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的语境性

二、关于科学的语境性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哲学家，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思想家，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学者。马克思实践思想视野中的“世界”，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世界”，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世界”，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纽带联结而成的自然、社会和人相统一的“感性世界”、“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是这个世界的三大领域，但它们不是彼此分隔和互相外在的三个世界，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联结而成的一个整体世界。不能把人类的概念思考看作世界之外加于世界之上的东西，它们是世界之中的，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所以，马克思实践范畴视域下的科学，承认科学承载着价值，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永久性偏见”（permanent partiality）是始终存在的，这种“永久性偏见”可能首先表现为个人或团体的政治的、利益的、价值方面的取向，但是由于人类的行动最终要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人类动机结构还有另一方面，即规训意义上的，行动者带着预先设定的利益参与到实践的活动中，与物质力量发生着冲撞，用皮克林的话说就是，在对阻抗的适应应对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先前的动机以适应阻抗，在这种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过程中，人类的动机结构是内在于实践语境的，是不断调整的，是瞬间突现的。所以，科学作为一种产品，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建构，这种建构带有使其发生和被建构过程的印记。如果不分析知识的建构，也就不能理解知识本身。所以，马克思实践范畴视域下的科学，关注的问题也是从知识的本质判断转向知识的发生过程，即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转向“知识是如何发生”的问题。

SSK更是强调科学的语境性。他们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看待科学与科学知识，他们要求科学知识及科学家们的信念应该被同样当作一个“自然现象”来对待，在他们看来，“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社会学家将特别关注那些被人类群体视为理所当然的，被人类群体制度化的，或者被人类群体赋予了权威的信念”⁽⁴⁹⁾。卡林·诺尔—塞蒂纳也说：“为了还原科学的语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进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鉴于我们在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现场所发现的机会主义逻辑，‘科学的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当地性定位和当地性扩散的实践形式，而不是一种非当地的普遍性范式。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而不是无语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也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⁵⁰⁾

诚然，“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受到不能被彻底冲洗掉的未经雕琢的生活世界‘杂质’的影响”。但是，在科学的语境性这一点上，二者的认识也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实践视域下的科学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作为实践存在的。在实践中，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在机器操作与概念操作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体所承载的不是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法则，而是一些社会特性，它指向的不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是科学知识的相对性。而SSK则片面认为，科学家是属于社会的人，而科学家的信念控制了科学知识的制造，所以社会因素也就影响了科学知识的产生。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中，我们只是看到不同的科学家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而客体只是作为通过某些装置得出的结果进入这种互动过程之中，仿佛它们仅仅只是一些符号，它们既没有对科学家的约束力，也完全与外部世界断绝了联系。这样，一方面，他们没有致力于从历史和认识论角度来分析诸如证明、证据、检验和错误等认识论概念，而是多使用诸如抑制、技巧、劳动、作用（agency）、抵制、启发式结构（heuristic structure）等社会和人类学的解释性概念。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计划不是规范性的，而主要是描述和文化解释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去描述科学事业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学方面，而不是试图发现用来评价和（或）指示科学知识甚至科学实践的认知范畴。其结果只能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客观基础，诸如实验过程中的证据等都被社会因素取而代之，在对科学进行经验研究时过分强调科学中社会的因素而忽视了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