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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进取的团队

时间:2022-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次日上午,我们浙大来的一行人便持省教育厅介绍信去江工报到。我和杨国泰被分到锻压教研组。早期的江工锻压组成员就是我们三人。不久,何成宏老师也回到锻压组。这样,到1962年下半年江工锻压组的教师队伍就基本形成了。锻压组在这方面具有集体优势。而清华锻压是学苏联的,因此江工锻压实际上采用的也是苏联模式。锻压组总是选择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工厂作实习地点。锻压组对实习的重视是一贯的。

勤奋进取的团队——回忆在江工锻压教研组工作的日子

杨淳朴

1960年9月,我从浙江大学冶金系金属压力加工(轧钢)专业毕业分配来江西,9月上旬,同来的有六七位同学到昌,暂住丁公路南头的省民政厅招待所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多星期,消息传来,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都派往江西工学院当教师。当天,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杨国泰即来招待所找我,告诉我他也被派去江工。次日上午,我们浙大来的一行人便持省教育厅介绍信去江工报到。

江西工学院是1958年新建的工科大学,还处于初创阶段。校址在南昌城东的谢家村。教学楼和师生宿舍等正在建设中,周围还是一片农田。江西高校原来是有工科的,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被莫名其妙地搞没了,这对于江西的工业建设极为不利。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和发展本省经济的需要,江西省决定重新创办一所工科大学,培养工业技术人才,江西工学院于是就应运而生了。江工初期只设立机械电机化工、土建四个最基本的系,各系也只设立最基本的专业;机械系就只设立机制、铸造、锻压三个专业。我和杨国泰被分到锻压教研组。教研组的负责人是清华大学锻压专业1959年毕业的包忠诩老师。

早期的江工锻压组成员就是我们三人。与包老师同期从清华锻压专业毕业来江工的还有一位何成宏老师,此时他因支援基础课教学还在制图组教课,暂未到锻压组来。江工的领导深知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除了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用青年教师(助教级)外,还大力在全国高校中物色和罗致学有所长、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教师(讲师级以上)来院充任教学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1961—1962年,锻压组先后请来三位讲师(现在教授已经多得不算稀罕,那时的讲师是很难得、很受尊重的)。从南京航院来了顾继虎、刘汉炎老师,从清华大学来了林治平老师。顾老师早年留美,擅长冲压工艺。刘老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熟悉锻造工艺。林治平老师是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锻压专业的副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博士与硕士之间),擅长压力加工原理和塑性力学。林老师不仅专业水平高,政治上也很强。后来担任南昌大学并校后首任校长的潘际銮院士就是由林老师介绍入党的。不久,何成宏老师也回到锻压组。这样,到1962年下半年江工锻压组的教师队伍就基本形成了。顾老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研组长,后来的教研组领导长期由林、包二位担任。专业教研组的教学工作环节多,头绪多,任务繁重。光靠中年教师远远不够。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必须学会独当一面,挑大梁干重活。包忠诩与刘汉炎老师轮流担任锻造工艺方面的教学工作,何成宏、杨国泰和我合力承担锻压设备(锤、水压机、曲柄压机、加热炉)方面的教学工作。就这样,我们这个中青结合的七八个人的团队就把锻压专业的全部专业教学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了。

60年代初正值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内普遍物资短缺,食物匮乏。生活十分艰苦,肚子总是吃不饱。住宿条件亦较差,助教三个人一间房,难免互有干扰,更谈不上什么个人隐私。好在大家都很清贫,身无长物,挤也挤得下。但是那时的青年人胸怀理想,富有朝气、乐于奋斗,倒也不觉得很苦。如饥似渴地读书,拼命求知识。一心要尽快掌握拟教课程,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整个教研组都十分敬业,力求在全国同行中不落于人后。我们努力收集国内各院校锻压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大纲、教材、实验指示书、实习大纲,认真学习,钻深吃透,结合实际制订出江工锻压组自己的东西。我个人就去过上海交大、华中工学院、西安交大、西北工大、合肥工大等院校取经。

教研组很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我和国泰是轧钢专业转过来的,在锻压方面有所欠缺,需要填平补齐,因此组里积极安排我们跟班听课,听顾老师上冲压课,听刘老师上锻造课。组里还设法送我们去兄弟院校进修。我去的是合肥工大(因安排上的问题,未完成),国泰去的是华中工学院。

为了及时了解本专业的技术前沿,教给学生最新最活的知识,工科专业教师应当掌握外语这个工具。锻压组在这方面具有集体优势。林、顾、刘三位老师当然不成问题,就连我们几个20多岁的青年教师外语基础也都不错。当时江工领导定了一个有远见的政策:凡讲师以下的青年教师都要参加外语过关考试,不及格不能升职。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全院青年教师刻苦攻读外语,对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起了很好的作用。锻压组的青年教师在这方面表现出色,基本上都顺利通过了第一批过关考试。普遍做到熟练掌握两门以上外语(俄、英),个别人熟练掌握三门外语(俄、英、日)。这就为当前教学和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梅花香自苦寒来,锻压教研组青年教师在外语上的突出成绩,完全出自他们的发愤苦读。

