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典型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典型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吴永胜

多项研究表明农民工对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存在着强烈的需要，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这种需要只能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相当大比例的农民工未能真正参与到有实质意义的培训中来。许多农民工对接受教育的强烈需要，并未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行为。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何在？为此，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的方法，来尝试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特殊性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便是这项研究的部分成果。

可以说，造成上述情形的原因必然有教育供给方面的因素。目前对农民工教育的供给也确实存在数量、质量、结构上的严重不足。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集中从农民工教育需求本身去探讨这个问题。

一、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典型特征

课题研究伊始，许多人对“农民工的教育需求”这一研究课题感到不理解，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多方人士都曾认为无此研究必要。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但对农民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感到不可思议。在许多世人的眼光中，似乎农民工的问题还主要处于生存层面，教育则处于发展层面的考虑，因而不值得考虑。如果从国家政策层面去考察，则会发现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现象。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农民工培训方面的政策和规划，社会各界对农民工教育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可以说对农民工教育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

为了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解释，笔者对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实地调查，希望深入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去了解农民工自身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及思考。调查发现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其实很强烈：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他们观察到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期望能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甚至愿意参加付费的教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需求被抑制了下来，只是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如果没有一定的外界条件，它很难真正迸发出来。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大多处于潜在状态。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典型特征使得这种需求处于待激发的潜在状态。

调查得知，农民工对教育有较强烈的需求。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技术培训或学历教育，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工作条件，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社会地位。总之，他们希望能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获得更好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农民工同其他受教育主体是一样的，对教育的需求都带有较强的目的性。然而由于农民工自身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状态，他们的教育需求又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典型特征。

（一）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受到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大限制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对其教育需求构成了极大制约。农民工要想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或培训，需要一定的现实条件：诸如文化基础、学习能力、时间、资金等。从文化基础和学习能力上讲，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虽然普遍高于农村留守劳动力，但与城镇劳动力的文化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文化基础允许接收一定程度的教育培训，但要想学习那些对文化基础要求较高的专业技术（那些往往也是更让农民工向往的行业领域）的话，就会存在问题。在时间和资金上，他们就会遭遇更大的困难。毕竟不同于那些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要任务的青少年学生，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来养家糊口。所以，他们的第一任务是谋生，而非读书。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甚至10小时以上，而且节假日也很少享受到。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不得不在生存的层次上挣扎。他们以尽可能低的生活成本，来挤出资金支持家庭。这样从时间和金钱上来讲，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成本就会很高。

（二）农民工对教育需求存在着矛盾心态

研究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对教育普遍持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与人际关系及机遇的因素相比，他们似乎并不重视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说他们似乎并不认为教育上的欠缺是自己发展的软肋或者接受教育会对自己的发展有实质上的助益。然而，当谈及自己子女将来的发展时，他们又对之表现出较高的教育期望，相信教育能给子女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如何理解这种接受教育的矛盾心态？

首先，这种态度的形成与农民工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很多农民工踏入社会已有数年之久，他们的观念和心态会受到所属群体的强烈影响。研究中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充满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即因为认识某个人物找到一份轻松而又收入高的工作或者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强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相比之下，因为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因为学历高而得到重用诸如此类的例子却少之又少（毕竟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教育水平差异是不明显的）。这种反差对农民工的头脑形成了长期强烈的刺激，逐渐固化为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关系才是硬道理”。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得农民工的参照群体局限于自己所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内的人员。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能清楚地看到教育和工资收入之间的正比关系。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用人单位多是一些大的公司或事业单位，收入较高、福利待遇较好，而且工作较为稳定；劳动力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而且流动和发展的空间很大。在这个市场上，教育程度和工资存在正比关系。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个市场上，教育程度和工资不存在明显的正比关系。

由于体制性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同样是分割的，而非统一的。在我们国家，城市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市居民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依据就是户籍。绝大多数农民工被限制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很难向上流动。这就使得农民工在选择参照群体时，往往是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那些在他们看来相对成功的人士。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同样无法明显觉察到教育程度同工资收入之间的正比关系。但不同的技术类别和技术熟练程度，却能给不同的农民工带来不同的工资收入。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机遇，也会为他们带来不同的收入机会。这些都是他们在这个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可见可闻的。

但是，谈及子女教育时，他们没有把孩子的未来置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来考虑，这时他们为孩子选择的参照群体变成了那些通过读书走进大学、走入城市主流生活的群体。

（三）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普遍比较笼统和模糊

研究发现，农民工表现出对进一步接受教育培训的强烈兴趣，期望通过进一步的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状况。由于农民工在社会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发展形势等相关信息占有上的弱势地位，他们明显地表现出关于如何进一步学习的信息盲区。这也体现了农民工群体一种持续学习能力的欠缺，而这种持续学习的能力在急剧变革中的社会里是非常需要的。

