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学校规模的超常增长和回落

3.1.3　民国后期学校规模的超常增长和回落

在民国后期（1937—1949）的大部分时间里，浙西南山区的初、中等教育都得到了发展，中、小学校规模扩充，青少年儿童的入学比例提高。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战时”（1937年至1945年8月）和“战后”（1945年8月至1949年四五月间）两个阶段。

在“战时”阶段，随着战局的变化浙江省政府各机关以及重要企事业单位先后内迁到浙西南山区，丽水、云和先后成为临时省会；各级各类原来办在浙北、浙东、浙中的学校也先后内迁到这一区域，由此该区域成为抗战8年中浙江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同时伴随着外来人口的流入，浙西南山区人口总量明显增长^[5]。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教育需求以及维持浙江教育的水平，浙西南各县以及各内迁机构又积极创办新的学校；再加上1940年后国民教育制度的实施，种种因素都刺激了浙西南山区这一时期办学规模的超常增长，当地青少年儿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水平达到民国时期的顶峰。

在“战后”阶段，首先是外来机构和学校纷纷复员，这导致浙西南山区中、高等教育规模一时间急速回落，本地学生面临失学之虞。当地人士积极利用各种遗留资源创办或者扩充学校，从而使战后本地的中等教育规模略有增长。牵涉面最广的初等教育事业则在战后各县的发展中很不平衡，有些县份规模继续扩大，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值，有些县份则日渐萎缩。到1949年春夏政权更迭之际，浙西南各县大批小学停办，初等教育事业一时跌入低谷。

3.1.3.1　“战时”浙西南山区的外来学校

浙西南山区的地理特点在和平时期不利于地方经济建设，但是在战争期间却是极佳的后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迁入浙西南山区，一批外地学校也迁入该区域，同时各种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也在浙西南的驻地新办一些学校。除了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之外，这两类学校统称为“外来学校”。

战时学校的内迁和新建与战局变化直接相关。根据浙江境内爆发的大战役，外来学校在浙西南山区的办学情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到1941年。1937年11月，日军入侵杭嘉湖地区，到年底这一带的重要城镇相继沦陷。战火迫使这一区域的省立中等学校撤往浙西南山区。另外，由于省内几所高校纷纷外迁它省，为了使不能远赴他省求学的青年仍能继续深造，1938年浙江省政府决定筹建省立战时大学，后来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又改名省立英士大学，并于1939年10月在丽水和松阳两地开学，首届学生171人^［19］46。此外，还有一些私立学校也内迁到浙西南继续办学，一些内迁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则在驻地办起了子弟学校。第二阶段为1941年至1946年。1941年和1942年，日军先后发起浙东战役和浙赣战役，浙东、浙中和浙南重要城镇相继沦陷，有14所省立中等学校被迫搬迁，另有少数学校被迫暂时停办^［20］5。此期间又有不少私立中学迁入浙西南山区继续办学，一些内迁的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继续在驻地创办子弟学校（详见表3.3）。

表3.3　抗日战争期间浙西南山区外来学校概况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资料来源：［3］597－601；［21］14，18；［22］1－2。另据相关地方的教育志、文史资料选辑，以及《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1991）、《浙江省教育志》（2004）等文献补充完善。

以上表可见，抗战期间浙西南山区总计有52所外来学校（高校3所、各类中等学校29所、小学17所、其他3所），其中从外地迁入的29所（高校1所、中等学校22所、小学5所、其他1所），外地迁入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新办的23所（高校2所、中等学校7所、小学12所、其他2所）。

对于抗战期间的浙西南山区教育事业而言，外来学校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首先，外来学校丰富了浙西南山区的办学层次。

战前浙西南山区的最高学府仅为省立处州初级中学。抗战全面爆发后，各种外来学校使浙西南山区的学校层次极大地丰富起来。其中3所高校的出现是浙西南山区前所未有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又在龙泉当地长期办学，成为当时整个浙江省的“教育重镇”。29所各类中等学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前浙西南山区中等教育发展缓慢的局面，为当地青少年创造了难得的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当时浙西南的丽水、云和、龙泉、松阳、缙云5县都曾出现过大、中、小学门类齐全的盛况。特别是丽水，省立处州中学于1938年秋季开始增办高中部，为浙西南第一所完全中学；同年暑期英士大学开始筹办，并于次年开学，从此丽水有了高等学校；此外，当时先后有11所各级各类内迁学校设于丽水。1944年《浙江教育》载文称：“当时之丽水，教育文化机关及民众教育的推进为全省之冠”^［7］3。

