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界》杂志的演变

《中华教育界》杂志的演变

徐苗苗

《中华教育界》从1912年创刊至1937年第一次停刊，大致有三次大的变革，这是应时局变动和中华书局发展的需求而变化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宗旨的演变及编辑群、主要内容和栏目的变化。

1．变与新:民初的发展。《中华教育界》创刊之初，适值“国基方总奠定，政体突然变更”，其章程规定:

本志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

本志内容按期分配，设法令、名著、小说、记事、附录;遇有关教育之学理，事实足以发人深省，助人研究者，或撰或译随时择要刊登;

本志篇幅每册80页至120页，约五、六万字。⁽¹⁾

在此指导下，为适应社会对国内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围绕教育制度改革，广泛探讨和介绍西方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政策、教育设施和教育方法。在内容上形成了教育评论、教育论著、中小学教育研究、国外教育译述、国内外教育新闻等比较固定的栏目。杂志尚务实，不喜空谈，明确指出:“本杂志不尚空谈，专以介绍学说，实地研究为主旨。”⁽²⁾

为了培养共和国国民，旧的教育学说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华书局以《中华教育界》为阵地，大量报道和介绍欧美各种教育新理论、新学说和新方法，成为介绍“新教育”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其中，对蒙台梭利教育法、设计教育法、道尔顿制等的译介，亦成为激荡民国教育界的著名理论和方法。不少国家或地区采用蒙台梭利教育法，用以开发儿童智力、培养自动能力。顾树森认为蒙氏为教育界“开一新纪元的宏大之说，其主义之精当，训练之绵密，教授之合法，为旧教育所望尘莫及矣”⁽³⁾。笔名太冲的作者介绍《分团式之作文教授》、化名欧化的作者翻译介绍的《欧洲教育家之派别及学说》等，对中国教育界打破旧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改革予以外部理论的冲击。

随着西方各种新式教育理论的传播，教育界涌现出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等新兴教育思潮。陆费逵1912年撰稿宣传实利教育，“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民国教育方针，宜以实利主义为标志，勤俭耐劳为学风，普通人民，宜令具生活之知识技能。”⁽⁴⁾在陆费逵的引导下，《中华教育界》发表了大量宣扬实利主义教育的文章，使之一时蔚为风气，成为民初具有一定影响的教育思潮，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陆费逵非常重视国民教育，认为“国民教育可使全国人具有必不可少之智识，以为国家之基础;人才教育，可使天才卓越之人习高等专门学问，以为国家社会之中坚;职业教育可使人以一技之长谋生活，使国富民裕。”⁽⁵⁾国家的发展需要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应渐次兴办国民教育，逐步推行义务教育，同时还应多设实业学校，添设规模宏大的高等学校，多派留学。”⁽⁶⁾1916年，中华书局第三期发展计划《五年概况》专门提出，在编辑方面要“改良普通教科及学校用品以助教育普及;注意高等科学书及字典词典等以养成专门人才;多编通俗讲演书及有益小说以辅助社会之教育。”⁽⁷⁾这说明中华书局的编辑、出版业都以陆费逵的这种思想为指导，成为国民教育思想的有力鼓吹者。20年代和30年代还特发专刊《公民教育号》和《普及教育专号》，组织号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探讨这些问题。

中华书局早期创办人有陆费伯鸿、陈协恭、戴克敦、沈颐等人，1913年范源廉进书局，任编辑长，1916年，重任教育总长，由戴克敦继任。中华书局下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中华教育界》有专门的中华教育界社，隶属于编辑部所。初期由顾树森、沈颐等主持，陆费逵为法人，主要撰稿人有范源廉、黄炎培、黎锦熙、周建人等，陆费伯鸿也不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最初几期中有:陆费伯鸿的《新学制之批评》，《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范源廉《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论教育当注重训练》，顾树森的《论共和国民教育之精神》。

民六危机中，“八大杂志”相继停刊，《中华教育界》虽然仍然坚持办刊，但是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因编辑人员和经费的缩减，内容减少，出版量也减少，甚至还有几期没有正常发行。在内外交困之际，陆费伯鸿辞局长职，担任司理。虽教育总长范源廉邀其去教育部任职，新闻报馆汪汉溪请他去当总编辑，陆费均辞谢不就。他认为文化教育事业为百业之基，并决心克服困难，办好书局，个中艰难，在日后回忆中才倾诉，“凡三年间余，此三年中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⁸⁾这种意志坚强，知难而进的精神使中华书局度过危机，并得到更好的发展，《中华教育界》也成为继《教育杂志》后我国教育界著名的专业刊物。

