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与新教其他派别在关于教育的功能（劝恶从善）和教育的手段（普及初等教育，人人读懂《圣经》）等方面几乎没有明显差异。但在关于教育的责任人问题上，却与其他教派大相径庭。如英国国教派认为教育主要是家庭，教会或慈善机构的任务，而清教徒则将教育视为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爱德华兹和瑞彻(Edwards and Richey)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新尼德兰的加尔文教徒将国家看成是建立学校的最合适的工具，并且他们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尝试，当然，国家执行的主要是教会的旨意。但是，无论怎样，教育毕竟被认定为政府的一种恰当职能。[61]这种以教育为政府主要职能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前述的1642和1647年法令中，更体现于1636年哈佛学院创立及其发展的过程中。
据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和梅茨格考证，1636年清教徒迁居新英格兰仅6年，而殖民地人口尚不满万人，清教徒即开始担心教会后继乏人，“我们渴望和关切的即将要办的事情之一是推动学习，传之后世，永远地传下去，当我们现在的牧师与世长辞时，不给教会留下一批无知的牧师。”[62]显然，清教徒的主观愿望是模仿牛津的以马内利(Emmanuel)建立一所神学院，而客观现实却是哈佛以后的发展日益世俗化，走上了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教育的路子。[63]也许正如清教徒麦尔德梅回答伊丽莎白女王所说的那样，“我种下了一粒橡树果，当它长成一棵橡树时，只有上帝知道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64]以马内利学院以传播清教思想而闻名，是当时英格兰清教思想的一座堡垒。当马萨诸塞州议会“同意拨款400英镑筹建学校或学院，其中200磅第二年支付，另200磅在工作结束后支付，并由下次议会决定在何处建设何种建筑。”[65]时，清教徒们显然将这所学院视为理应由公共开支的“公共事业”。
后来，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张，学院的日常开支大幅增加，除了私人捐赠和赞助，政府甚至不惜开征波士顿—查尔斯顿的渡船费来资助学院。后来更有殖民地联盟建议的“学院玉米”计划，据此每一个愿意并有能力的家庭，都应捐献“四分之一蒲式耳的玉米或与之相当的财物”以充赞助。据克雷明的研究，“1669年至1682年间，哈佛收入的52.76%来自政府支持的拨款，而捐赠只占21.16%，学费只占9.46%。”[66]可见殖民地政府在兴办新英格兰高等教育方面的决心和力度，正可谓倾其全力兴办教育。
哈佛学院创建之初，财政大权既受政府控制，其余举凡选聘校长，聘请教师及课程设置等事务也一并交由议会指定的监督委员会负责——而委员会中的半数成员皆为当地治安官员。不仅校长，教师是清一色的清教徒，绝大多数学生也都来自新英格兰清教家庭。也许正是哈佛早期浓厚的清教色彩，它才可以享受政府的特别优待，从而为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为哈佛的建立虽然是非凡的，却绝不是个意外——它源于事物的本质。[67]这里的本质，显然指的是清教思想。
清教与天主教等旧教最大的不同，是清教徒信奉“教会以内，人人平等”的思想。清教的基础是集体，教会是教友的集合，教友间不分等级尊卑，彼此平等。[68]这一思想，在教育方面主要体现在清教徒对待印第安人教育的态度上。
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当殖民者抵达之初，双方也曾有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期。但文化传统和文明的差异，以及殖民者的贪婪和暴虐，却破坏了这一种友好关系。印第安人总体上被视为白人及其后裔的天敌，甚至遭到围剿和捕猎，命运十分凄惨。
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下，在清教占统治地位的新英格兰，本着向野蛮人传播上帝福音的信念和众生一律平等的思想，清教徒还是将印第安人教育问题纳入了殖民地教育的总体规划。事实上，早在1634—1636年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倡导人之一，留居英国的约翰·斯托顿就提出了以下设想，要“建立一个场所以提供一些人学习语言并教育野蛮人和我们自己，并养育神交给我们手中的所有印第安人的孩子。”[69]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征服印第安人远比用彬彬有礼的方式教化他们容易得多——截然相反。在新英格兰，虽然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可教性和对他们的救赎同样缺乏把握，但仍旧凭借一腔热忱积极地推动印第安人的学校教育。据考证，在1650年马萨诸塞的公立学校就有印第安儿童和白人孩子一道上学。而且在同年的哈佛章程中也提到“教育这片土地上的英国和印第安青年”。[70]其后在1653年，新英格兰教育机构又要求在哈佛建立一所印第安学院，并很快开始执行这一规划。虽然在所有殖民地当中，对印第安人进行学校教育的努力都伴随着传道的努力，但正如克雷明所评价的，“却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像英格兰这么好”。[71]
除了印第安人，甚至当时还有几名黑人同白人一道上学，虽然并无证据表明曾为黑人建立过任何专门学校，但联想到两个世纪后因为黑白儿童不能同校引发的政治危机，不能不钦佩清教徒在教育方面的远见卓识。
综上所述，新英格兰清教徒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兴办公共教育以及视教育为政府应尽职责等一系列主张及教育实践，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盎格鲁——美利坚教育模式，造就了新英格兰地区教育长期繁荣兴盛的局面，也为日后美国文化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滕大春先生在《美国教育史》中指出，“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等地之成为教育革新的温床达二百余年，不是偶然的。”[72]我们认为，正是殖民地早期的清教思想，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萨福德·雷特曼(Sanford W.Reitman)论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美国教育形成发挥了巨大的影响”[73]，从以上史实看，堪称公允之论。
爱默生出身于牧师世家，从他幼年起，清教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史学家佩里·米勒在他著名的论文“从爱德华兹到爱默生”中所说，到19世纪前半期，由于爱默生等人的努力，清教遗产终于与新英格兰文化传统合二为一。[74]爱默生抛弃了清教思想中消极的、僵化的因素，汲取了其中积极的、革命性的因素，将它改造为一种自主独立、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并使之成为美国教育思想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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