其次，外来学校帮助浙西南各县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办学规模。

浙西南山区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制约着优秀师资的引进，但是抗战爆发后随着全省政治、文化中心的迁入，大批文化教育界的优秀人才也涌入了浙西南，使这一区域一度出现了名师云集的盛况。比如，曾在处州中学执教的有胡伦清，王季思、吕漠野、吴梦非等，曾在联师执教的有蒋伯潜、俞子夷、刘质平、姜丹书、顾西林，另外还有周百皆、罗绳武、赵迨今、周天初、祝其乐、唐兆祥、袁恒初、张同光等均到联师任过教。联高校长崔东伯是著名数学教师，联师校长徐旭东是名教育家，高商校长张之桢是商科教育专家，私立大陆测量学校校长蒋一德是测量专家。这些名家在过去都是不可能出现在浙西南山区的^{［7］3，454}。这些优秀师资除了在各外来学校执教外，往往还会应聘当地学校或协助地方政府创办新学校。云和简易师范的创办依靠的就是外地教师，如唐文梓、杭苇、陈怀白、蒋伯潜、俞子夷、沈寿金等，都是抗战时期来到云和的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9］182。

在外来学校的帮助下，浙西南山区各县也积极创办或提升当地学校。比如，松阳县在1939年为解决来自沦陷区学生继续求学的问题创办了私立国强战时初中补习学校，招收4个班的学生。同年，该县的县立初级中学也扩大招生，学生来自浙江、台湾、河北、湖南、江西、广西等6省23县。抗战期间，英士大学农学院、湘湖师范、浙江战时第二儿童保育院等在该县办学多年，特别是湘湖师范在当地有口皆碑。在湘湖师范办学精神鼓舞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私立俭公中学和县立简易师范相继创办。由此，一个10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学校齐全^{［10］2，75}。又如，青田县在1939年4月创办战时初中补习学校，1944年县立海口初级中学创办；加上原有的私立阜山初级中学、迁入该县的省立温州中学和新建的省立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分部，到1944年全县有2所省立中学和3所县属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学最多的一年^{［2］29－31}。另外，从1938年秋季开始，丽水的处州中学开始增办高中部，成为一所完全中学^［7］3；缙云县仙都中学也在1944年春增办高中，成为该县第一所完全中学^［8］109。

再次，外来学校提高了当地青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水平。

办学层次的增多和学校数量的增长必然会增加当地青少年儿童的求学机会。外地迁入的学校在保证原有学生能继续求学的同时，积极面向当地招生。比如，1942年到1945年间，云和县成为临时省会，迁入的教育机构有英士大学、建国中学、杭州高工、临时联师等13所。这使云和当地的青少年有机会进入这些水平较高的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同时，由于各省属机关在战乱中许多职员流散，又使云和当地一批受过教育的青年有机会被大量吸纳进政府机关^［23］64。又如景宁县，1942年7月省教育厅从丽水迁来，省立临时联合初中、湘湖师范、绍兴私立稽山中学也随后来到该县。这三所内迁学校为这个没有中学的偏远小县青少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入学机会，中学生骤增1000余人。其中，绍兴私立稽山中学迁到该县预章村后，当年即向该县招收了初中新生84名；到1945年该校迁回绍兴时，3年为景宁县培养了250余名中学毕业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也培养了140余名景宁籍中学生^{［15］2，133－134，171}。而湘湖师范学校于1943年迁到景宁县道化村，1944年春、秋两届就招收了100余名景宁籍学生。据当年的学生回忆，“记得我们班里就有30多位同学是沙湾、标溪、东坑、鹤溪、北溪、上标、大地等乡村来的”。湘湖师范良好的教育质量，加上“读师范吃饭不用钱”的待遇，对贫寒的乡村子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求学好机会，当地学子甚至说：“要不是抗战、逃难，我们这些穷孩子哪能进湘师的大门啊！”道化村传颂的一句白话诗真切地反映了这些内迁学校的办学功绩和当地人的感激之情——“湘湖迁道化，造化景宁人”^［5］262。在其他县，外来学校如省立锦堂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建国中学、晓声学园、私立杭州树范中学龙泉分部、私立杭州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等都招收过数量不等的当地学生。

当然，外来学校招收当地学生尚不是提高该区域民众受教育机会的主要力量，它们带来的主要是一种示范推动作用。当地学校在种种条件下教育规模的扩展和质量的提高，才是民众增加受教育机会的主要原因。

