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相伯的记忆之场

说起中国近代的教育大家，大家首先会想到蔡元培，他倡导“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影响深远，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历史贡献不容低估。但还有一位在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蔡元培先生的人，似乎容易被人们忘却，他就是马相伯。

马良，也名马建常，字相伯，后改名良，晚号华封老人，以字行。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1840年生于丹徒（镇江），恰在此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爆发，他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1939年，马相伯病逝于越南谅山，整整活了一百岁。马相伯一生长一校（徐汇公学）、创二校（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参与创一校（辅仁大学），并世无第二位教育家有此业绩。早在1913年，马相伯就署理过北京大学的校长，比蔡元培任此职还早四年。算起来，他还是蔡元培的老师，蔡元培当年在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执教时，曾率二十四个学生到徐汇公学向马相伯学拉丁语。除蔡元培外，马相伯还以他的“西学”知识教授过梁启超、麦孟华、汪康年和于右任、邵力子、刘禺生、黄炎培等。康有为在落实他的变法理想的时候，也请教过马相伯。^[1]笔者无意王钱卢后评量马、蔡二位，只是感慨世人厚此薄彼有失公允。

马相伯于19世纪70年代登上晚清政治舞台，成为洋务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后民国的重要人物，九一八事变后，宣传抗战，声望空前提高，是国人心目中的“爱国老人”。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坛、学术名流，诸如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刘坤一、张树声、丁汝昌、黎庶昌、吴长庆、袁世凯、袁克定、周馥、王闿运、王韬、华蘅芳、叶景莱、赵秉钧、盛宣怀、张謇、汤化龙、汤寿潜、陈其美、王宠惠、陆徽祥、严复、顾维钧、唐绍仪、吴稚晖、徐谦、段祺瑞、熊希龄、陆费逵、朱庆澜、沈缦云、张一、赵凤昌、王培孙、狄葆贤、萨镇冰、杨杏佛、徐建寅、袁希涛、沈信卿、冯玉祥、胡汉民、宋庆龄、柳亚子、唐文治、李烈钧、曾铸、蒋介石、杜重远、陈垣、苏雪林等，马相伯几结交殆遍。此外，马相伯和日本明治维新名臣伊藤博文、大隈重新及朝鲜李朝大院君、闵妃也都相稔。

据已故的郑逸梅先生（曾任徐汇中学教师）一篇文章记载，马相伯晚年步履维艰，置一手推车，冯玉祥身穿上将军服为其推车，以示尊敬。95岁生日祝寿，林森、吴稚晖主持其事，于右任招待，均穿蓝袍黑褂，以示隆重。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马的安全，李烈钧迎接他暂避于南京的寓所，后战场形势告急，冯玉祥又派人护送马搭乘国民政府最后一艘差船离宁、经武汉、衡阳到桂林，受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欢迎。1938年马相伯百岁（虚龄）寿辰，中共中央从延安致电祝贺，称马相伯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称他为“民族之英，国家之瑞”，教皇也派人向他颁送“圣像”。于右任书撰有一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1939年11月马相伯逝世，全国各地又纷纷举行了悼念活动，真可谓是生荣死哀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报章称他为“中国学界一代大师”，与章太炎等并为“学者泰斗”、“中国第一流学者”^[2]。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不仅视马相伯为中国天主教徒“圣者”，更将他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相提并论，称为“中国近代伟人”。日本学者泽村幸夫在1931年写的《马良（相伯）先生印象记》中也说“先生在四万万中国人民中，诚可谓伟大人物矣”^[3]。“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纪录”^[4]。

然而近几十年来，除了1952年国家派员赴谅山迎马相伯灵柩回沪安葬和1984年迁墓宋庆龄陵园外，新闻媒体很少有关于他的报道，印象中只有马相伯嫡孙女马玉章先生百岁华诞时，复旦大学向其贺寿的新闻。著名英语学者许国璋曾错误地断言马相伯“不具写汉语文法的修养”, “汉学根基不深，并没有读尽四书、三传、史、汉、韩文”；还说“他一生以宣道为主”, “天主教会不许读凡俗之书，即读也不许从事非宗教书籍的著作”^[5]。说出这样外行的话，说明连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对马相伯知之甚少。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教育研究所联合申报为期两年课题《马相伯研究》。1996年，耗时十载，朱维铮主编的《马相伯集》问世，提供了马相伯生平著述全貌，并附录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如朱维铮《近代中国　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以及陆永玲《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教育思想和实践》，然而此本一百多万字的集子，印数也只有1500册。

对马相伯的研究自然只能由复旦、由大学教授们来做，但必须指出，在马相伯的人生历程中，徐汇中学和他的渊源早在他创办复旦半个多世纪以前，马相伯是在徐汇毕业四十三年，离徐汇校长之职三十一年后才创办复旦的，因此，对于马相伯的研究和精神财富的传承也是汇学的责任，尤其对于一所是166年的老校，在学校的文化基因中寻找经验和智慧是至关重要的。