2．20世纪20年代改革后的鼎盛发展。20年代《中华教育界》从研究、宣传教育的一个媒体刊物，开始有自己鲜明的教育主张，从“以教育救国家”，到“倡导教育中国化，提倡通过民族意识的改造来救中国”，最后发展到使“教育科学化”。杂志的宗旨在此段时期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因素促成:

其一，内外时局的变化，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没有解除。“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境地，更迭的政局，动乱的社会，以及外患的虎视眈眈，使有志之士都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提升民族意识，达到中国的繁荣富强，故在教育领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

其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对民国的思想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也有着极大的振动。中国思想文化界受内外多种因素的驱动，空前活跃，为改革提供了契机。陆费逵非常重视新文化运动。1920年，陆费逵聘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到中华书局任编辑所的新书部主任，同时还特设新文化部，以左舜生主其事。由于左舜生的关系，多名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前来中华书局任职，如余家菊、陈启天、张闻天、邰爽秋、恽代英、舒新城、倪文宙、田汉、金海观等人。为适应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他们策划“新文化丛书”，“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以介绍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最新学说。有许多名人名篇还有不少著述的作者就是他们本人，“使中华书局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个比较活跃而有生气的出版时期，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⁹⁾这种氛围使《中华教育界》也深受影响。

最后，“少年中国会”成员陈启天担任杂志的主编。1924年6月，受余家菊思想影响很深的陈启天从南京高师教育科毕业，加入中华书局，担任《中华教育界》主编，这是杂志第一次以个人担任主编。他主张介绍外国教育思潮而不教条化，倡导教育中国化，提倡通过民族意识的改造来救中国，以国家主义为方针，并顺应时势，积极改革，凝聚了一批热心中国教育问题的学者。

20世纪20年代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立足于“介绍世界教育思潮，并世界教育实际情况，并要求同本国作比较研究”。这次变革是中华教育界社在《本杂志大革新》中明确提出的:

“内容上详细的讨论现在教育界已发或将发的问题，注重研究社会教育建设的具体办法;调查全国各种学校，附以合理的批评;注重各科教材的研究，介绍西洋教科书，批评本国现有各种教科书;注重实际教授方法，介绍西洋教育法，当按照欧美学制，和本国学制，作比较的研究。”⁽¹⁰⁾

编辑人员也发生了变化，“担任此杂志的撰述人都是南北两高师和各省有研究有经验的青年教育家”，“杂志的内容有系统，主张极稳健”。⁽¹¹⁾这次内容虽然改革，但仍重视教科书、西方理论的传播等，只是要求注重比较，不要盲目地去学习。

这次变革的背景在于1920年前后杜威、孟禄等教育家的访华，他们带来的教育思潮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教育界，如何变革中国教育，倡导“新教育”成为教育界的新任务。《中华教育界》从十卷开始，大量介绍杜威的教育理论及对中国教育的评论和建议。

杜威来华讲演后，教育界的思想翻然大变，开始摒弃传统的贵族教育，“于是‘新教育’的呼声，遂遍于全国。虽实际影响没有普及，教育思想界却开新纪元，只要输入新方法、新学术，全盘改革的时机将到。”⁽¹²⁾孟禄访华期间提出了“中国目前教育中学最差”的呼声，《中华教育界》随即发表了诸多文章，提出改革旧教育，实行“新教育”。这种“新”首先就体现在打破旧的贵族教育，提倡新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中华教育界》先后介绍了设计教育法、分团教学和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是1920年美国帕克赫斯特在道尔顿制中学创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即废除年级和班级，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不同的学习计划，学生以不同的教材、方法、速度及时间来自主学习，从而适应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个性。《中华教育界》的有力宣传，促进了教育界对道尔顿制的了解和运用，使道尔顿制盛极一时。

《中华教育界》坚持宣扬而不走极端、提倡又有理性的立场，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认真加以研究，“不把它当成宗教般地信仰，更不愿大家拿来当做装饰门面，随便试验。”⁽¹³⁾陈启天曾评论孟罗博士带来的研究方法，“应使多数人明了中国教育的变迁，才能知中国教育的病源。‘外国的教育’不是‘本国的教育’，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明了中国社会的特别需要与情况及中国儿童的特别情况与需要，才是中国教育的正确走向”⁽¹⁴⁾。

由于道尔顿制的盛行，一些人产生了道尔顿制万能化的误解，认为道尔顿制可以解决教育上之一切难题。鉴于此，中华教育界于1926年出版了《道尔顿批评号》，主编陈启天反对这种万能化的观点，他提出，“教育之事，贵有所批评而示其适当之价值，施行之后又贵有所批评而明其真实之效果，然后教育之进行乃有准绳，刊行道尔顿制批评号亦是本旨也。”⁽¹⁵⁾对道尔顿制素有研究的舒新城通过对两次试行道尔顿失败的报告分析，指出中国教育的惯性，“对一切外国输入的东西都会盛极一时，”他认为列强的理论和制度可以适用于中国，“不要用机械的方法束缚于适合外国环境的方法”，应该“以中国的国情民性为根本出发点，”⁽¹⁶⁾留意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注意儿童个性的发展和“全人”的生活，才是正确运用道尔顿制的办法。