3.1.3.2　“战时”浙西南各县学校教育规模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强调在战时环境下依然要努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1940年后实施的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浙西南山区各县的学校规模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影响了战后这一区域的教育事业格局。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8月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浙西南山区10县的初、中等教育办学规模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详见表3.4）。

表3.4　抗日战争前后浙西南山区各县初、中等教育办学规模比较表

单位：所（学校），人（学生）

资料来源：［2］6－9，19，29－30；［3］97，600；［7］48，138，453－462；［8］4－5，48－49，97，109－110；［9］11－12，72，77，330－332；［10］1，10－12，45，107，109；［12］1－2，38，102，110－113；［13］40－41，45，84，281；［14］58，94；［15］133－134，170－172，183；［24］9－10，43。

说明：1.之所以1945年要具体到8月，是因为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外来学校的复员速度非常快，9月份的情况即有所变化。2.凡是数据前出现“＞”符号的，是指统计数据不全，但至少超过表中数据。凡是出现“≈”符号的，则是指统计数据不完全是当年数据，有些学校采用的是邻近年份的数据。3.缙云县1936年初等学校的学生数采用的是1932年的数据；青田县1936年中等学校的学生数采用的是1935年的数据，1945年本地中等学校的学生数采用的是1943年的数据；庆元县1936年初等学校数和学生数均为1937年数据；景宁县1936年的初等学校数和学生数均为1933年的数据。

据统计，到1945年8月，浙西南山区10县共有2053所小学，其中本地小学2039所、约103547名在校学生，另有14所外来小学。各类中等学校共有41所，本地19所（普通中学10所，简易师范学校9所），其中的16所共有不少于3061名在校学生；另有22所外来中等学校（普通中学14所，师范学校4所，职业技术学校4所），其中的15所共有不少于5254名在校学生，并招收了不少于800人的当地学生^[6]。这41所中等学校的类型和在各县的分布见表3.5所示。

表3.5　浙西南山区各县1945年8月中等学校数量分布表

单位：所

资料来源同表3.4。

3.1.3.3　“战后”学校资源整合与规模变化

抗战胜利后，外地迁入浙西南山区机构和人员纷纷复员离去，浙西南山区的人口规模从1941年的峰值1442403人下降到1945年的1280884人，人口缩减了16万余人^{［17］69；［18］93}。由于外来学校复员或者停办，一时间浙西南山区的学校数量出现回落。特别是中等学校，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在浙西南境内10县办学的41所中等学校中外来学校就有22所。这些学校的离去或解散导致中等学校数量大幅下降，在其中就读的当地学生也面临失学之虞。另外，外来人口的离去也使少数当地学校的生源萎缩，面临危机。比如创办于1932年的青田私立阜山初级中学，抗战爆发后外来生源逐步增多，1940年后班级由6个增加到11个且每班名额饱和；附属小学也由100多人上升到300多人，学校进入全盛时期。而抗战胜利后大批机关复员，学生也随家长离去，在校学生由500人降到300人左右，办学形势急转直下^{［5］243－244}。

上述情况既是压力，也是机会。政府和文教界人士纷纷设法整合遗留资源创办新学校或改善办学条件，以维持教育水平。比如，1945年省教育厅决定利用省政府在云和县瓦窑村留下的一批较好建筑创办省立处州师范学校，以容纳原在省立临时联合师范、湘湖师范、锦堂师范等学校求学的当地学生，并将原省立浙东第二临时中学解散后并入该校^{［5］149－151}。又如私立杭州安定中学在1945年迁回杭州后，为数最多的缙云籍学生无法跟随学校继续求学，于是当地人士利用安定中学留下的校产创办了安定中学分校初中部，次年改办为缙云县立初中壶镇分部，容纳5个班、150名学生。到1947年，省教育厅批准该校改办为缙云县私立崇正初级中学，规模扩大到7个班、302名学生^{［8］109，139}。实际上在抗战胜利前，一些地方人士就已经意识到外来学校终会离去，所以也有早作打算的。比如松阳的叶芳在1942年时就开始筹划私立俭公中学，得到了湘湖师范校长金海观的大力支持，介绍湘师推广教育部主任孔祥明任俭公中学校长，学校也在1944年顺利开学^［5］218。

