟定博士弟子的培养选拔制度,但也涉及地方学术官员的设置,“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强调应重视郡国治礼官和掌故官的任用,因为他们是从事文学礼义之事。这些人多有仕途阻滞者,应开辟将他们及时升迁的途径,“先用诵多(即通经多)者”^[20]。“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21],当是指设立负责地方学校事务的官职,即公孙弘奏章中所言“请因旧官而兴焉”,而非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史记》和《汉书》的《武帝纪》中均无有关郡国立学的诏令,按说这是大事,不应该有而缺载的,其他史料亦不见有武帝时立郡国学的记载。看来武帝即使有让天下兴学之意,也只是原则性的号召而已,并不具指令性,但毕竟为地方办学提供了政策和制度的保证,使办学正式被朝廷认可,成为地方政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是,地方官学的普遍设立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首先,在当时儒学初兴、学者缺乏的情况下,师资的配备就很难做到。其次是经费问题,文翁兴学之初即需“减省少府用度”来予以支持,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能有这种气度的。另外,由于官学生均享有免除徭役的优待,人数多了就会减小军务、政务和工程等各方面筹集劳力的余地。元帝和成帝时均有增太学生名额之举,随即感到“用度不足”^[22]。这还只是涉及一所太学,若要天下郡国全部立学,绝非当时所能办得到的。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此时王莽已总揽朝政,以周公自居,他仿效《周礼》进行制度改革,建立地方学制是其中重要项目。其体制是:“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23]按“聚”即“里”,指乡以下的村落。张晏注:“聚,邑落名也。”该制度即按郡、县、乡、里的行政级别各自立学,郡县学校进行经籍教学,而乡里庠序主要是从事《孝经》的宣讲,侧重于家族内的伦理教育,严格说属于基层社会教育性质。这是汉代唯一的一次筹建地方学校体系的行动。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当时天下有郡国103个,县、道、邑1587个,乡6622个,亭21635个。要为如此众多的地方和基层行政单位各建一所学校、配备一名教师,谈何容易!何况此后仅十余年就天下大乱,新莽王朝覆灭。所以这一计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恐怕不应估计过高。

东汉时期,从朝廷诏书敕令以及官员的奏议中均未发现涉及地方官学问题的内容,虽然关于地方办学的记载屡有所见,但均是地方长官的自发行为,而且也未见有地方官员是直接因为办学而受到朝廷表彰、嘉奖和升迁的。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学实际上是采取听其自办与否的态度,与对待私学的政策没什么不同,并无特别的激励、支持和督促措施。

总的说来,地方官学的兴办,客观上主要取决于地方财政状况和师资条件,而地方长官本人的意愿和积极性则是决定性因素。朝廷固然可以号召、鼓励地方办学,但只要不能对师资和经费给予切实保证,就无法要求地方必须立学,只能由地方酌情去自行办理。而对于地方长官来说,兴办学校,推进教化,显然不能与本地的钱谷刑名之类要务相比,也比不上工程事务那样见效显著。如王充所言:“礼义之旧防也,有之无益,无之有损。”^[24]有之无益似乎是明显的,无之有损则一时显现不出来,故兴学之事难以在地方长官的施政意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扬雄《解嘲》中感叹:“当今县令不语士,郡守不迎师。”应当说在地方官员中是相当普遍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学校不可能发展起来。即使是已经建立的学校,要维持下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朱熹所言:

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学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数十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25]

朱熹对地方学校兴废的描述也是符合于汉代情况的。章帝时鲍德任南阳(今属河南)太守,“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注:横,学也,字又作黉)舍”^[26]。南阳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郡学尚有久废之事,其他地区的情况亦可想而知。又如鲁丕任赵(国都在今河北邯郸)相,曾为维护校舍而奋争:

(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往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曰:“臣闻……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燕,事不可听。”诏从丕言。^[27]

赵王要占学宫,辟为自己的游乐场所,而且还敢理直气壮地把状子告到皇帝那里,至少说明朝廷并没有保护校舍的制度和明文规定,否则就该是鲁丕依据此类规定而率先告状了。可见地方办学不易,维持下去更不易,全靠地方长官的意愿。

地方办学的积极性,首先是出自于独尊儒术的思想意识环境。汉代始将儒学奉为官方学术,朝野上下普遍有一种“以经术润饰吏事”^[28]的政治热情。办学校、广教化本是儒家治国之道的核心主张,凡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且有心做出一番事业的地方长官,不会不关注到学校教育,办学还是一项政绩而成为获取嘉奖升迁的资本。其次是出自于朝廷对地方荐举人才的要求。《文献通考·学校七》按:“武帝既兴学校,则令郡国县官谨察可者,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则郡县皆有以应诏,而博士弟子始为国家选举之公法也。”则地方有向太学举送学生的任务。汉代察举取士颇重经学,章帝“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29],其他各科也多注重选拔学术之士。“进贤劝功”^[30]是地方长官的重要职责,有才不举或举人不当都要受到责罚的。而办学有利于培养、考察和发现人才,避免被动、盲目的举荐,同时还可以通过办学培植个人的政治势力。所以,只要有条件的话,地方长官还是有办学积极性的。

二、地方官学的设置

(一)郡学的设置

西汉时地方官学兴办的史料记载很少,但郡学在一些地方确实兴办得较好。如韩延寿少时曾任郡文学,昭帝时迁颍川(治今河南禹县)太守,“修治学官”,“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尊用其教”^[31]。成帝时何武任扬州刺史,每巡视时“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人传舍”^[32]。则当时扬州各郡均已有学。

