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固执拘泥

人和事物都是动态的,不是死的,对人、对事都要以发展的眼光去了解、分析、判断。孔子的“毋固”,就是以他的切身体会教育弟子,不可固执拘泥,要讲变通。他在评价颜回的时候,说他什么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讲变通,处事拘泥不变。

鲁哀公询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神主牌位要用什么样的木料来做。宰我告诉他:“夏朝人用松树,商朝人用柏树,周朝人用栗树。”宰我怕哀公不明白周朝为何用栗子树,进一步解释说:“用栗的意思是说,让老百姓战栗。”孔子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批评了宰我,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篇第三》)意思是:已经做了的事不用再说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去责备追究了。“战栗”,孔子认为有牵强之处,孔子崇周,所以,即便有“战栗”之意,也不应追究,孔子批评他“固”,不会变通,所以说了上面的一席话。当然,在当时,在那样的语境之下,孔子的话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他“恕”的思想的表露。但现在则又另说了。

孔子“毋固”的理论,最好的实证是对管仲的评价。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收取老百姓大量的市租,为他家管事的官员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哪能说是节俭呢?”那人又问:“管仲知礼吗?”孔子说:“国君在宫殿大门前树立一道影壁短墙,管仲家也如此办理;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在堂上专门设置献酒过后放空杯的土台,管仲也这样,若是管仲知礼,那谁不知礼呢?”孔子批评管仲不节俭、不知礼。弟子们对管仲也有非议,认为齐桓公为争王位杀其兄公子纠,有人为公子纠殉节,而同是公子纠家臣的管仲,不但没有为他而死,反而被鲍叔牙举荐当上了齐桓公的宰相,认为管仲不仁。但孔子却不这样看,说他:“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评价他:“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孔子认为,作为贤相的管仲,让齐桓公称霸诸侯,没用武力,制止了战争,没让老百姓生灵涂炭,这都是管仲的功劳。这就是他的仁德。孔子进一步说:“管仲辅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匡正了天下,人民到如今还受到他给的恩惠。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已经沦为披头散发、衣襟在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管仲不节俭,并有越礼行为,这都不好。但他制止了战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人民至今都得到他的好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里,孔子看问题,真正做到了“毋固”。方则止,圆则行,变则通。看待一切问题,不以静止的眼光。对自己,对学生都应该这样。

在《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一章中,记载了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阳货想让孔子去拜见他,孔子不去见他,他便赠送给孔子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暗中打听他不在家,才去回拜他。阳货为什么想让孔子去拜见他呢?孔子为什么又不愿见他吗?为什么趁阳货不在家时才去回拜他呢?阳货即阳虎,又名杨虎,是鲁国季氏的家臣,他曾一度掌握了季氏一家的大权,甚而掌握了鲁国的大权,是孔子说的“陪臣执国命”的人物。阳虎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极力想拉孔子为他做事。但孔子是讲礼数的,不但反对权臣当道,更反对“陪臣执国命”,所以孔子绝不随附于阳虎,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按照当时的礼节,地位高的人赠送东西给地位低的人,受赠者事后应当回拜。于是,孔子趁阳虎不在家的时候,才去做礼节性的回拜,以避免见面时的尴尬。但是,后来两人却还是不期而遇了。阳虎说了一些希望孔子不要“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非常动听的话。他说:如果你是仁者,就不要把自己的宝物藏在怀里,而听任国家迷乱;如果你是智者,就不要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错过机会,现在我阳虎给你机会了;并劝孔子,岁月是不等人的,你快出来帮我吧。阳虎这些话很有道理,孔子也以为是,并回答他:“好吧,我得要去做官了。”结果,孔子仍然未应阳虎所召。孔子很讲“毋固”,非常巧妙地应付了阳虎。虽然阳虎的一番话很打动孔子的心,孔子也希望“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篇第七》)时时等待着识货的“商人”,为国家出力而大展宏图,但孔子不食“嗟来之食”,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效力,他是不干的。在孔子看来,“毋固”也应讲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