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我活动中的求真与向善

第四节　己我活动中的求真与向善

自己与自己对话活动，是对话的高级形态，哲学家就经常处于自我对话状态之中。其实，自我对话并不神秘，并不是哲学家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都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对话。语文教学中的自我对话活动就是学生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阅读心得与自己原有的思想实际或情感体验发生碰撞，进而对文本产生或顺应同化或矛盾疑问的过程，也就是学生自我思考、自我反思的过程，是在深刻理解文本之后所作的思维整理和理性思考，它是由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一、注重己我活动的特点，力求真实

1.自我对话的封闭性使得己我活动形式具有“私房话”式的私密性

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有些话可以对他人讲，而有些话只能对自己说，这些似乎是人际交往的常识。如果出现错位，要么出现尴尬，要么达不到对话的真正目的。文本阅读教学中的己我对话就属于自己与自己的私密交流，或属于很小范围内的“私房话”，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排他性，不宜当众宣讲，更难组织讨论。有些对话活动必须在他自认为安全的、私密的环境之下才能真实地进行，一味地要求公开，那只能使本应真实朴实的对话活动变得虚假而冠冕堂皇。

如《丑小鸭》一文，课文讲解后，教师让学生谈学习感受。一个学生说：“丑小鸭因为长得丑，所以谁都欺负他，受到咬、啄、讨厌、讥笑、被追赶等遭遇。有时我也会因为同学长得丑、成绩差和家里穷而看不起同学。学了这篇课文后，我感到，人不能有喜美厌丑、嫌贫爱富的思想，应该向那位把趴在冰上冻僵的丑小鸭带回家的农夫学习。要有怜悯心，要尊重别人、帮助别人”……

好一个“人不能有喜美厌丑、嫌贫爱富的思想”！在这里，学生对文本主旨的理解不能说不准确，学生自己的感受也不能说不深刻。但你不得不承认，学生没有说出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把自己复杂的心理活动的过程，或许还有一些“做得说不得”的想法公之于众。“喜美厌丑，嫌贫爱富”那是人的天性和本性，短短的一节课，区区的一篇文章，就能使得学生脱胎换骨，铲除“喜美厌丑、嫌贫爱富”的思想？再说，他真的就认为“喜美厌丑、嫌贫爱富”是那么不堪入目吗？显然，学生在应付，在说一些他认为在公开场合应该说的“体面话”，而不是他对自己这个私人空间说的“体己话”。我们经常可以在课堂上听到诸如此类的“心里话”。体己话演变成体面话，实在是自我对话活动中的一种悲哀。出现这种状况，到底是教师问了不该问的，还是学生没有说出他该说的？有一篇文章说得好：人创造了门，也创造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所有生活。关上门就有两个世界，里边的属于你，外边的属于大家；敞开门，两个世界融为一体，你属于世界，世界属于你。该关上的时候不关，你就显不出个性；不该关上的时候关上，世界因你而残缺。门是形式，开与关是内容，是技巧，也是学问。

不知我们教师是否具备了这种开“门”、关“门”的智慧与技巧？有时，贸然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尴尬的是推门者而不是里面的人。

2.己我对话的差异性使得活动内容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

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的生命也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私密的己我对话，就具有极强的个性色彩。同一文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同一种行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正如鲁迅所说：“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比如莫泊桑的《项链》，你也许会关注玛蒂尔德的命运，想象玛蒂尔德无数的生活可能，感叹世态的无常；你也许会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命运，来思考小说的主旨，走出小说去关照自己的生活现实。也许他不关注这些，他所感兴趣的也许是旁人所忽略的细枝末节，比如路瓦栽为什么要给妻子参加舞会的机会，当玛蒂尔德在翩翩起舞之时，路瓦栽的内心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路瓦栽到底是喜欢娇滴滴的玛蒂尔德小姐还是更乐意接受会过日子的路瓦栽夫人……在一些人眼中很不起眼的细枝末节，在另一些人眼中也许就是事件的全部。这就是百人百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正是这些不同才成就了不同的志趣，形成了各色各样的人。对于他人的志趣个性，你可以不苟同，但你无权指责，更无法改变。尤其是当他们把这些悄然深藏时，你就更无法干预。从理论上说，一篇文章的关注点，自然是有高低粗俗之分的，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如何关注，也是有一定的社会标准和道德尺度的。这些人也明白这一点，也知道所谓的社会标准、道德标准是什么，甚至在一定的场合他们也会做出符合这些标准的表态。但在内心深处，符合他自己个性特征的那种“声音”始终存在，只不过若隐若现，或强或弱罢了。这种极强的个性色彩，就使得自我对话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发散性与独特性。就像大家从同一个原点向四面八方出发，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行，也许在前行过程中能遇到志同道合者，能结伴同行一段路程，但最终还可能要分道扬镳；也许在路上还可能会互相影响、互相参照，甚至可能改变自己原有的方向，但不管怎样，大家无法指向同一个中心，更无法仿效与复制别人的路线。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课堂教学的己我对话中，就不会奢求学生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也不会奢望用“什么什么”去改变别人了。我们只要大致引领对话方向，注重多角度阐释，能够给学生己我活动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和一定的现身示范，就已经足够了。