特别申明，本文的许多观点和材料都来自于朱维铮、李天纲、陆永玲三位学者的研究，只是从一个汇学人和一个中学历史教师的角度作一番整理。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据传其远祖为《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马相伯出生那天，英国议会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1841年7月，英国舰队突破长江，攻占了马家世代居住的丹徒（今镇江）。1939年，马相伯因为抗日战争被迫因病居留越南谅山，于11月4日溘然长逝时，又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多灾多难，马相伯毁家兴学，参政议政，奔走呼号。他的生命横跨清朝五位皇帝和民国六位总统的执政时期，亲身经历过晚清及辛亥革命时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却在政治上十分有名。”^[6]一百岁的政治家在中国近代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经历和视野是中学历史课堂中中国近代史教学的极佳素材。

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等将马相伯波澜壮阔的一生划分为政治、教育和宗教三大活动领域。同样，我们也可以按时间划分为五段，即1876～1897年的洋务派幕宾时期，1897～1905年的兴办学校时期，1906～1916的第二波政治活动时期，1917～1930年的宗教改革时期和1931～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如果和中学历史教材内容相结合，则可将马相伯的事迹以洋务干将、民主志士、爱国老人三个维度加以整理。

（一）洋务干将

1877年（清光绪三年）,37岁。调山东机械局总办。

1881年（清光绪七年）,41岁。出使日本，担任驻神户领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被李鸿章召入幕府，代弟马建忠赴朝鲜任国王新政顾问，“改革政事，编练新军，整理外交，王师事焉”。中曾递条陈，“于省刑罚、定刑典及求才、废奴、经济、卫生、教育、工业、测地等，悉剀切言之”，一鸣惊人。

1884年（光绪十年）,44岁。被派遣往国内主要招商分局检查财务，作《改革招商局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企业的制度弊端：“经理不善，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分局之弊，失之太纵；总局之弊，失之太浮；账目之弊，失之太浑。”^[7]

1885年（光绪十一年）,45岁。应刘铭传之邀赴台考察，鼓动刘贷款开发经济，途径香港至广州向两广总督张之洞献计开九龙为商埠，惜都未被采纳。

1886年（光绪十二年）,46岁。复代马建忠与美商旗昌洋行谈判，成功收回招商局主权。同年，为建国家银行（马向李鸿章提议）建设海军，赴美借款，借得五万万两白银（马自述，未得确凿考据）且条件优越，反致李鸿章招朝廷大吏怀疑而事败垂成，但此事又引起了轰动。后离美赴欧考察，并赴罗马见了教皇利奥十三世。

《马相伯集》中有这样两段记载，洋务干将马相伯的风采可见一斑：

“……当他（指马相伯——引者）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公使馆开大宴会，各国的公使和日本的显宦都光临，大家要他说几句话，他想这种酬酢的外交辞令是不可开罪人的，于是他起立说：‘不多时，吾在欧洲游历时，看到欧洲的政治舞台，真是五花八门。欧洲的政治，的确比东方清明，欧洲的社会也的确比东方进步，看到这种情形，不胜赞叹！现在到东方来，忽然看见这东方政治舞台上有一面大镜子，竟将西方舞台上的东西，一模一样地照映出来，吾又不胜其惊奇！好比学生效先生，青出于蓝，先生好，学生也不差，吾恭维学生好呢？还是恭维先生好？吾实在觉得有些进退两难！’一时掌声如雷，外交团中有许多外国人特地趋前向他握手道贺，这也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毛仿梅《九四相老人访问记》）^[8]

“……美国的官绅待遇我的礼貌非常隆重。到纽约时，美国大总统特派侍从武官前来迎迓。美国的银行界各巨子皆来相会，我在中国临时买了许多中国的缎子和茶叶，这时就把缎子分送给这些大银行家太太们，茶叶则分赠给各银行家自己。他们看见我们中国的缎子，简直‘得未曾有’。曾记得一个最有势力的银行家特向我要那片黄色缎子，他在他们第一次演剧欢迎我（这戏剧就是扮演我的故事）的剧场中，即着用我的缎子做的一身衣服，旁观者都啧啧羡慕不已！至于茶叶呢？他们不晓得烹法，我就烹给他们吃，他们也赞赏之至。我刚到纽约之后，除了应酬外，便和他们大商家商量借款事宜，他们都争着要借，结果大家商定了的数目，凑拢起来，共有五万万两。”（《一日一谈》二〇《借款》）^[9]