王莽创建地方学校体系,不论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实施,至少大大促进了地方办学意识。东汉初期,出现了一个地方踊跃办学的高潮。史料记载的著名事例有:

任延任武威(今属甘肃)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即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33]。

卫飒任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34]。

寇恂任汝南(今属河南)太守,“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授学焉”^[35]。

伏恭任常山(治今河北元氏)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36]。

李忠任丹阳(治今安徽宣城)太守,“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37]。

这些办学事例均发生在光武帝建武初年,当时天下尚未平定,即能有一批郡守同时致力于兴办学校,实属难能可贵,也说明地方长官办学的积极性普遍提高,特别是办学的范围扩展到尚未开化的边地。越是所谓“蛮荒之地”,越是注意创办学校,移风易俗,成为东汉前期办学的一个特色之处。此后有益州(治今云南晋宁)太守王追于滇池一带“兴起学校,渐迁其俗”。至于锡光在交趾(治今越南河内),任延在九真(治今越南清化),也有“建立学校,导之礼义”^[38]之举。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太守陈禅对北匈奴人“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39]。他们为中华文化向周边各族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率群臣行大射之礼于辟雍,“郡、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明祀圣师周公、孔子”^[40],开创了学校祭孔的制度。永平十年(公元67年),南巡至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41]。章帝也常利用外出巡视之机奖进教化。“元和二年(公元85年),帝东巡狩,幸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引(张)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42]。皇帝亲临鼓励,对地方学校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地方长官也有效尤者,如《史晨碑》记载鲁国相史晨于建宁元年(168年)到官,遂赴孔庙和学宫“行秋飨,饮酒畔(泮)宫毕,复礼孔子宅”,“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43]。《史晨后碑》记载,这次鲁国相视察学校并祭祀孔子,规模浩大,各级官员,自长史以下,“皆会庙堂,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泮)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邪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44]。班固《两都赋》言:“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45]虽为颂美之辞,但当时包括官、私学在内的地方学校之发达也是事实。

东汉中叶以后,朝政动荡不已,已无力顾及地方教育。至汉末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强大,有少数地方长官尚能在守土为安的同时兴办学校。如孔融为北海(国都在今山东昌乐)相,“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46]。又如清河(今属河北)太守华表召管辂为文学掾,安平赵孔曜自发赶来,“就郡黉上,与辂相见”^[47]。但总的说来,郡学已是衰废不堪了。

(二)县学的设置

汉代一个县的人口通常只有数千户,大县也不过万余户,人力、财力有限,故兴办学校的条件和需求都比较低。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立学,并不及县,西汉史料中亦不见有兴办县学的记载。至王莽兴学,方涉及县以下。

东汉前期,随着郡国一度出现兴学高潮,一些贤县令、长也在境内办起学校。例如光武帝时宋均任辰阳(今湖南辰溪)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48]。主要是致力于移风易俗。又如章帝时杨仁任什邡(今属四川)令,“宽厚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于是义学大兴”^[49]。则完全是效仿文翁,以大力选拔人才的手段来树立学风。

直到东汉末年,县学仍在许多地方存在。桓帝时刘宽任南阳太守,“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50]。可见当时南阳郡在郡守的提倡督察下,各县均有学校,有学官负责教学,并有祭酒主持。刘梁任北新城(今河北徐水)长,更是公开宣传,大力劝学。

告县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汉。庚桑琐隶,风移礌礌。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51]

这种规模达数百人的学校在当时亦非罕见。管辂之父为琅琊国即丘(今山东临沂)长,管辂“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人,皆服其才也”^[52]。今可见汉代唯一专门记载修建地方官学的碑刻《溧阳长潘乾校官碑》,光和四年(181年)立,记载桓帝末溧阳(今属江苏)县长潘乾兴学之举:

唯泮宫之教,反失俗之礼,构修学宫,宗懿招德,既安且宁。干侯用张(乡射礼用),笾豆用陈(祭祀礼用),发彼有的,雅容□闲,钟磬县矣,于胥乐焉。^[53]

又如《刘熊碑》记载刘熊任酸枣(今河南延津)县令,“济济之仪,孜孜之谕,帅励后学,致之雍泮。草上之风,莫不(响)应,悦诲日新,砥口口素”^[54]。二碑所记泮宫、雍泮均指县学,都重在礼器的设置,以移风易俗、推广教化。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中室北壁,绘有学校讲学授经图。从画面上看,学舍为单檐庑殿顶的建筑物,檐下垂蓝色红边的幛幔,舍内正中有头戴缁撮、身着黑衣的经师端坐于方榻上,经师似在发问。左右两旁各有两名门生坐在方榻上,在下左边的生徒捧着竹简凝神恭听,右边的生徒虔诚肃立,似在向经师答辩。校外有众多门徒头戴缁布或黑帻,身穿红、黑、棕各色服装,手捧竹简,面向学舍恭立,表示门徒络绎不绝地前来就学。画面上方榜题“使君少授诸生时舍”^[55]。

县以下机构办学的,有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人仇览。他为一介书生,年40,方由县召补吏,选为蒲亭长。“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56]。此类乡学当构成网点,内容主要是进行启蒙教育和社会教化,严格说不能算地方官学,而属于一般教化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