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撤离理论

二　社会撤离理论

社会撤离理论又称撤退理论或休闲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卡明和亨利于1961年提出的，也是在老年社会工作中引起争议最多的理论。社会撤离理论是从代际循环的角度展开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老年人因活动力的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希望摆脱要求他们具有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社会期待，愿意扮演比较次要的社会角色，自愿脱离社会。随着社会和政治权力从一代人传递向另一代人，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分离。老年人撤离社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对老年人来说，减少活动水平，减少与人交往，关注内心的生命体验，会使老年人过上一种平静而令人满意的晚年生活；对社会来说，老年人主动撤离社会，能使社会权力井然有序地实现交接，社会也不会因老年人的死亡而功能受损。^[14]

有资料显示，老年人因强迫退休制度的推广，越来越受到来自上级和年轻同事的排斥。虽然不是随意将老年人开除，但是采用微妙的技巧，比如与老年人疏远，使他们从业缘关系中得不到满足。迫使老年人“自愿”辞职的策略，因工作团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工人阶层的男工和年轻工人，常常运用明显的施压方法，促使老年工人退休。典型的技巧可能包括公开的嘲弄、用经济上的负担开玩笑，或者不允许老年工人参加团体活动等。罗贝尔（Samuel Lubell）对工厂里年轻工人排斥老年工人所使用的非正式技巧，有深刻的描述^[15]：

从一些工人的闲谈中，显然在许多工厂里有一种有系统的戏弄方式，年轻工人用来侮辱年老工人。“今年高寿如何？老公公？”或者“老头儿，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在康顿城有一个40岁的工厂工人在大放厥词：“我们嘲笑他整整一年后他才退休了。我们一直叫他是一个怕老婆的人。”在南芝加哥有一个年轻工人讲述他们为一个60岁老工人举办的生日宴会：“我们在一块大牌上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反面写上从前一家轮胎公司（tire company）的广告词，一个手握蜡烛的年轻人说：‘该换轮胎的时候了（time to re-tire）。’笔者认为很好玩，但是那位老工人却不知道我们开的玩笑。”

卡特尔（Lewis Carliner）指出，这种排斥方式不仅用来对付60多岁的男人，连45岁以后和50多岁的男人都不会放过。白领工作者所采用的技巧比较高明，不着痕迹，例如把持位置和金钱补偿、要年老的受雇者做些“不太体面”的体力劳动的工作、态度冷淡、语调不友善等。常见的例子是：“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会打电话给你的。”所有这些技巧就是在消除一个人的工作动机，暗中逼着他辞职，原因是老板没有权力开除或辞退受雇者，或者是老板不愿意公开运用这种权力。^[16]

社会撤离理论的理论前提是不成立的，也是被社会工作反对的。理由如下：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改进，老年人寿命普遍延长。他们在离开工作岗位后可以生活20～30年，因此如何保持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老年社会工作者思考的问题。无法证明老年人退出有效用的社会角色必然对社会有利。

在社会结构中，个人地位的不同，导致其对社会的脱离程度也有所差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国著名老年学家邬沧萍先生80多岁还在著书立说，仍然和社会的脉搏紧密联系。85岁高龄的杭州老人庞旭晓，2010年12月出了人生第一本书《新感觉诗集》。2009年，庞旭晓被诊断为运动系统神经断裂，四肢瘫痪。他在病榻上完成了诗集。2011年又计划出第二本诗集。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意境深远。如《病后吟》写道：“病后像出了隧道的列车，照一下镜子，病后的鬓发似荒芜了的花圃，病后的眼睛似森林的月亮，离开了镜子，我知道自己的脸上，有阴天的第一道阳光。”^[17]

每个人个性不同，对衰老适应过程也不一样，对此社会撤离理论也有所忽视。实践证明，那些与人交往频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老人比那些独处的老人更能保持身心健康。另外社会撤离理论作为解释衰老的社会功能的说法的有效性已经被打了折扣。它解释的是一种个别化的对衰老的调整，不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行为模式。社会撤离理论没有能够解释老年人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如何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模式的支配。^[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