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理性的结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清教的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清教圣人，照韦伯的说法，其生活完全为着一个超然的目标，即获得救赎。如此一来：“一切均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便使得清教徒的现世生活彻底合理化了。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同时又厉行节俭，并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上帝的恩典突然降临，可以使得清教徒从“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e)变为“蒙恩状态”(Status gratiae)^[53]，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合理的理性主义（无疑是长期教育熏陶的结果）。而不是一时的宗教狂热，才是真正的动因。

正统的加尔文视上帝为万能，而人类在上帝面前则渺小无力，微不足道。仅凭人类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拯救，因此，惟有借助“信、望、爱”，借助上帝的恩赐，人才得赎罪。清教徒固然也坚信万能的上帝，但同时也相信人的理性可以引导人作出自由选择，并坦然面对由此而来的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视之为命定的天职(Calling)。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在普及宗教教义和培养神学人才以外，也适当注意学校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这种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或者宗教与科学的结合，显然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结果。而它与新英格兰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的结合，更使得当地的教育状况焕然一新。

根据格瑞夫斯(Richard Greaves)的考证，英格兰清教徒受培根的实用教育思想影响最大。^[54]17世纪清教运动另一位代表人物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宣称，除了古典科目，还要求学生阅读建筑、雕塑、航海以及农业方面的论文，以便学生日后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55]和先辈一样，移居新英格兰的清教领袖，如温斯罗普，约翰逊(Samuel Johnson,1696—1772)，马瑟等，都可以称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温斯罗普后来入选代表科学界最高荣誉的“英国皇家学会”。约翰逊则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尤其是马瑟，不仅是一流的政治家，律师，医生，也是殖民时期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马瑟大力倡导人们过一种有信仰的理性的生活，著述超过300种，被誉为“新英格兰的光荣”。^[56]克雷明高度赞扬马瑟的理性主义，因为他把教育视为自由的基督教社会的中心问题，从而再次论证了“基督教基本上是一套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的制度，是用来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以及向我们表明这样做的必要性的制度。”^[57]

清教徒在推广普及实用型知识教育方面取得的成效之一便是对当时流行的拉丁文法学校的改造。众所周知，新英格兰地区多山，相对于中南部而言，土地不够肥沃，再加上气候严寒，不适合农耕。但同时它的地理优势也十分明显，有天然港口和丰富的森林和水力资源，这对于该地区发展木材加工、渔业、造船业以及海上贸易都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工商业及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首先离不开教育输送的各类人才，其次反过来也刺激了殖民地教育由知识型向技能型方向转化。

1635年，波士顿设立的拉丁文法学校，跟其他殖民地教育机构一样，也是由宗主国输入，其重点在于崇尚古典的博雅教育，或为专门培养教会人士的高等学院输送人才。其学生多为富家子，所学知识华而不实，在社会上难有大用，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现存的纽黑文霍普金斯文法学校的一份管理章程，可以看出，这样的学校不仅要求老师用拉丁语授课，而且强求学生用拉丁语接受教义问答。学习内容既枯燥乏味，学习形式又机械呆板，显然无法实现学校既定的“教育有前途的青年，为教会和国家的公共服务做好准备”这一宏伟目标。^[58]

于是一些新型的学校开始出现。如1684年波士顿市民投票决定一所教儿童书写和记账的“皇后街书写学校”。后来到18世纪初，各地又出现了许多依靠学费，以市场供需为导向的风险学校（Venture school）。到了1715年，终于有一所新型的文实学校在波士顿出现。

提到文实学校，作为清教徒楷模的富兰克林自然功不可没。在《关于费城青年教育的倡议》和《关于英语学校的意见》中，他希望学生不仅要学习古典语言，更要重视现代外语（如法语，德语）。他要求学校不仅要设有花园、果园、草场，更要有地图、图书馆以及计算用器。他所理想的新型学校教育要朝着实用和古典结合的方向迈进。经过他的大力倡导和实践，到18世纪中期，这种偏重实用技能的新型学校，从费城到波士顿，已成殖民地教育的主流。

正如历史学家帕灵顿（Vernon.L.Parrinton）指出的那样，新英格兰城镇学校起初源源不断培养出的只是清教徒，而从事贸易和投机场所等非正式教育机构培养出的才是真正扬基人，“而且确实，扬基价值观很早就出现在哺育清教徒的园地之中。”^[59]清教领袖马瑟哀叹“宗教造就了繁荣，但繁荣却毁掉了宗教。”^[60]反过来正可以说明清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对美国教育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