（二）民主志士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56岁。《时务报》刊发，梁启超、汪康年等频频上门求教马相伯，马还教授他们拉丁文。康有为曾向马相伯询问吸收欧洲文化有无捷径，马相伯建议他留学日本。后康、梁经光绪帝授权筹备研究西学的机构“译学馆”时，梁曾请法国公使转达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会让马相伯主持。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62岁。作《开铁路以图自强论》一文，从“保税务、挽利源、杜外患、振士气、聚兵威”五个角度阐述开铁路为枢纽努力自强的方案。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64岁。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通缉逃往上海。被马相伯收入门下，以“刘学裕”之化名入读震旦学院。他送给于右任12个字：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于右任顿觉点化，感恩赋联曰：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66岁。奉命赴日本安抚因为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令而发动学潮的中国留学生，因其“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名句，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同年，应两江总督邀请赴南京进行有关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之真精神的演说。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67岁。强调立宪时“国民权利”，批驳清政府关于人民程度太低、政府有能力自定宪法的言论。年末，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请马相伯东渡日本任总务员，并以此名义发表长篇演说，曾给革命派以很大震动。

1910年（清宣统二年）,70岁。马相伯列名于江苏省谘议局推选的民选议员名单上。

帝国变成民国，马相伯的政治地位随之提升。武昌首义后，马相伯随江浙联军总司令部赴宁。据《南京掌故丛书之五》记载，南京历史上第一次设市，是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首任南京市长为马相伯。

当时南京形势十分复杂，革命军内部诸将争功，各自为政，大有互相残杀之势，马相伯在江苏省都督府大堂，面对一百多名军官激情演讲：“此地就是当年的天京。对于当年的天京内讧的往事，大家比我清楚。目前，冯国璋几十万大军就在江北。假如江对岸的清军打进城来，我是没活命的，在座诸位又会怎样？我们能做太平天国第二吗？”众军官哑口无言，一出争功闹剧终于收场。在纪念黄花岗烈士大会上，马相伯应孙中山之邀做演讲，他再次慷慨激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是我们在座诸位的同胞，尤其是诸位革命军人的一面镜子，请大家对着这面镜子，看一看你们的原形，是不是真正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而来革命，是不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多数同胞幸福与生命而革命？是不是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反过来说是不是为了都督、总司令或大富大贵而来革命？诸位试将腔子里一些东西拿出来照一照，是不是有什么觉得惭愧的地方？”这两次重要演说，针砭时弊，影响广泛，对稳定当时南京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袁世凯坐上民国大总统的位子后，想通过马相伯笼络社会精英分子，就把马相伯从南京请到北京做大总统顾问官。袁氏派长子袁克定设盛宴邀请马相伯、严复等社会名流，征求帝制意见。马相伯态度明确，猛烈抨击帝制，并发表《国民大会说》，称“百复辟，百自亡”，公开倡导“民主为邦本”的进步思想，这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打击巨大。

（三）爱国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年已九旬的马相伯“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慷慨申言：“救国本吾人天责。余老矣，然对于国民一份子之天责未尝或忘。”^[10]从下列年表中可以看出马相伯从未有一刻停止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1931年，9月18日后，发表救亡演说，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协会领袖，劝其亲友发起“上海妇女勤俭社”，捐助东北义勇军及办施药局、贫民子弟义务学校服务东北难民。

1931年9月21日，为“日本研究社”撰写启事，指出“日本自大陆政策决定，对我积极侵略已为举国一致之主张……国人曩多忽于知日，故祸变突发，即无所措事；今后宜更进一步研究，力求明彼国情，共谋抗御。”

1931年12月，发表《泣告青年书》，怒斥日本帝国主义是“国际大盗”，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向国际联盟《非战公约》求助乞怜为唯一的救国方法，指出：“国联之为物，本与日本同其臭味，同其实质，眼看日人之攫得我东北半壁山河，大好宝藏，其食指早已怦怦然动，早已有染指于鼎分一杯羹之打算。我与虎谋皮，问强权以公理安在？是诚为世之大愚，是徒以自取屈辱，自始伊戚！”

1931年12月25日，发起“江苏省国难救济会”。

1932年1月28日后，闸北一带尽毁于日本炮火，提议保留遗迹，永不改建，作为暴行的罪证和警示后人。发表《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后还为《淞沪御日血战大画史》作序。

1932年3月20日托人写信给顾维钧，请他在和平会议席间，想到江南生灵涂炭的惨情，据理力争。

1932年4月，委派徐景贤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成，一些上海人又逐渐恢复了纸醉金迷生活，忘记了闸北、江湾一带的遭难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发生了思想麻痹，而马相伯则先后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成会”、“江苏省国难会”、“不忍人会”，加盟宋庆龄、蔡元培创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被“废止内战大同盟大会”推为名誉委员，继续进行民族解放事业。同年还曾鬻书援助东义勇军，劝募中华义勇军一人一日铜元。特别是出版了由史量才题签、徐景贤编辑的《国难言论传》，产生广泛影响。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题词“还我河山”，写道：“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

