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养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削弱武将大权，防止武将篡位，特实施了“文臣知州事”的官制，重用文臣，委任二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充任一州的长官，以便于皇帝的直接控制。由于宋承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长期的战乱，“读书无用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所以，民间的读书氛围式微，喜欢读书的人锐减，书读得好的就更少。朝廷一时要普遍起用大量文臣，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在社会上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传布天下，勉励人们立志奋发读书，以出人头地、施展才华，报效朝廷。

《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将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和追求渲染得极具美学上的诱惑力，它让人们意识到读书是有价值的，作为读书人是有价值的，而且，人们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首诗创造了人们对“发奋读书—金榜题名—飞黄腾达”的一种集体想象，也为读书人设计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一个读书人，若家中摆有专门的书架，藏有几本有分量的书籍，那么，这个人的志趣和身份就显露无疑了。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是官员与百姓、长辈与晚辈，还是师长与学生，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读书一定成为了人们的一种集体认同，在他们之间的交谈中，读书也一定成为了一个最为时尚的话语，读书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也一定在人们中间逐渐传播和流行起来。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宋朝时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在民间就广为流传的诗句激励了多少读书人燃起了读书的热情。无独有偶，在宋朝先后出现了众多手握重权、直言极谏的文臣，其中，最为知名的十大文臣是赵普、寇准、韩琦、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李纲、富弼、文天祥。

读书，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利器，出身平民的普通人要想改变命运，创造奇迹，可以通过科举，充任政府吏职，实现自身从社会底层向官吏阶层的流动。但是，能够考取功名，化想象为现实的普通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而言，拥有“汽车”“洋房”“美女”，纵享荣华富贵的生活都终将是一个泡影，“十年寒窗”的艰辛终将无法兑现为“金榜题名”的荣耀。那些无法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大多数读书人，他们的生活是否就没有任何改观呢？显然不是。在他们身上储备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不能为考试所用，但却可以成为他们安身立命和为人处事的资本。

我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宗族群体，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权力运作体系。这些落榜的读书人虽然没有获得朝廷赋予的功名，但在本家族中因拥有“法定”的系统化知识而享有一定的地位，这种地位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逐渐提高。他们中有的可以荣升为本家族的族长，可谓德高望重、“位高权重”。他们负责掌管本族的财产，撰写家谱，在祠堂主持祭祀先祖的仪式，遇到族民之间发生纠纷，他们负责解释族规，并对本族成员有教导和惩罚的特权，族民们的婚丧嫁娶、购房置地更离不开他们为其主持和公证。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族权虽然产生于民间，却成为了仅次于政权的权力体系，它一方面是政权的一个补充，另一方面，又能起到政权无法起到的特殊的社会作用。可见，对于那时的读书人而言，“知识改变命运”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是一个普通人实实在在的入世之道。

回到当下，今日乡村的宗法制度已荡然无存，村子里的学校也荒废了，校园内杂草丛生，一片凋敝，孩子们不得不去乡镇的中心小学或者县城的小学上学。这些学校大都采取寄宿制管理，孩子们只能等到周末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考上大学的孩子们都在外地自谋出路，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回村里住上几天。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们，也努力挣钱，忙于生计，纷纷为离开农村做着准备——这真是一片逃离乡村的景象！

下面这段文字是我暑假回农村老家时有感而发写下的。

记得在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城里买了一头牛，打那儿以后，在我儿时的暑假里，放牛就成了我的活儿。那头牛脾气不太好，我不敢骑，只能牵着。看见比我小一点的孩子们骑着他们的座驾，马儿、驴子居多，在回家的路上狂奔，真是羡慕不已。家里有一只虎皮猫，非常好看，在我给牛钉好桩后，我就去抓蚂蚱，放在一个袋子里，回去喂猫吃，直到有一天猫儿不见了，听说是吃了中毒的老鼠。现在，村里难得再看见牛了，耕田、收割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人也不种地了，他们把地租给了别人，自己出去打工。

对于每一户来说，光靠种地都已经无法维持这一年的基本温饱，所以每户人家都得另谋出路，但是土地仍是他们的重要财富。村里的新房子正在无限接近庄稼，有的新房子前后都是庄稼，不知道这是对耕地的依赖还是消解？专门司职庄稼的，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们，他们仍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锄地耕作的习惯。年轻人、中年人，他们每天骑着摩托，开着汽车，在外面打拼，从事着手工业、商业、制造业，奔波在致富的道路上。女人们是村落里最悠闲自在的，虽然有的人家的女人也是出去打工的，但这总是少数，她们中的大部分除了操持家务、哄孩子、做饭，终日以闲聊、串门、打麻将为“业”，甚是自在。

由于青壮年已经“去农耕”而步入了城镇化的潮流，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也基本上没有待在村里的，所以村里的宗法文化早已土崩瓦解，伦常名教也不复存在。老年人已经习惯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城镇的生活方式也是包容的，但是你若问他们是否愿意上楼过“楼上”的生活，他们多半是拒绝的。