3.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导致活动过程的矛盾性

早在2000年前，古希腊人就把“认识自己”作为铭文刻在德尔裴神庙上。尼采也曾经说过：“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然而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认识自己”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纪伯伦在其作品里讲了一只狐狸觅食的故事。狐狸欣赏着自己在晨曦中的身影，说：“今天我要用一只骆驼作午餐！”整个上午，它奔波着寻找骆驼。但当正午的太阳照在它的头顶时，它再次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影，于是说：“一只老鼠也就够了。”狐狸之所以犯了两次截然不同的错误，与它选择晨曦和正午的阳光作为镜子有关。晨曦不负责任地拉长了它的身影，使它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万兽之王，并且力大无穷、无所不能；而正午的阳光又让它对着自己已缩小了的身影忍不住妄自菲薄。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也是如此。他们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苦楚；有友爱的温馨，也有误解的痛苦；有追求的充实，也有挫折的迷茫。这些客观事实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愉快的体验往往给他们带来生活的信心前进的动力；而不愉快的体验会使他们沮丧或烦躁。顺利时，就容易产生自我膨胀，喜欢炫耀、哗众取宠，形成自满和自我陶醉；如果遭遇挫折，就会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产生无能心理而贬低自我。哪怕本来才华出众成绩超群，也会由于自我贬低盲目退缩而折耗了自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使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使人生的航船不迷失方向。

这种自我认识的不确定，体现在自我对话活动中就表现为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有时甚至自我否认相互矛盾。比如，同一个人，在春风得意自我膨胀之时，阅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可能会对陶渊明不以为然，认为陶渊明是个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老死田园是无能的结果，也是无奈的选择。他会意气风发地觉得人生在世就应该有所作为，“生子当如孙仲谋”是他的人生态度。而如果不幸遭受挫折，他又会心灰意冷，妄自菲薄，他又会把陶渊明的归隐奉若人生的最高智慧，甚至会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把“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安安就是福”当作自己的处世金针。这也难怪，在身心发育未健全，价值观还没有定型的青少年阶段，任何反复变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我们成人，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完成着自己的人生里程的。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舒婷，她的爱情观也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年轻的舒婷在诗歌《致橡树》中满怀激情地发出了“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爱情宣言，何等的浪漫，何等的高傲；到了中年，当她写下《神女峰》中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样的诗句时，显然已经向现实低下了她那高昂的头；而当她宣告“我现在愿意做一把锯子，把木棉锯成家具”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舒婷，是锅碗瓢盆中的舒婷，是一个背后时刻站着一位老公甚至一个家庭的舒婷，也是一个完全否定了爱情中理想与浪漫的舒婷。生活是最好的设计师，每个人的心路历程只能交给时间来完成。谁都急不得，也无法复制更不能批发推销。

认识到自我对话活动中的矛盾与反复，也许会给活动争取到了更大的空间与包容，让自我对话少几分急促，多几分耐心；少一些结论，多一些思考；少一点苛求，多一点悦纳。

目前阅读教学中的己我对话活动大多只是个过场，仅仅流于形式，充斥着假话、大话和空话。了解了自我对话的特点，可能会对己我对话活动的形式、内容以及过程，生发一些新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以本真为基础，力求真实。