1932年10月17日，发表《关于李顿报告意见》，再次揭露“欧美大国”包庇日本，他们制成的方案“非我所需要，亦非所应接受也”！呼吁全国朝野上下，一心一德，废止内战，共同对外，以国家土地人民为前提，以全国民众武力为后盾，坚持抗日斗争到底！

1933年1月12日提出向美国借债御寇。

1933年2月，两次与章太炎联合发表《告世界人士书》电达日内瓦，以历史人民及掌故，证明东三省属中国，日本应缩出高丽外。长城热河之役发生后，1933年3月10日，发表对时局重要谈话，揭露日寇随时可能进一步犯我，责问“中国对日大政方针究竟如何”？国民政府“坐失时机，复丧国土”，绝非几个替罪羊的责任，主张“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 “全民御侮救国”。

1935年，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出任名誉领袖，发表救国宣言。

1935年11月，发生国民党逮捕救国会人士的“七君子事件”，马相伯于同日底致函冯玉祥，请帮助营救。并对当局“学生爱国，罪以共党；人民爱国，罪以共党”、“七君子”以“民胞物与心”，罪以“以苏俄为心”，表示强烈抗议。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于右任急忙向马相伯寻求对策，97岁的马相伯亲笔拟了电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尽显民族大义情怀。

1937年3月，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后，马相伯亲自致信蒋介石，营救“七君子”出狱，并且不顾自身衰颓，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演讲《钢铁政策》，誓死抗击日本侵略，号召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呼吁社会“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

马相伯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种种巨变，目睹身受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也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与无知，但他出淤不染，历久弥坚，志存高洁，个人的民主追求、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远远超越于时代的脚步，为当时诸多新生革命力量所敬仰。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曾沉痛地向挚友胡愈之表白：“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其心系国忧民苦、力求自强不息的中华情怀，已化作一个民族永久的记忆。

（一）西学东渐第一校

1843年7月，根据《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关于五口通商的有关规定，上海开埠。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五、六月间，全国淫雨为灾，上海难民麇集，徐家汇天主教会收容教友子弟12人并施教育，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徐汇公学。1851年（清文宗咸丰元年），年仅12岁的马相伯独自由镇江来沪，入徐汇肄业，为徐汇公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会学校最早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是由西方传教士首先创办的。徐汇公学是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是中国最早按西洋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它的出世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

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罗马教廷曾在1773年解散耶稣会，把中国传教权移交给遣使会）。耶稣会由于在欧洲各地办学出色而享有声誉，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便成功地散布于欧洲各地，耶稣会士们也被誉为“欧洲的教师”。他们自16世纪末以来经过多次修改，定出一份统一的教学计划。^[11]徐汇公学使用耶稣会公学的章程，保存和移植了耶稣会教育体系，教学力求臻于其水准，势头日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十七、十八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的传统是以学证道，即用科学和教育来间接地传教，又由于历年主持校务的，大多是法、意两国司铎，所以徐汇公学的内部组织及管理方法，还浓厚地带着它们教育制度的色彩。

公学是属于一般教育而非神学教育，虽然培养神职人员是它的主要任务，但并不强迫学生入教，它的几门主课都是人文课程。学校的课程是灵活地兼顾中西两种学问，在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同时，更鼓励学生学习西语或科学。据徐汇校史上第一位杰出校长，1852年任职的晁德莅1857年的报告，除中国文化课程外，程度高的学生还加上法语、唱歌、音乐、图画等，1859年又开设了拉丁语课。晁德莅自己就著有《拉丁词艺》和拉丁语的《中国文学课程》等书。1852年西班牙籍艺术家范廷佐（Ferrer, Jean）在徐家汇创办绘画和雕塑宗教用品的工艺学校，徐汇公学的美术教学无疑得了近水楼台之便。另一名艺术家，司铎兰廷玉（Ravary, Francois）在徐汇公学办了一个乐队，从法国运来了铜鼓、喇叭等乐器，1864年11月22日在洋泾浜教堂演奏弥撒曲，吸引了大批听众。

徐汇公学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起初和司铎住院并为耶稣会会院的组成部分，后又和博物院、天文台、备修院、神学院等同属耶稣会总院长领导。耶稣会拥有一批专家学者，如高龙（Colombel, Auguste）、刘德耀（Lelec, Henri）、能恩斯（Dechevrens, Marc）、费赖之（Pfister, Aloys）、韩伯禄（Heude, Pierre）等，他们全面、深厚的知识积存，也成为徐汇公学宝贵的教学资源。^[12]

到19世纪60年代，徐汇公学就培养出一批杰出的西学人才，这里面便有马氏兄弟。陆永玲写道：“如果比较一下创办较早的另一所西式学校——澳门马公学堂，徐汇公学的人才，西化程度更高。”^[13]徐汇培养出来的马相伯，时人的高度评价，是一代宗师、学者泰斗。