经过战后的调整，浙西南山区境内中等学校数量固然无法恢复到抗战时期的水平，但是本地学校的规模还是得到了扩大。普通中学方面，战后浙西南山区有4个县增设了4所私立中学，到1949年4月共有14所，在校学生总数4187人。中等师范学校方面，省立处州师范学校和丽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创办使数量从9所增加到11所。中等职业学校方面，1946年2月旧处属联立农工职业学校在丽水县城内创办，次年该校迁到松阳县西屏镇原省农业改进所办学，1948年7月改名为省立处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从此浙西南山区有了第一所省立职业学校。另外1948年省立处州医院创办了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7]［7］206，274－275}。总计到1949年4月解放前夕，浙西南10县共有中等学校27所、约6372人，其中：普通中学14所（3所完中，11所初中），约4187人；师范学校11所（1所省立师范，10所县立简易师范），约2105人；职业技术学校2所，不少于80人^{［3］157，274－275，240－241}，比1945年8月的19所增加了8所，在校学生数至少扩大了1倍，而且在职业技术类学校方面填补了空白。各县具体的学校数量变化见表3.6所示。

表3.6　浙西南山区各县1945年8月与1949年6月中等学校数量比较表

单位：所

资料来源：［3］157，274－275，240－241。

初等学校方面，浙西南山区10县的主体还是各县自办的2039所学校，外来小学只有14所，所以抗战胜利之初外来学校复员所造成的影响很小。1946年，浙西南山区各县（宣平县不详）合计有学校1981所，其中：210个乡镇中有中心国民学校262所，2363个保中有保国民学校1674所，另有其他学校45所；在校学生有儿童99784人，成年男女29274人^［3］97。但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统区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到1949年春夏政权更迭之际，浙西南各县很多小学停课关门，初等学校规模呈明显回落趋势（见表3.7）。

表3.7　浙西南山区各县1945年与1949年初等教育规模比较表

单位：所（学校），人（在校小学生），%（比1945年增）

资料来源：［3］97。

说明：1.本表不含宣平县。2.1945年缙云县的学校数、学生数和庆元县的学生数不详，本表采用的是1946年的数据。

从上表可见，到1949年浙西南山区多数县份的初等教育规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这与1949年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冲击密不可分，而且小学多数为乡镇村庄所办，经济基础较差，比中等学校更容易受时局影响。另外，1947年各县都经历了一次乡镇整编，在整编过程中也借机对各乡镇中心学校、保国民学校、私立小学进行了整顿，一些办学基金不足、设备不充实的学校就无法被政府核准从而继续招生办学了。如此以来，多数县的学校数量都出现了小规模下降。

当然，从1945—1949年的发展轨迹来看，并不是每个县都呈直线下降趋势，像丽水、青田、云和、松阳、庆元5县初等教育在整个民国时期的发展高峰反而出现在战后的1946—1948年间（见表3.8）。

表3.8　浙西南山区5县1945—1948年初等教育规模变化表

单位：所（学校），人（学生），%（入学率）

①丽水县1945年和1946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4—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48585人、119209人、118209人、118888人、119958人。1944年的学龄儿童为19129人，占人口总数的12.8%^［2］75。如按此比例推算，则1945—1948年丽水县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5259人、15131人、15219人、15355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两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5年和1946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54.5%和62.0%。

②云和县1946年和1947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5—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69337人、62085人、61150人、61565人^［26］60。1945年和1948年全县学龄儿童分别为10185人和11008人，分别占这两年人口总数的14.7%和17.9%，两者的平均值是16.3%。按照这一比例计算，1946年和1947年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0119人和9967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两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6年和1947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57.9%和59.8%。

③松阳县1946—1948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5—194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20085人、113999人、112262人、119658人^{［27］68－69}。该县1945年有学龄儿童13996人，占全县总人口数120085人11.7%的比例。根据这一比例计算，则1946—1948年松阳县的学龄儿童数分别约为13338人、13135人、14000人。由此根据已知的这3年入学儿童数，我们可以大致得出1946—1948年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分别约为75.5%、77.9%和51.6%。

续表

资料来源：［2］19；［7］48；［9］72，77，104－105；［10］45，60；［14］58。

①庆元县1946年和1948年的入学率是推算出来的。该县1947年学龄儿童总数为15650人^［28］8。如按照这一数据推算，则1946年该县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60.1%，此后1947年（54%）、1948年（56%）均未超过这一数值。

从表3.8可见，庆元县初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高峰出现在1946年；青田县、云和县和松阳县都在1947年达到办学规模的最高峰；丽水县到1948年时，全县有小学217所，达到民国时期丽水县初等教育发展的最高年份^［7］48。