如今，村里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村里人比城里人吃得要更绿色，更干净。家家户户宽敞的院落更是城里人所没有的。村里有专门集会的舞台，广场舞的盛行为村里人增添了不少乐趣。但村里就是村里，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让人觉得时间过得也慢了下来。一排排老旧的房子，即使让早已去世多年的老人们也能熟悉地找到自己在世时的家。

我们再回到读书的话题。由于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崇尚文治教化的国家，人们对读书向来是秉持着敬重的态度。“中国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天一阁足以说明国人对读书的态度。天一阁为宁波范氏所有，他的传统是不向外人开放藏书楼，这一规矩直至1673年才对黄宗羲破例。而此后的数百多年间，获准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也仅有十余名大学者。”据说，香港著名影星周星驰回宁波寻根，也没能获准上得了藏书楼。

读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明显的实用倾向，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一个君子有成己达人的胸怀和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就要在恰当的时机去实践，这难道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孔子又说“学而优则仕”，可见，在孔子的人生哲学里，读书、做学问终究是离不开要出仕为官的。不可否认，读书、做学问虽然也有修养身心、陶冶性情的作用，但是，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而言，这绝不是一个能够居于首位的读书动机。

“身份昭示着权限的范围，身份确立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需要通过身份去对人进行辨认，以便从千千万万的人群中找出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由古至今，不管读书人的读书动机如何，读书人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象征，他们是知书达理的典范，以君子为人生的楷模。“为了让别人对自己的‘有文化’有个直观的认识，一些粗识几个字的乡村干部乃至受过初中教育的年轻人都喜欢在上衣的口袋里别支钢笔，这几乎成为‘文革’前中国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如果一个人通过读书获得了人生事业的成功，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肯定，这就使得读书的价值更为突显。特别是在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时期，在我们的生活里经常会发现，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几个孩子，如果老大考上了大学，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羊群效应”，弟弟妹妹们也会努力读书，把老大作为自己的榜样去效仿。此时，你若去访谈这个家庭，他们一定会高度肯定读书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成功的读书人，特别是那种出身低贫的成功人士，他的成功，不仅使读书这种高贵的身份标识在自己身上转化为现实，这样既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又满足了他渴望的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享受，而且，也是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是，他在人们中间传播了具有普遍和鲜活意义的具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即一个读书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立定志向、奋斗不懈、坚韧不拔，才能成功，一言以蔽之——“有志者事竟成”。

今天的人们对于读书又是一个怎样的观点呢？受我国科举考试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人对于读书的功用仍然是较为确信的。这是因为，在一个讲求公平竞争的社会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通过读书、考试获得事业和人生成长仍是一个相对公平和较有保障的发展通路。读书优异的孩子会赢得更为丰富的发展资源，得到社会更大程度的肯定，会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也更有可能向上端社会阶层流动。当然，当下人们读书的目的绝不仅是为了做官，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态势，这就为人们思考“读书为了什么”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此外，包括我们读什么样的书、读书读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成为了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可以自主决定的事情。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但凡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读书就是一条必经的通道。读书能让我们走出去、开眼界。不论是农村的孩子还是城市的孩子，他们通过读书可以走出山沟、乡村、城市和国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在我们对读书的价值仍然确信不移的同时，又遇到了另外两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这就是“读不起”和“读不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于是，在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中又形成了新“读书无用论”。“读不起”指的是读书的经济成本太高，要想读书就必须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这尤其对社会底层的人们（例如农民阶层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读书价值观念造成了重大打击，持这种观念的人们很可能不得不放弃读书。“读不懂”指的是一些人读书的成效甚微，例如学业成绩很差，升学考试无望，他们自认为通过读书实现美好未来的前景极为黯淡。持上述两种观念的人们大多处于社会底层，当他们在为子女读书付出了更高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后，一旦得到子女表现不佳的结果时，自然也就更轻易地倾向于“读书无用”的话语表达和行为选择。

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这里指的是接受大、中、小学教育的学生）而言，读书仍是一个处在体制内的“规范性”活动。例如，一个人必须到符合国家规定的正规学校读书，学习国家规定的各种课程，接受国家组织的升学考试，拿到国家颁发的文凭。这里，读书体现出了某种强制化色彩，这也正是出现“读不懂”现象的根本原因。