一个多世纪前，当中国大部分少年儿童还在进私塾、拜孔子牌位、死读四书五经时，徐汇公学已有了完整的近代教育制度和内容，这不能不承认是极先进和具有重要意义的。1914年5月上海县知事洪锡范来校参观，发表演讲说：“今日观徐汇公学不胜钦佩，可称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年代既久，办理又发达，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无一不竭力研究。更有三种特色，为他学堂所不及者：一、不谈政治；二、尊重人格；三、学科完备。故曰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也。”

近代中国社会的启蒙运动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民主、科学观念成为一种思潮更要迟到20世纪初，而徐汇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培养出第一批西学人才。在徐汇公学建立11年后的1861年以总理衙门和安庆军械所所设立为标志的洋务运动开始，13年后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开办，22年后首批幼童赴美留学，46年后今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建立，48年后进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建立——显而易见，徐汇是开风气之先的，它预告了19世纪下半叶一场势头强劲、层次不断提升的西学运动。这批西式人才中，马相伯便是翘楚。

（二）学生、教师、校长

马相伯曾说：“余以早岁避红羊，读书上海徐汇公学，师多西儒，必娴习中西掌故。”^[14]他天资极高，1853年，马相伯13岁，始兼各班国文和经学教授助理，边念书边教书，成为徐汇公学最早的教师之一，还可能是160多年校史上年龄最小的教师。1871年（清穆宗同治十九年），已在前一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晋司铎时年31岁的马相伯重返母校，担任校长，又成为我校最早的中国籍校长之一。粗略计算一下，马相伯在徐汇求学，教书12年（1851～1862年），当校长4年（1871～1874年）；晚年息影土山湾、时来学校走动直至抗战爆发北上西迁共21年（1917～1938年），说马相伯一生事业的基础在汇学，一生系于汇学一点也不夸张。

“他一生的立身之本，他在官场、学界的进退荣辱，也就是系于这当时急需而罕见的新型知识结构上。”^[15]而马相伯正是在成为徐汇公学的学生后开始全面地学习西学的。李天纲说马相伯一生的政治资本“还只是早期教育留给他的学识、演讲能力和宗教家的社会理想”，这里的“早期教学”，就是徐汇公学的教育。马相伯15岁开始在徐汇诵拉丁语及法语，为中学为止，学过的外语共有7种，天文数学、声光化电、举凡同光时代的西学无不涉猎兼通，哲学、神学则是他的主修。以后应时需而转用到洋务运动中来，办新式的外交、政治和经济。章太炎品藻当时人物，说严（复）、马（相伯）、辜（鸿铭）、伍（廷芳）是“濡染欧洲文化最深的”。^[16]而马相伯的自然科学、多国语言和各方礼俗等全面的西学知识更深得李鸿章的赏识。

马相伯“夙称语妙天下”，有中国第一名演说家之称^[17], “但他一向不草演说稿，在未演说之前，蹈来踏去的思考，一登台后，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了！”这个本领也是徐汇公学教会培养他的。徐汇公学一直以古罗马大政治家、大雄辩家西塞罗的演说文作为拉丁语教材，马相伯的文章中经常提到“季宰六”即西塞罗。上海图书馆藏有1909年（清宣统元年）七月徐汇公学讲学会编《讲学编》第五期，可证徐汇有此风气。已故的天主教上海教区司铎、徐汇校友丁宗杰回忆他当神学修士时曾浏览过几个法国著名宣教师的著作，被奉为宣教师巨擘的鲍须厄词气磅礴，如万顷江水滚滚而来，气势之盛犹若天马行空；布尔大路说理透彻，口若悬河，实足感比当时的君王将相而有余；蒙啥勃雷字字珠玑，且说理层次清晰，旁证生动贴切，这几位的全集他都有。

马相伯在1906～1916第二波政治活动中，讲政党的责任、宪法的精神、人民的权利，也是“以其学问、理想和经验及社会关系来从事一种新型的政治”。溯其缘源，还是植根于徐汇公学的教育。朱维铮指出：“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许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他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18]

至于马相伯后来成为大教育家和天主教宗教改革家，更要归功于母校。他创办震旦、复旦的蓝图来自徐汇教学的榜样，除了在徐汇求学、任教外，他并无别的机会获得办校的经验。将《马相伯集》中的《震旦学院章程》和《复旦公学章程》，与时间上早于它们的《徐汇公学章程》相对照，便可发现前者脱胎于后者的明显痕迹。同样，马相伯1862年入耶稣会和新成立的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并祝为司铎；1876年因与教会有矛盾退出耶稣会还俗，不仅深谙教务、教史和教会内情，还开始萌发对中国天主教会现状的不满。

（一）毁家兴学的理想

从事和发展教育事业，并不是马相伯的初衷，但是作为一个亲历洋务运动二十多年的改革者，最后失败的结局使他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