面对真实的自我，是自我对话的基础。但要揭开真实的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的丑恶面对面地对视，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组合，他们总是一个进来，一个退去。按照弗洛伊德的解码体系，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就是原始的自己，它是无意识的，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现实的自己；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源于外部的道德、价值观念。当天使占据着我们的内心世界时，我们的理性、道德、社会责任感就战胜了内心的蠢蠢欲动，压制了心中的那团烈火，我们呈现出的是一副道貌岸然的形象，我们是社会眼中的“正常人”；可是当魔鬼赶走了天使，我们的内心就会经受不住外在的诱惑，长期压抑的欲望就如同憋屈的烈焰喷涌而出，这时我们展现出的就是原始的“野性”。这正是人生的矛盾之处，也正是这些矛盾和对立形成了个体的精彩与丰富。其实，无论多么伟大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内心都曾经有一个“魔鬼”，心中都曾潜藏着一种内在的欲望、潜在的冲动和罪恶的叛逆。只不过这个“魔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鬼”，最终取决于他自己内心的终极追求。本我＝魔鬼，自我＝凡人，超我＝天使。所以，人总是在天堂、地狱和人间徘徊，在快乐、痛苦和麻木中流连。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面对自己的阴暗、丑陋乃至罪恶时，可能就会多了几分正视的勇气而不至于因负罪感而仓促地关闭心门。带着道德约束感和社会认同感去面对那些像寄生虫一样蛰伏于我们内心的诸如自私、嫉妒、占有、欺骗、虚伪、善变、多疑等丑恶，确实会让我们感到恐惧。但尼采说过，“一棵树要长得更高，接受更多的阳光，那么它的根就必须更加深入黑暗。”回避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只有释放出内心的阴暗，才能有机会正视它，进而才有可能战胜它。举例来说，阅读《辛德勒的名单》，目睹法西斯分子阿蒙·戈特在阳台以活人为移动靶子，对犹太人进行毫无目标的猎杀，看到那一个个莫名倒下的生命，在痛恨戈特的残忍之余，你是否还会因刺激而产生一丝类似捕猎的快感？阅读《雷雨》，了解周朴园为了骗取保险而故意放水淹死工人，在谴责周朴园丧心病狂的同时，你是否还有对周朴园最终成功的稍许艳羡？阅读《祝福》，想到祥林嫂在除夕之夜凄苦地死去，在同情祥林嫂悲惨命运之外，你是否还有对她命中克夫的几分厌恶？也许你会被自己的这些闪念惊吓到而不敢往深处想；也许你会任意让这些念头生长、蔓延。但不管怎样，你都已经开始面对你最真实的自己。心理学家AbrahamMaslow说过：“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个声音，试图指出我们生命所应依循的方向，如果我们因为软弱、眼前的利益，或为了其他原因不去倾听，我们就会悲惨而空虚。”确实，不敢承认自己有残忍的一面、有自私的一面、有冷漠的一面，那我们也就永远无法面对自己的残忍、自己的自私和自己的冷漠，战胜它们就更无从谈起。至于最后是选择天使还是魔鬼，别人无法赐予，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把握自己内心的天使和魔鬼。

所以，己我对话活动，必须先释放出自己内心的私心杂念，释放出自己内心的那个魔鬼。其实魔鬼不可怕，那魔鬼是吸食我们的恐惧与憎恶而成长的。如果我们内心装着宽容，充满爱心，为人坦诚，它就自然没有了能量；其实堕落也不可怕，只要我们还记得我们还是人，还有做人的尊严和矜持，拥有高尚的品德和理想，那我们就会在挫折中变得坚韧、成熟和安详。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僧人，每天用黑白两色的围棋在棋谱上摆。当心中有恶念时他就摆上一颗黑棋，当心中善念闪过，他就用一颗白棋换走一颗黑棋。这种修炼年复一年，当有一天棋盘上大多都是白棋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位高僧。

二、善于自我解剖，努力向善

在真实的前提下自我解剖，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要自我解剖，可以有二问：先向社会询问“可不可以”，再向自己发问“能不能够”。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历来是推崇君子之风，排斥小人之行。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可事实上，纵观现实社会，名垂青史的君子为数不多，遗臭万年的小人也屈指可数。其实，良心与私欲的斗争每个人都有，人生不是只有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状态，还应该有游走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第三种人生。做不成君子又不想做小人，想在道德和私欲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那是大部分普通人的人生态度。要想那样，就得先了解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的包容度，向社会询问“可不可以”。社会是个大舞台，也是一个游戏场，它有着自身的规律与法则。把握并遵循它，则能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否则将被碰得头破血流而无立锥之地。在当今社会的背景下，如果你还陶醉于法西斯分子阿蒙·戈特那样的以活人为靶子寻求刺激的乐趣之中，那你将被冠以“反人类”罪而死无葬身之地。世界范围的反恐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越来越文明的社会，别说是对人的生命，就是对动物，也有了更强的悲悯之心，恐怕捕猎的快感也只能在虚拟的网络游戏中得以暂时的满足了。那种蔑视生命、残害生命的中世纪时代已经过去，社会对这种行径是零容忍。因此，不管你身处何地，拥有何种身份地位，又是怎样的秉性爱好，都必须时刻牢记，维护生命尊严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一切冒犯生命的行为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正如古语所言——害人之心不可有。