读书，还是不读书，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读书与不读书之间如何做一个决断，这取决于我们所秉持的读书观，即我们仅仅是着眼当下，为实用而读书，还是通盘考虑，为人的终身发展而读书。如果我们只是为实用而读书，我们就要在读书的成本投入能力和可能的收益之间做出一个权衡。我宁愿相信那些坚持“读书无用论”而放弃读书的人们，他们不是不想读书，而是迫于无奈不能读书。可以想象，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做出放弃读书的决定一定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们坚持为人的成长而读书的价值观，就必须超越读书的实用主义哲学，把读书看作是完善人格、提升人生质量和生活品位的过程，持这种观念的人们，他们热爱读书，以读书为乐，领略到了读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一定是一个蕴藏深厚文化底蕴和巨大发展潜能的民族，一个积极倡导读书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文明安康、和谐优雅的社会，一个倾情于读书的人一定是一个精神富有、境界高远的人。在当代世界，阅读成为了一种被广为倡导和流行的生活方式。正如有人所言，“一个现代社会需要的不仅是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性——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人格的公民，而阅读往往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个门槛最低的高贵行为。读书是一种文化符号，据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位、一个国家内发性的生机和动力。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在8.4-8.5之间。据《环球时报》做的一个综合报道显示，“在日本，图书馆人满为患；在加拿大，全家人一起逛书店；法国人喜欢办读书沙龙；俄罗斯人不爱读经济管理类实用书，而喜欢读哲学和文学经典”。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在以色列，全国有图书馆1000所，平均4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仅450万人口的以色列就有100万人办有借书证。在人均拥有图书、出版及读书量上，以色列居世界第一。在德国的大街上，腋下夹着一本书，目光祥和，举止优雅，慢悠悠行走的，既有白发老者，又有高挑美女，还有身着蓝色工装的技工。

反观我国国民的阅读情况又是怎样呢？据“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18到70周岁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比2013年减少了0.21本，超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而且，国民的书籍阅读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据一项研究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阅读差异的研究显示，在文学、艺术类书籍，经济、管理、理财类书籍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类书籍的阅读上面，中间阶层经常或偶尔阅读的比例要显著高于非中间阶层。同样，在报刊的阅读上，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也存着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在对刊物尤其是专业性、知识性刊物的阅读上，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之间存在群体差异，中间阶层选择阅读此方面刊物的比例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而在经济、管理类刊物的阅读上，这方面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

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人们，他们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内容存在着明显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数字阅读的时代。每一天，不管是在城市工作的白领，还是在乡间劳作的农民，他们都会通过手机、电脑等电子终端设备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网络登录互联网站，搜索信息以阅读和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让我们不得不感叹的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信息变得如此迅捷和畅通，知识变得如此廉价，乃至于一个农民和一个教授他们二人在同一天获得的信息内容有很大部分都是相同的。

数字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备受诟病。很多人认为，以手机、pad、电脑为主要载体的“碎片化”阅读或者称之为浅阅读方式，会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我们沉溺于浅阅读，我们的理性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能够得到提升吗？甚至是否会受到负面影响？这种担忧也确有道理，毕竟这种浅阅读方式无法达到与深阅读同样的效果。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相信人作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自觉意识和思维判断能力。碎片化阅读并不必然导致一个人所学的知识也是碎片化的。对于一个知识丰富、有多方面学习兴趣的读书人来说，他（她）在大脑中所储存的知识，绝不像散落在地上、杂乱无章、碎片化的书页，而是成概念化、系统化陈列在一排又一排整齐有序、归类明晰、检索便捷的书架上的书本。这样一来，看似碎片化的阅读，实则是一种最为灵活和机动式的知识补养方式。

数字化浅阅读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认识要经历一个逐渐适应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也相信，随着人们对数字化阅读的了解不断深入，我们在阅读方式上会由最初的数字化浅阅读发展为数字化深阅读，再由数字化深阅读回归到纸质深阅读。

数字化阅读虽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有关数字化阅读对学习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而人们对纸质阅读效果的研究结果显示，纸质阅读对学习的影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有研究显示，阅读报纸对高中生的学习成绩有一定影响。在高考中，阅读报纸的高中生比不看报的高中生每个科目的分数高出6至8分。此外，即使在书籍阅读量相同的情况下，订阅报纸的学生与不订阅报纸的学生相比，语文、数理、外语科目的分数都要高。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时期订阅报纸的学生找到好工作的比例比非订阅家庭的学生高出5.7个百分点；两者在月工资方面的差距达到10万韩元（约人民币550元）。研究人员认为，青少年时期阅读报纸及书籍的习惯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帮助学生未来找到好工作，这点对于学生及其家长意义非凡。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开发自身的资源、潜能和价值，时时处处都需要汲取新的知识，获得新的提升，这些事情离开了读书都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承认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基本的知识，对态度和价值观有基本的认知，并且能够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生存境遇，那么他（她）就必须通过读书以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在世界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里，都注重培养公民的基本素养，例如哈佛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牛津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有教养的公民”，不管是培养有教养的公民，还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读书都应是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我期望有一天能看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几位农夫在劳作之余围坐在一起读书的场景，《论语》《道德经》《红楼梦》《平凡的世界》《战争与和平》《唐吉坷德》，等等，这些书都成了他们聊天的主题。那将是一副多么美妙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