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形成，固然可以归因于早年所受的西方教育，但他同时也是中国士大夫群体的一员，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社会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天主教徒又是一位开明爱国的士绅，双重身份使得他在积极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时也时刻受到精神信仰的激发和影响。马相伯在整体上接受并仰慕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两种文化的糟粕，对此持批判的态度。他一生都积极致力于融合两种文化的精髓和长处。

在担任徐汇公学校长期间，他要求学生必须对中西学问兼顾，不可偏废。在这种教育思想的主导下，当时有许多学生虽然在徐汇公学这所西式学校读书，但依然能在旧式的科举考场上获得功名。为此，马相伯遭到了耶稣会的怀疑，一些法籍神父指责他把学生变成了“孔教徒”，实属异教。马相伯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理念受到了阻碍，最终被调任徐家汇天文台专事天文学研究，几经周折后，马相伯离开了耶稣会。

1885年，马相伯被李鸿章派往美国争取贷款之事不了了之后，曾到欧洲游历。欧美之行开拓了他的眼界，在考察了几所欧洲著名学府后，他产生了强烈地要在中国办自己的教育的愿望。

1900年，马相伯将自己名下的家产全部捐献给了耶稣会，学者研究认为这是马相伯重返耶稣会的必要条件，但是对于马相伯个人来说，他非常希望耶稣会能用这笔财富来办学堂。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兴国首先要兴教育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在晚清风雨中挣扎思考后的共识。从洋务派小心翼翼创办的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到清末新政时期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从学习外语、学习西方实用科技到废科举、改学制、照搬日本模式，中国教育似乎在挣脱传统桎梏，迎来新气象。但是马相伯并不满意，他提出做学问办学校都应“力求自主”。

1903年，震旦学院成立，那一年，马相伯64岁。马相伯创设震旦学院的宗旨，正是“慨自清廷外交失败，国人不知公法，又不知制造，故创设震旦以救之”。^[19]他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马相伯终于有了试验西学融入中国文化的田地。震旦所有课程分为两大类：文学（Literature）和质学（Science）。文学类主课有古文（拉丁或希腊文），今文（英语、法语），哲学，副课有历史、舆地、社会学、财政学、公法；质学类主课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副课有动物学、农学园艺、生物学、地质学、歌咏绘画等。他反对用日语翻译西学而来的词汇，故“Science”称为“质学”而非“科学”；教授英语采用莎士比亚作品，教拉丁文采用西塞罗的演讲词，其原则为：非名家作品不取；亲自编写哲学作品，介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反对用日文词汇“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选择“致知”一词，认为“致知”才符合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爱智”。从根本上吸取西方文化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融合，是马相伯办教育的理念，这也是他始终坚持并认为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希望。

除了中西融合，力求自主也是马相伯教育思想的精髓。在震旦学院，马相伯坚持这所新学校不应该仍然是一所属于传教士的英美式学院（college），他希望是研究学问的学者团体——学院（academy），甚至是更古典的柏拉图式学园。他主张新式的教与学关系：教，是指导门径，学，是启发学生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在震旦，英语课自教授字母拼读开始，以便学生自学；数学课教授如何理解基本原理和方法，以便学生自行研究；还有由学生推举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所有成员享受自治自主。^[20]

震旦校务蒸蒸日上，引起了耶稣会的干涉，这起于马相伯办震旦还是依靠耶稣会作为其教师的主要来源，耶稣会企图夺取并把震旦学院变成耶稣会式的。1903～1905年的上海，正是“拒俄运动”的高潮，青年学生深受影响，耶稣会强烈反对学生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取消学生自治、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改变课程体系，学生们为了抗议耶稣会的强行野蛮干涉而全体退学。^[21]

这个结果，对于66岁的老人马相伯来说打击甚大，且十分矛盾。耶稣会的纪律，他必须服从，但若服从，便等于承认自己的追求是错误的，而对于自己的追求，马相伯又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于是只得“无病而入病院”。^[22]

不过马相伯很快振作，同意学生们的请求，在吴淞另创复旦公学，但在社会声援和官府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复旦，并不是震旦的再生。1905年二月，上海出版的《大陆报》就有人刊文指出当初为了维护独立自治的精神而退出震旦，如今又为觅校舍要款出官场，必被掣肘。果不其然，从震旦到复旦，马相伯始终没能找到一块不受外来干涉而得以研究中西学问的净土。

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曾描述：“在一般别人已经不太有可能有大作为的年龄，他亲手办成了两个大学：天主教震旦学院（1903年）和士绅私立复旦公学（1905年）。他还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1912年），发起并协助创办了天主教辅仁大学（1925年）。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四所著名的教会或国立大学都和他有程度不等的关系。”

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博学大义，孜孜不倦，培养、凝聚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读书求知，救国救民，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二）矢志不渝的爱国追求