(《中华教育界》介绍西方学说和方法的主要文章见下表:)

第二次变革发生于十四卷陈启天担任主编时期，这阶段国家主义派的主要成员担任杂志编辑。杂志的主旨为“以教育再造中国，倡导教育中国化，通过民族意识的提升来拯救中国。”除特约当代名家分栏撰述外，并特请专门研究教育的人主其事。

陈启天在《本杂志的新希望》中提出三点希望，

“第一，以教育的言论促进教育的改造而形成中华民国的国魂，不能抄袭外国教育;

第二，以教育的言论，提醒中国目前的教育不足以救国;

第三，取材范围不限于教材，而在于教育行政，学校行政，教育宗旨，教育政策等问题。”

在他的主持下，该刊特办《收回教育权运动号》，大量登载有关反对教会教育及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文章，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就《国家主义教育专号》向全社会征文，引起了知识界、教育界的呼应，很多人纷纷撰文陈述己见，在教育界掀起了国家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潮。后又刊行《留学问题号》《师范教育号》《小学爱国教材号》《公民教育号》等。由于关注的都是教育界最显著的问题，故社会反响颇大，销售量大增，“本杂志第十四卷第一期至第十期初版告罄，现已再版，内有《中国小学研究号》《收回教育权运动号》等，凡补订者只收半价，”每期“销行一万五千份以上”，一时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发行量最大、最畅销的专业学术杂志。

第三次变革16卷提出，要求“努力使教育学成为一种严正科学，使教育事业成为建设国家的事业”。“教育事业的背景，在充分吸收世界教育之新潮中，也不能忘了本国的国情与需要，新理想一定要融化旧理想才能成功。”曹刍认为这是杂志十六年来的精神，今后也会继续秉承这样的精神。他希望教育研究者分外努力，使教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严密科学，并视之为本刊今后应担负的重要职志。由于中国当时之教育，或操在列强手中，或操在殖民者教徒手中，或操在私人手中，因此，改革教育的重点在于使教育事业成为建设国家的事业。

十七卷编辑社再次强调这个观点，提出三项原则:

“努力谋救教育学术为严正之科学;

努力使教育设施为建造国家必要之工具;

容纳各方教育思想与主张，促教育之进步，但须不与前两点冲突。态度为绝对求知，不以感情抹煞事实。”

但是这次变化并没有为杂志带来新的生命力，相反，十七卷时间跨度近两年，杂志只有民六危机才出现过延后或缺刊的情况，此中背景及原因较为复杂，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两点在于:

1．政治环境的影响。20年代初，南北对峙、军阀割据、政局纷扰的中国被罗志田形象地称之为“五代式的民国”。但对于学术文化来说，又是一个较为宽松的时代。统治阶级对学术文化的统制并不严密，学人之间的争鸣也较少党派色彩，这些均为知识分子创新思想、研究学术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了重建国家权威的努力，在政治上实行“清党”。随着“清党”运动的深入，1927年5月成立的中央清党委员会，以“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作为工作信条。因此，当孙炳文呈请扑灭国家主义派邪说时，经过会议讨论，即通过决议训令各级党部遵行。结果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醒狮周报》在广东被查禁。国家主义派的成员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处境困难，多数人不得不放弃原有主张，另谋出路。反应在《中华教育界》上，从十七卷开始，国家主义派成员基本都退出舞台，没有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文章。

2．主要国家主义派编辑人物的离去。1926年11月，陈启天辞去了《中华教育界》主编之职，李璜、余家菊、左舜生等人，也相继离开书局。如李璜在1926年冬赴川任教;而余家菊、陈启天则在1926年7月赴金陵军官学校任教;左舜生在1926年初由中华书局资助，赴法留学一年。陈启天主持《中华教育界》29期，(从1924年7月第14卷第1期至1926年11月第16卷第5期)，仅本人就发表过几十篇文章，对《中华教育界》影响甚大，其离开也对杂志造成一定消极影响，内容和宗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3．战前的复兴。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基本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6月15日，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范云龙对这时期的形势描述为，“训政时期的中心建设，大家都认为是‘教育’。但是因为＇教育＇是训政时期的中心建设，而注重教育，整顿教育，这些事实，我们都不可不加以谨慎的注意，因为这又是教育上一个改造的开头。”南京政府把实施中国改造计划作为统一后的主要任务，而重视教育改造，则是实现其计划的重心。新的政局虽然结束了“百花齐放”的学术态势，但是稳定的政治也为出版业和教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中华教育界》继陈启天后，又有孙承光、倪文宙担任主编，对杂志影响比较大的人事还有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在他们的努力下，杂志从十八卷开始逐渐走出低谷，并于二十卷七期对杂志重新厘定:

性质上，“《中华教育界》是极普通极广泛，包罗教育学术全部的一种刊物，”

原则上，“不能盲目于根本改造中国教育的要求，通过暴露事实，引起注意，积极主张的文字，为中国教育商定客观适切的原则论和目的论。”

方法上，“近今教育研究，已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而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法则。即凡有价值的教育文字，必能排除学院派的气味，而多从实验室和学校实施上体验研究出来。”

编者承认中国各级学校中知识教育效率日趋低下，但认为知识教育的问题，当以品格训练为依据。鉴于近日蒙辱受侮的国势，提出“国民品格、国民道德的训练更应在教育全部过程中占极重要的地位”，呼吁日后“教育者多多发表激励性的文字，对中国教育的批评不要过于犀利。”

舒新城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出版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舒新城是极具创新精神的开拓者和探索者，他在学制改革、中学课程改革、中学选科制、学生自治模式等领域都有突出成绩。他担任过教师，参与了新教育运动，对欧美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论进行宣传和实验。新教育失败后，他批评中国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政治者“高谈中国教育改造，却不留意＇所以如此＇的历史。”他指出，“教育是社会中的一分子，研究教育须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入手，才能了解中国教育的现状。”1930年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并任编辑所所长。《中华教育界》作为中华书局的杂志隶属于编辑所，因此舒新城不但以教育家的身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更可以把其教育思想和理念投入进去。舒新城曾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与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

倪文宙是1932年进入中华书局，任《中华教育界》编辑，得到陈子明先生的帮助，同时主编《新中华》。他回忆:“在编辑中有一个较有利的情况，是由于我所学偏于教育学方面，于教育学的学者们联系较多，因此征稿较容易。如谢循初、常导直、邰爽秋、高觉敷等教授，都肯写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文章。”

《中华教育界》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期刊，在尊重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中华教育界》不仅是教育变革的记录者，同时还以自己的影响力对教育变革进行引导。不但为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及各种教育书籍的出版积累材料，为中华书局参与研究教育及其他有志于教育的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他的这种引导作用一方面通过自身杂志的宗旨、内容的演变来实现，另一方面是在杂志主编的策划组织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刊发专号，围绕某一热点，约请专家撰稿，借此来谋求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解决。《中华教育界》总共以专号形式刊发的就有三十五期，占总期数的八分之一。尤其三十年代刊行的专号，诸如《中国教育出路号》《国联教育考察团》《日本教育号》(上、下)《乡村运动与乡村教育号》《教育改造号》《普及教育专号》等，这体现了编辑者对当时教育现状和未来教育态势的敏感和把握，有着十分鲜明的编辑自主意识和文化引导意识，对中国教育的改造有着积极的作用。

17．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1期，1924(7)

18．陈启天．本杂志的新希望．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1期，1924(7)

19．中华教育界社谨启．本志特别启事四则．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12期，1925(6)

20．曹刍．本刊今后之使命．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期，1926(7)

21．中华教育界社．本志十七卷编制改组计划．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0期，1927(4)

22．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3．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二条，转引黄金麟．革命与反革命——“清党”再思考．新史学，第11卷第1期，2000(3)，第125页

24．范云龙．今日研究教育者应有的觉悟和认识．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2期，1931(8)

25．编者．新年卷头语．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7期，1933(1)

26．同上

27．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第371页。

28．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1，第78页。

29．倪文宙．埋头编辑的五年．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1，第108页

【注释】

(1)《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1)

(2)编者．本社编辑凡例，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7期，1916(7)

(3)顾树森．蒙铁梭利女史新教育法，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20期，191(8)

(4)陆费逵．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收入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19页

(5)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1月，收入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47页

(6)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中华教育界．1914年1月，收入吕达主编《陆费逵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第149页

(7)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第73页

(8)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中华书局编辑部．回忆中华书局，第74页

(9)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第39页

(10)中华教育界社．本杂志大革新．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1期，1920(7)

(11)同上

(12)陈启天．孟罗博士与中国教育．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5期，1921年12月

(13)周其厚．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中华书局，2007，第29页

(14)陈启天．孟罗博士与中国教育．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5期，1921(12)

(15)陈启天．刊行道尔顿制批评号旨趣．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5期，1925(11)

(16)舒新城．今后的中国道尔顿制．中华教育界，15卷第5期，192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