那么，周朴园式的成功能不能效仿？恐怕很多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周朴园利用婚姻起家靠剥削工人发家，冷酷无情不择手段，最终成就了一份家业，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发迹史，可以说浓缩了中国几代奸商的发家史。他们的成功，其中有他们个人的才干也有动荡社会赋予的机遇，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他们凶恶的本性。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中，凶残的确是一把利器。相比其他许多寡廉鲜耻的小人，周朴园还算得上是“有情有意”。他被人称为“伪君子”，这说明至少他还拥有道德的“遮羞布”。如果你也想做个“伪君子”，能承受得起周朴园那样的情感煎熬和良心谴责，那他的确能给你一些“成功”的启示。只要你不触犯法律，你的有些“手段”，社会还是有些容忍度的。至于，你对祥林嫂的厌恶，讨厌那种所谓命硬克夫的女人，你也不必过于自责，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权利，理应得到社会的包容。社会也不会要求每个人必须都是爱心满满的慈善人士。

社会有社会的底线，但也有着自己的社会风范，所谓道德标高是也。所以在向社会底线询问自己“可不可以”之时，还应该面对社会风范向自己发问“能不能够”。你能不能像辛德勒那样，在发足不义之财之后，让自己未泯的良心复活进而弃恶从善？辛德勒最后不是获得了其他唯利是图的商人所无法获得的最大利益，被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最正义的非犹太人”而名载史册吗？你能不能不学周朴园，别放弃那份朴素但幸福的感情。周朴园最后家破人亡，老景凄惨。追名逐利，难道就真的是人生的全部？你可不可以对像祥林嫂那样的弱势群体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爱心。不错，他们身上确实有很多愚昧的、令人生厌的地方，但宽容弱者不正是强者最大的心理优势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答案究竟如何，那取决于你长期的自觉不自觉的善恶搏杀的结果，最终取决于你的人性底子和精神底色。

己我对话活动过程就应该是以现实社会为镜子来观照自我人性的过程。如果远离社会现实，脱离自身实际，一味地虚化或拔高，动辄就以道德标高来要求，往往会使得自己不敢面对自己或违心地面对虚假的自己，使得自我对话失去了原初的意义。

此外，自我解剖要以完善自我为目标，要努力向善。

己我对话活动面向本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而认识自己并不意味着认可自己；自我对话立足现实，是为了更深地理解社会，同样，理解社会也并不意味着屈从社会。我们自我对话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在了解自己的前提下，悦纳自己；在悦纳自己的基础上，完善自己。这一活动目的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话主体个人的自省程度。因为这一活动过程其形式是私密的、其内容是自我的，外人无从知晓也很难干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语文阅读教学在自我活动这一环节，就无计可施、无能为力了呢？试想一个人独自走在一条没有同伴的陌生的路上，而且他自己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也不知前方会发生什么，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凉？所以，尽管自我对话是私密的不宜宣讲的、是独特的无法举一反三的、是矛盾的不会一蹴而就的、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内省的，但作为教育者，我们还是应该探讨教学的手段和策略。虽说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教育也绝不是无能的，我们课堂教学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劝人向善的这一神圣使命，至少我们可以把脉对话活动发展的方向性。

青少年时期是其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他成年后将成为怎样的人。恩格斯说过：“人类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是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在关键时期如果发展的方向正确，人心灵中的兽性就会摆脱得多些，就会成为不仅利己而且还利人的人；如果发展方向有偏差甚至错误，就会滋长兽性甚至泯灭人性，就会成为不仅害人还要害己的人。那么，心灵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性，就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共同追求的真善美。在自我对话的过程中，教师要确保学生的心灵发展不偏离真善美这一方向，并尽可能地趋于真善美的境界。如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议的梁丽机场“捡”金一案，该如何引导学生自我对话，并在自我对话的过程中不偏离正确的方向？这个案件如何定性，社会和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从人性的角度，它直击了人的贪欲之心。确实，假如把一盒价值三百万元的金饰放到大街上，相信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心动，真正能做到熟视无睹的恐怕微乎其微。但如果你据此就理直气壮地认为梁丽无罪，并羡慕梁丽能有这样“捡”钱暴富的机会且遗憾其由于能力太差而没能操作成功，那你的道德境界就有点低下。梁丽确实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她家境贫寒，为人老实，面对如此巨款，一个文化有限的清洁工也确实很难做到没有贪欲。同情梁丽可以，但不能夸大梁丽行为的合理合法性。认为梁丽行为的天经地义，其实质就是在放大人性的脆弱，在放纵人性的贪欲。梁丽作为机场内部的工作人员，从职业道德的角度，她应该懂得清扫工是不可以把“捡”到的物品拿回家的。撇开职业道德不说，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如此贵重的“失物”，将心比心也能感受到物主的急迫之情，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昧下这非分之物？做不到拾金不昧，可以有价索要保管费等必要的费用或报酬。但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却认为，“拾金不昧”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是属于传统道德底线，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防线。在梁丽案上，我们的己我活动如果连这个道德底线都坚守不住，那对话的方向性就出现了偏差，我们的道德水准就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