对于每一届的汇学学子而言，马相伯有三种身份：校友马相伯、校长马相伯、爱国老人马相伯。作为学长，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作为校长，他学问卓著，开明宽厚，马相伯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中国近代的科学先驱、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是徐汇中学的光荣，他的理念和人格昭示了代代相传的徐汇精神。

马相伯曾说“真宗教家必爱国”。在马相伯生活的那个时代，爱国就是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封建统治，而救亡和启蒙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历史使命。马相伯“一生在教育、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为中国人争权益，他的西学知识全用在民族的工业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中”。^[23]马相伯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参与洋务运动、民主政治和兴办教育，推动国家的近代化转型；

二是反对法国传教士在华专权，致力于中国天主教会自主运动；

三是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马相伯早在1886年就提出赴美借款，引进外资。在1901年的《开铁路以图自强论》文中，实际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要求。马相伯曾总结平生有三件恨事，“都是牢不可破的闭关思想害我的”，一是高丽没有成立中立国；二是同治十三年日本夺台湾，中国不敢打，他几次条呈，刘省三不敢做；三是没有开九龙为自由埠，九龙一开自由埠，对面的香港不久必倒。^[24]

马相伯19岁时，上海法国领事馆要聘他做秘书，他一口谢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在当神学院学生时愤于中外修士待遇不同。马相伯后更因教会不准他以家产救济难民，不肯印行他的著作，退出了教会。虽然21年后，即在马58岁时恢复了教友权利，但他并未停止反对法国传教士在华专权的斗争，对他们偏离利玛窦用科学和教育来间接传教的路线，同样深表不满。

20世纪前期有一段时间，马相伯更和教友英华和外籍教士唐作霖、雷鸣远等一道，努力实现中国教会自主。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其后的不平等条约中加入了保护传教士的条文，法国更是自取了“保教权”，利用传教实现其政治企图。法国传教士也不免把本国的利益看成天主教会的利益，有些传教士甚至提出只有军事占领中国，才能打开传教的大门。

马相伯指出：人民把传教士视为“帝国之先锋”、“保教以国旗故耳”！传教士“假国权，恃和约”, “凡教士教堂所在之区，即外洋势力范围所到之区”。他反对“挟上国以令下国”，要求“使有教案发生，止诉于公理，不诉于强权”，痛斥拿破仑三世拟吞远东，批评“其毒之中于人心，固不待言”。马相伯等正是为了不使中国教会“常为寄生物、殖民地之类”^[25]，提出取消保教权，中国与教廷通使，中国人升任主教。

三十年代马相伯的抗日活动有其特点，更有其独特的宝贵价值，大概地归纳一下，有以下这些：

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遗余力，要求我政府、人民都做到“知彼”，万不可心存侥幸。

二、坚决反对“乞灵于木偶之国联，陈诉呼吁，捉襟见肘，穷态毕见”。揭露“欧美大国”“传统外交政策”“英国纽于英商能以公班土，治服印度，困穷中国之先例！法人纽于拿破仑第一第三征服亚东之主义！德俾斯麦，思分杯羹，倡黄祸说，于是列强在我华划分所谓势力范围。自称美洲门罗主义之国家，来至我亚细亚，适及其道而行”。他们决不可能帮助中国抵抗暴日。提出中国人民要以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榜样，依靠自身的力量争取民族的自由。“ChinaHelpThyself”中国并非不要外援，社会主义苏联才是中国的盟邦，“苏联是拥护世界和平唯一的国家。苏联不仅对于中国毫无帝国主义的野心，即对其他各民族亦无侵略企图”。^[26]

三、勇敢无畏地抨击国民党“主张妥协”, “始终只知道玩一套以夷制夷的玩意儿”，外侮骤临，“徒言镇静，高唱不抵抗”, “无能出兵，无暇出兵，无决心出兵，盖为显然之事实”。不仅如此，还要摧残爱国分子，“目的是向日本讨好，表示他是镇压反日情绪与反日运动”。直言所谓“不抵抗”实在等于“不人道”。1936年的一次救国谈话中说“日本只有八千万人，而中国有四万万人，日本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五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缩头做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提出“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27]

四、指出国民党政府只有两种出路：要么负起领导抗战的责任，要么让位下台。1932年与熊希龄、章太炎等联名通电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人物，提出：“事至今日，诸公倘犹认救国全责，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其尚有难言之隐，形格势禁，竟无知何，则党已显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28]