多数农民工并不清楚要学些什么，具体哪些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自己的条件更适合学习那些内容。他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改变。这也是那些愿意进一步学习的农民工所面临的普遍困惑。例如一位农民工向我咨询报考夜大的事宜，说自己想报考心理学和法律。但他对学习心理学和法律所需要的文化基础以及这两个行业的就业前景并不太了解。也有部分农民工在走上社会后，曾经有目的性地学习某项专门技术，效果也很好。但这种人的比例很小。

二、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农民工自身特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状态，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有其典型特征。那么为什么农民工的教育需求会表现出这样的典型特征？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时间、经济、文化基础、可能收益、教育观念、教育意愿等因素都对农民工教育需求构成了直接影响。

（一）时间因素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制约

时间是参加任何教育活动的必要条件。农民工如果要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主要是出于改变生存现状的需要。而不像那些在校的青少年学生，以学习文化知识为第一任务。所以，农民工参加教育所花费的时间，一般要在保证不耽搁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考虑。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谋生，一个月不工作，下个月生存就会困难。而据调查，大部分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在8小时以上，有些行业还要更长。所以不仅相对于在校生，而且相对于那些参加成人教育的城市居民，他们的时间都是最紧张的。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民工可用于学习的时间资源极其贫乏。由于农民工教育在本质上属于成人教育的一种，所以我们在讨论农民工教育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二）经济因素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制约

经济同样是参加任何教育活动的先决条件。组织农民工教育活动，需要花费一定的人、财、物等各种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购买这些资源是需要有人付费的。农民工教育活动的付费主体不外乎政府、企业、社会、农民工个人四个方面。至于这四方应该如何分配各自的付费份额，我们这里先不讨论。我们先探讨一下农民工的经济现状。关于农民工收入状况的调查很多，不管具体情形如何，有一个基本结论是被普遍认可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工作条件比较差，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收入普遍较低，即使干同样的工作，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及正式的编制，收入也要低别人很多。他们以极低的生存成本，在城市里谋生，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中。真正可供农民工自由支配的资金并不是很多。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讲属于发展层面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农民工仍是被迫在生存的层面挣扎。在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结构里，确实不能给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花费留下足够的空间。所以指望农民工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付费主体，是不现实的。他只能支付部分费用。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他们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决定了这种局面。所以需要国家、企业和社会的资金投入，否则农民工的教育需求，永远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

（三）文化基础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制约

这里的文化基础，包括学历情况和学习能力两方面。它们分别从量和质的角度去考察。很多调查表明，农民工的学历程度一般介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很多农民工都达到了初中以上学历。这是很多行业就职的最低限度。其实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少行业已把学历的最低门槛提高到了高中。因此，可以断言，大多数农民工的学历状况仅能够满足所在行业的最低要求。但是要想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或技术培训，初中学历是不够的。所以在学习某些技术之前，他们需要补习一定的文化基础课。对于这一点，很多农民工都是有感受的。调查发现：文化基础的限制是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最大障碍之一。一定的学习能力也是参加任何教育活动的先决条件。然而调查发现，很多年轻农民工在初中或高中还未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也就是说，他们所填报的学历程度，并不代表他们拿到了毕业证书，更不代表他们实际的学习能力（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指学校里所注重培养的听说读写算等基本技能）。一位农民工在访谈中提到“对我们来讲，不想再学什么了，本来读书的时候就不爱学习，再去学那些东西难受死了……干咱们这行的，大都是上学读书时调皮捣蛋的那种。脑袋都不笨，都挺聪明的，就是不爱学习”。调查证实，那些农民工过早结束学业的原因多是所在农村初中或农村高中的升学率低，自己成绩差，升学无望。有时一个班到毕业时，就只剩下不足一半人了。可以认为，无论学历程度还是学习能力，他们大都是有欠缺的。这种情况无疑影响了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层次和内容。

（四）可能收益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影响

大多数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主要动机是提高收入或改善工作条件，也就是说出于物质上的考虑。他是一个理性人，会考虑他要付出多大成本，能收获什么东西，可能性多大。在这方面农民工绝对符合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即一个人行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其个人利益。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譬如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视野等，农民工很多时候只是表现出一种有限理性。尽管在手段上，未必能表现出典型的工具理性，但从物质收益的角度讲，他们的目的理性是很明确的。

一位农民工在访谈中说：“学的技术应该有用、实惠，学完后能挣到比现在多的钱，成本要相应便宜点。学完后，到其他地方也能用。……有些技术学了不一定好找工作……学东西得花钱，没有经济资源不行。……学完后，是否一定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不好说。大家都会算的。”从他的话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那种理性思考的味道。如果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或培训，能带来明显的收入改善，他们就会选择去学。但是，在农民工的圈子里，他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体制性因素在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局面上作用很大。仅仅由于户籍的限制，不少农民工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种制度性歧视的作用下，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对形成个人收入差异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进一步接受教育所能带来的可能收益，也就大打折扣。一位农民工在访谈中说：“……同工不同酬的事太多了。凡是农民工打工进城的，生活走最低标准路线；凡是脏累、污染严重的，都是你的活，但收入最低。国家清洁工，1600～1700元工资，雇来的，600月工资。国家工，干活时间少，甚至不干，不公平。哪个城市都这德行。”因此，不改变歧视性的劳动就业制度，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在农民工的心目中就会大打折扣。而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才是吸引他们参加教育或培训的根本原因。

