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的贵族”与“人为的贵族”

杰斐逊民主政治思想的形成，跟他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文化，照史学家本森(Randolph Benson)的说法，大抵有三种因素塑造而成：第一，英国的影响；第二，北美独特的环境；第三，与欧洲不断的接触。^[115]尤其是第二条北美独特的环境，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与殖民地母国距离遥远，政令难于畅通等等，非常有利于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的政治，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自治（如在新英格兰诸州）。而弗吉尼亚，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祖先为最早抵达新大陆的移民），则显得特别“高傲而珍惜自己的自由，忍受不了任何限制，几乎无法容忍任何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控制……”^[116]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杰斐逊，对于自由、民主的体会自然更为深切。后来他在《自传》中曾自谓在青年时代是个“陶醉于希腊、罗马文学的正确无误的古典学者”。^[117]其实当时他不仅精通西方古典政治学说，即对于当时流行的法国孟德斯鸠和英国洛克的政治学说，也谙熟于胸。他的政治思想，也多由这两者的结合生发而来。

虽然身为贵族，杰斐逊却对传统的贵族制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对这个无才无德、游手好闲的阶层极端失望，认为他们能爬上高位，不是依靠自身的才能和人品，而是由于门第和财富，这种“人为的贵族”，在他看来，是社会的毒瘤，必须加以铲除，代之以“天然的贵族”——即通过教育培养出的德才兼备之人。因此，他的民主思想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弗吉尼亚州，通过消除限嗣继承法和长子继承法，消灭这样的“人为的贵族”。

在前面一项法令下，遗产（包括土地和奴隶在内）只能由死者的子孙继承，不能出卖或转让给外人；在后一则法令下，遗产只能传给长子，其余子女均无权继承。因此，杰斐逊力主取消这两项法令，其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当时的大土地所有制，或者至少可以防范这种土地集中的趋势。同时，他还提出每个成年白人男子应该可以分得50英亩土地，“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此一来，人民就很容易同时享有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和自由。

与之相应的还有宗教信仰自由。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和18世纪欧美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他相信宗教信仰是个人私事，其他人和国家都无权干涉。由于每个人的宗教体验各不相同，宗教信仰也不必整齐划一，而应该实行多元化，允许各教派和平共处。事实上，争取宗教政治信仰自由对殖民地人民而言就是争取他们作为公民的自由。他对当时唯我独尊的英国国教非常反感，因为早在独立战争以前，英国国教会一直力图设立美洲主教，试图将美洲的教会变为它的附庸。但这一做法却激怒了大批不从国教者，唤起了他们警醒的意识。革命胜利后，在以杰斐逊为首的政治领袖大力倡导下，政教分离原则被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1789)的形式固定下来。该法案规定“国会不制定规定国教的法律或禁止人民自由信仰宗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在宗教与政治之间筑起了一道墙。^[118]而这一政教分离的原则在教育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立学校不能像在殖民地时期那样受各个教派控制，在学校内应禁止一切形式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公共税收不能被用来资助教会学校。^[119]

在杰斐逊的民主政治学说中，自然权利学说占据了显赫的地位。早在1770年，他就公开宣称，在自然法则下面，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他在《英属美利坚概观》（1774）一文中又重申这一观点。当然，最明显的体现还在于1776年他草拟的《独立宣言》原稿中——直到此时他才对自然权力学说作了正面阐述——“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真理是神圣的和无法否认的：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和独立的，因而他们都应该享有与生俱来的，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保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20]这一不言自明的公理与他所服膺的洛克的学说如出一辙，唯一不同在于他以“追求幸福”取代了“财产权”，他后来提倡普及教育，培养“天然的贵族”以取代“人为的贵族”，都是为了消灭他憎恨的贫富严重不均（财产权）。

在这一自然权利学说基础上，杰斐逊又发展了一系列民主自由的权利，如人民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等等。并且坚信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这些自然权利。这一系列自由民主制度即使建成，在杰斐逊看来，也很难保证它们永不变质。他在研究欧洲政治制度发展史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权力具有不断自我膨胀的特点，一旦这种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超出人民的控制，就会演变为暴政。他在《关于进一步普及知识的法案》中深刻地论述道：“经验表明，甚至在最好的政府形式下，那些被委托以权力的人们，在时间的推移中，依靠缓慢的动作，也会把它变为暴政，因此人们相信：为了防止这个转变，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就可能办到的而论）启迪一切人的心智，特别是把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事实，以及历史所记载的其他时代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知道一切伪装下的狼子野心，因而会及时行使他们的天然力量去击败它的目的。”^[121]在这里，显然，杰斐逊是将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视为防范民主政府腐化蜕变为独裁暴政的最有力的手段，也就是说，他把教育与民主政治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一起，是“从捍卫民主的角度来认识教育的重要价值和重要功能的。”^[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