五、提出全民动员、提高民权，发展民生。1932年1月发表的《新年告青年书》三项要求之一，就是“唤起民众”。另有一篇同上海《民力周刊》记者谈话：“根本立国的招牌，其实何尝民主。可怜中国人民，向来只有尽义务而没有享权利的。中国建设方面，应模仿美国华盛顿建国方法，颁布宪法，成立有力的自治政府，规定人民之权利和义务，切实奉行，人民始终得生存于和平休养之中，这是最好的办法。在此外侮交逼的时候，尤应养成国民的自卫力。中国政治当局，向来只怕人民谋反，从不发给武器，也不许人民自置武器，那里没有武器自卫的民族，而不致受人欺侮的道理。中国人口，虽号称四万万几千万，但是大多数人民，因没有受教育，不能用脑，不受指挥，不能听话。人虽多等于没有人。”1933年《双十节献词》:“今日中国日谈民生，而民生日困。老弱辗转，少壮流离，黄河以北，大江以南，满目疮夷，危机四伏，然而取诸民者，仍竭泽而涣，毫不顾恤。……日前报载，某革命伟人纪念塔下乞丐群集，有碍观瞻，地方警察，严予驱逐。塔高巍巍，民无所依。观瞻为重，民生为轻。今诚不解此穷苦无告之民，驱逐又将安之……”^[29]此一套人民自救理论正与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相吻合。

马相伯的国难言论，词意激切，直言不讳，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且有声有色，文字堪称大家之作。马曾热情洋溢地写道：“追怀以往历史之光荣，先民缔造之文化遗产，授吾侪以大好文明古国，我后世子子，虽不能发扬光大祖业，亦应克绳祖武，不失为一泱泱大国，然后使不愧立国于天地间！”^[30]九二老人的赤子之心，怎不令人感动！

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主要是中学阶段，知识基础的奠定及各种能力的养成也在中学阶段。好的学校教育是能够给学生留下精神的烙印的。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曾提出历史在加速消亡，需要凝结记忆之场。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的缺失，记忆需要和历史时刻联系的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才能成为教育场，成为绵延不断的文化积淀，才能润泽一代代的后辈学子。

所幸的是，马相伯一生系于汇学，汇学处处都有属于马翁的记忆之场，一百多年从未间断……

现存徐汇中学最早的校歌是马相伯作词的，据张家树主教生前回忆，歌词写于清朝末年。

从估计写于1916年的几封家信看，马相伯中岁后常年在外奔波，藏书和手稿却仍存放在母校“老堂”。

马相伯是徐汇的第一届校友会会长，现存摄于1921年的第二次校友会全体合影中就有他。

晚年隐居土山湾孤儿院（今董恒甫职校）“乐善堂”, 《马相伯集》中一大半文章是在那里写的，是处和母校近在咫尺。

1928年，政、学界名人蔡元培、于右任、杨杏佛等祝贺马相伯九十华诞，寿堂即设在徐汇公学大礼堂。于右任因事未能前来，自南京拍发贺电，贺电即由“徐汇公学转”^[31]。二十年代《汇学杂志》始出中文版（原全为法文），马相伯亲笔题签。

1940年徐汇中学九十周年校庆，马相伯又提前一年由谅山寄赠手书“英俊满堂”立轴。而母校也一直珍藏他的课卷，师生还相传一株古树为马相伯当年手植。

马相伯一生最亲密者除津、京的英淑珍、英华姐弟外，即为张渔珊、李杕、徐宗泽，此三人都是他徐汇公学同学。马相伯外甥、求新造船厂创办者、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天主教“江南公教进行会”副会长的朱志尧和晚年追随左右的学生徐景贤，也都是徐汇毕业生。

2000年，汇学150周年，马相伯孙女马玉章捐献马相伯半身像，由此建成校园新景观“校歌广场”；汪劲松校长重填校歌歌词：“……复兴中华，使命牢记心中。任重道远，犹忆徐公马翁……”被所有汇学学子传唱。

2010年，汇学160校庆，建汇学博物馆，专设“马相伯馆”，以供学子瞻仰。

2013年，台北徐汇中学50周年校庆，学校将马相伯半身像进行翻模复制，历经万难送至台北徐汇中学，成两岸民间交流佳话。

2014年，汇学成为“徐家汇源”城市人文景观中的第一站，“汇学长廊”向社会公众开放，两年后“汇学博物馆”开放，有关马相伯的内容是志愿者讲解的重点。

2015年，“马相伯塑像和校歌广场”被认定为学校爱国主义景观；“汇学校史拓展课”中将“马相伯”单列一章，指导学生开展研究学习。

2016年，汇学“新五年规划”将“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实践研究”作为重要项目，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翁思想的传承。

关于马翁精神的传承和马相伯教育资源的开发我们将继续思考……

[1]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52.

[2]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56、957.

[3]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61.

[4]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72.

[5]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6]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71.

[7]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

[8]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62.

[9]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01,1102.

[10]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14,934.

[11]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82.

[12]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40.

[13]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30.

[14]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31.

[15]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30.

[16]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31.

[17]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61.

[18]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53,1175.

[19]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604.

[20]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68—1572.

[21]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93.

[22]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95.

[23]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31.

[24]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44.

[25]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47,499,509,345.

[26]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06,939,955,594.

[27]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06,993,596,902.

[28]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35.

[29]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57.

[30]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901.

[31]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