（五）教育观念及教育意愿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影响

调查发现，农民工对教育的重要性还是比较认同的。几位年轻农民工讨论学历或技术的重要性时，说“现代社会中学历和技术都很重要。你要没有学历，就得懂技术，要是技术也不懂就完了”。超过90％农民工认为，教育对人的生活有积极的作用；近83％的农民工认为，教育对改善自己的工作生活状况有积极的作用。尽管在部分农民工看来社会关系、机会等对一个人更为重要，但大多数农民工并不就此否认教育的积极作用。例如一位农民工在访谈中说：“……给你运气，把握不住也不行。”在我们的调查中，接近90％的农民工明确表示希望得到技术培训或学历教育。在表示希望得到进一步教育的农民工中，93.2％人希望参加技术培训，56.3％人愿意参加学历教育，近50％人两样都想学。毕竟，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尽管这种观念，由于多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未必完全能转化为行动。但是，农民工对教育的较高认可，为农民工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另外，年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有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譬如四十、五十岁以上的，对教育需求的兴趣明显降低。

三、造成农民工教育需求典型特征的制度性根源

尽管在前面两部分，已经探讨了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典型特征及具体的影响因素。但是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农民工的素质现状会如此呢？为什么会出现那些具体因素影响到农民工的教育需求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会逐渐发现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一种制度性力量在起作用。这正是造成农民工教育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所在。如果不把这种制度性力量找出来，并加以改变，一切努力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一）农村教育的落后是造成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根源

我们要寻找造成农民工教育现状的源头时，必然会追溯到农村教育那里。毕竟，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是在农村接受的学校教育。其实，已经有许多的研究在揭示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这里不多赘述。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外出农民工在教育程度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高于农村平均水平，也可称为“农村精英”。但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以及与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相比，农民工在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上的欠缺是非常明显的。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们经常会对那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产生兴趣，会对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念书而要出来打工感到好奇。结果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地方的初中生、高中生未待毕业就大量辍学的现象：从初一到初三，从高一到高三，人数逐年以较大的幅度递减。之前笔者常有的预设是：家庭的经济困难无法支持读下去，所以外出务工。经过追问，发现多是由于感觉在学校读书收获不大，前途无望。对农村子弟而言，所谓前途无非主要指升学或就业两条路。学校为什么对他们毫无吸引力？这自然是与农村教育的落后局面分不开的。而农村教育的落后，只是数十年来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在教育上的反映而已。所以，要真正满足农民工的教育需求，解决农民工教育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根本上扭转农村教育的落后局面，才能把这一问题在源头上掐断，防止低教育水平和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要确保他们在成为农民工之前，就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二）农民工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城镇教育的极大参与

虽然说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源头在于农村教育的落后，但问题的解决需要城镇教育的极大参与。城镇是农民工主要的生活、工作场所。农民工以辛勤的劳动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城市教育资源向农民工开放，得以更加公平地分享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城市应该直接参与农民工教育问题的解决，譬如说开放部分教育资源、提供部分教育经费等。

1990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呼吁“教育是我们世界的全体男女老幼和各个民族的基本权利”。全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

农民工尤其需要通过教育掌握这些基本的学习手段和学习内容，以使自己更好地生存、更有尊严地生活和充分参与发展。我们国家在近年来已经出台了许多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化社会、推广社区教育等许多措施，以回应世界全民教育的浪潮。然而这些措施远未到达农村，甚至就在城市里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也未能有资格享受。城市里的教育资源相对农村而言，是极为丰富的。那么如何向农民工开放一部分？这里并不需要新的投入，而只是现有教育资源总量之下的结构调整而已。没有城市真正地参与，农民工教育问题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完全依靠农村和农民工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从公平或效率的角度考虑，城市都应该更多地介入农民工教育。城市应该通过制度性变革，向农民工开放教育资源，参与农民工教育。

（三）农民工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安排

这种制度性歧视，直接造成农民工如今的生存状态。如今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其实已经通过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把农民工与城市人口分割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这种制度性歧视主要表现在行业或岗位准入的限制以及“同工不同酬”两方面。调查中也发现农民工在实际工作中已强烈感受到这种制度性歧视的作用。在蔡昉等的一项研究中，制度性歧视对农民工与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差异所贡献的份额为76％。因此不难推论，制约农民工教育需求的诸项具体因素中，例如收入、时间、可能收益率等，都受到了这种制度性歧视的直接影响。这种扭曲的制度安排，无疑恶化了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发展条件，使得农民工的教育需求不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教育行为。所以，应该从根本上变革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还农民工以公平、开放的发展条件，使得农民工能更好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全体社会人口的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

（吴永胜　乐山师范学院教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