由于教师主力来自清华,江工锻压专业的办学模式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清华印记。而清华锻压是学苏联的,因此江工锻压实际上采用的也是苏联模式。我始终认为以培养工程师为目标的苏联工科教学大部分是合理的,可取的。江工锻压组特别注重实验、实习、设计等实践环节,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事实证明:江工锻压专业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吃苦耐劳,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是合格的工程师,很受用人单位欢迎。

为了勤俭节约地建设实验室,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包括搬运机器、安装设备,搭建简易车间。为了及时按大纲要求开出压力加工原理和锻造工艺实验,老师们不辞辛劳,不怕有害气体,自己动手锯切铅锭,熔化铅块,浇铸铅坯,加工试样。

实习是工科教学中的重要环节。锻压组总是选择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工厂作实习地点。选派得力教师担任领队和指导。当时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获得普遍认同,各地的工厂企业都自觉地向高校的实习开放。这与现今出现的工科大学学生实习难的现象对比,真让人感叹不已。那时,像洛阳拖拉机厂、第二汽车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华通开关厂、上海重机厂、上海自行车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等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都是江工锻压专业学生常去的实习基地。厂方把安排实习列为生产任务,不仅不收费用,而且帮助解决住宿,补贴伙食,提供劳保用品,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教育上的优越性,至今让人怀念。

锻压组对实习的重视是一贯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也不放松。“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刚提出,锻压组就积极行动起来,在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天,先后组织67级、68级两届学生到上海和洛阳实习,这两次实习我都有幸参加指导;由于内容丰富,安排得当,学生收获很大,反映很好,不仅使学生增长了知识和才干,而且增进了师生间的了解和情谊。

锻压教研组十分重视设计环节,认为这是工程师训练的关键。课程设计要求准确应用课堂上学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毕业设计提倡真刀真枪,从生产实际中选题,设计成果力争用于生产。例如,1966年上半年,锻压66级一个学生小组就选择南昌齿轮厂的伞齿轮精锻作为毕业设计题目,由林老师和我指导。设计成果在生产中得到了应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工作单位后比较容易进入角色。

从1960年到1966年的六年间,江工锻压专业从筹建到粗具规模正常运转,走过了艰辛的但也是愉快的创业历程。“文化大革命”动乱,使锻压组的工作陷于停顿。锻压组同仁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但头脑始终清醒,不跟风、不起哄、不内斗,搀扶着走过艰难岁月。1968年秋,教研组同仁全部分头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同仁们也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养精蓄锐,准备迎接春天。

1973年初,停办了四年的江西工学院复校,下放农村的教师陆续被召回,锻压教研组也开始恢复活动。当年夏天,林治平老师率领包忠诩、我以及从本院锻压专业首届毕业生中留校的王海才,一行四人去湘、鄂、陕、晋、鲁等省相关高校作调研联络之旅,先后走访了中南矿冶学院、华中工学院、西安交大、西北工大、太原工学院、山东工学院等学校,把中断了多年的联系接上,把各校锻压专业恢复和发展情况和想法摸清楚。出访回来后,大家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随着老师们的接连归队,锻压教研组恢复了正常工作,紧张地完成了三届工农兵学员的教学任务。1976年秋天,十年动乱结束。江工锻压专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年的青年教师也步入中年,专业知识、教学经验日渐丰富,开始谋划新的人生目标,力求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当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当务之急。我和何成宏老师合作从俄文、日文、英文杂志上翻译了几十篇共百余万字的锻压新技术资料,在国内锻压专业刊物上发表。那时条件仍然很艰苦,连电风扇都没有。夏日炎炎,挥汗如雨,赤膊上阵。有时一天能译出四五千字。这份工作持续了好几年。《锻压机械》的编辑到江工走访,了解情况后,深受感动地说:“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翻译者的工作条件竟这么艰苦!”

后来,江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办起了我省自己译介国外先进制造技术的刊物《国外金属加工》,我兼任这个刊物的副总编辑,负责编选审校。锻压教研组的何成宏、包忠诩等老师经常为其供稿。这一段锻压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不仅对当时锻压技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而且也为锻压组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职称评定工作重新开展,何成宏和我首批摘去戴了20年的助教帽子,晋升为讲师(包忠诩已于“文化大革命”前晋升讲师)。80年代初林治平老师首批晋升为副教授,不久后,包、何和我三人亦成为副教授。加上在哈工大获得硕士学位的卢险峰、周天瑞先后来锻压教研组任教,至此,江工锻压组的成员结构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锻压组的工作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教学与科研并举,科研工作全面展开,各个教学小组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科研课题。由何成宏、杨国泰和我组成的锻压设备小组在70年代后期就选择锻压设备隔振作为研究方向,积极筹备,蓄势待发。这项研究得到一机部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成为我省的重点科研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取得众多科研成果和发表众多论文的基础上,江工锻压组在省内首批获得硕士生培养点资格;几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在省内首批获得博士生培养点的殊荣。

1983年秋,按照中央的政策,省里在高校推行机构改革,江工领导班子完成了新老交替,一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干部开始走上领导岗位。1984年春天,我离开锻压组到系里任副主任,同年秋改任科研处处长。1986年3月奉调去省科委任职。此后同时担任省科委和省科学院主要领导职务达十余年之久。

我在江工锻压组前后工作了26年(含下放4年),从内心感到这是一个团结互助的温暖的集体,是一个勤奋务实充满进取精神的团队。我长期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成长。我对这个团队充满了怀念和感激之情。

(杨淳朴,原江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省科学院原院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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