3.1.3.4　本期小结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乡村民众而言，都是一场灾难。然而，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抗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也激发起了民众空前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对于某些社会事业或某些区域而言还是有所发展。比如全国的学校教育事业规模在抗战结束后反而比战前有所发展^[8]。又如浙江省的中等教育事业，战前全省有普通中学83所、师范学校11所、职业学校20所，共计114所；1946年全省计有省立中学13所、省立师范11所、省立职业学校7所、县立中学51所、县立职业学校4所、县立简易师范及师范67所、私立中学60所、私立职业学校9所、私立补习中学6所，共计228所，较之战前刚好翻了一番^{［30］6，8}。考虑到8年抗战中艰苦的办学环境，虽然在办学质量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学校数量确实有快速增长，因而从总体上看仍是在发展的。这种发展是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环境中实现的，而实现的条件之一就是有一个大致稳定的后方。对于战时的浙江教育事业来说，浙西南山区就是其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后方。而后方的重要地位，则促进了浙西南山区在抗战期间学校规模的大发展。

浙西南山区1945年的初、中等教育规模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数量增长非常明显。从表3.4可见，初等教育方面1936年前后浙西南山区10县约有1154所小学，在校学生数约为52852人；而到1945年时则有2039所本地小学、约103547名在校学生，分别是1936年的1.8倍和2.0倍，规模将近翻了一番。办学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学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根据已有数据，我们把1945年6县的入学率与1932年做比较，当能获得一个直观印象（见表3.9）。

表3.9　浙西南山区6县1932年与194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比较表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表3.2浙西南各县1932年度学龄儿童入学、失学统计表”和“表3.8浙西南山区5县1945—1948年初等教育规模变化表”整合而成。遂昌县1945年的数据来自［12］38，景宁县1945年的数据来自［15］91。

中等教育方面则可称得上实现了飞跃。战前浙西南的中等教育比较落后，1936年10个县仅有4所初级中学。到1945年8月各县本地办的学校就有19所，数量增长了4.8倍；战前的4所学校分布在4个县，而战后10个县均有至少1所，其中缙云和松阳两县最多，各有4所；而且有了第1所完全中学、9所简易师范学校。

与全省情况横向比较来看，1945年全省共计有小学16004所，在校学生1008028人，在校儿童约占全省适龄儿童总数的46.78%^［4］208。浙西南10县有2039所小学（不含外来学校），占全省总数的12.7%，约103547名在校学生，占全省总数的10.3%，均比1936年的7%和4.5%有明显提高。而且从已知的6个县1945年适龄儿童入学率来看，有4个县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中等学校方面，1945年全省有213所中等学校^{［4］280，389，584}，浙西南境内的41所中等学校约占全省总数的19.2%，而其中的19所本地学校也占全省总数的8.9%，与1936年的4.8%相比也有明显提高。

另外，浙西南中等教育的发展不但提高了这一区域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而且对于全省中等学校布局的合理化也有积极意义。战前浙江省的中等学校基本集中在浙北、浙东和浙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多数偏僻县份中等教育极其落后。1934年全省75个县市中有35个没有中学（占全省县市数的46%），而杭州市的中学数则占全省中学数的27%^［21］29。这种情况对全省中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很不利。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北、浙东、浙中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学校大批迁移到日伪势力不及的偏僻山区，从而提高了浙西南山区的办学水平。到1944年，全浙江省没有中学的县份减少到了8个，仅占全省县市数的13%，浙西南10县则均已有1所以上的中等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西南山区的中等教育虽然因为外来学校的离去而规模骤降，但是本地学校数量仍有增加，到1949年上半年，浙西南10县共有中等学校27所、约6372人；学校数比1936年增加了6.8倍，比1945年也增长了1.4倍；在校学生数则比1945年至少增加了1倍；而且在职业技术类学校方面填补了空白，有了两所学校。从横向比较来看，到1949年上半年全省共有各类中等学校约302所^{［4］282，391，585－589}，浙西南山区有27所，占到总数的8.9%，与1945年持平。战后的初等教育规模则波动较大，受解放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冲击，到1949年上半年浙西南山区各县（宣平县不详）的规模比1945年时有明显回落，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减少了15.4%和25.8%，但是比1936年的1154所小学和52852名在校学生依然均高出约1.4倍。而且到1948年底之前，丽水、青田、云和、松阳、庆元5县的办学规模还达到过民国时期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