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的校园文化特征

第二节　书院教育的校园文化特征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内部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其成员普遍认同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按文化学的观点，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物质的亚文化状态，其特质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开放性与选择性、先导性与继承性、自主性与渗透性、理想性与实践性等方面。^〔4〕书院教育作为我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学校教育，在办学思想、教学方法、学风、师生关系等方面都有其突出的个性特征，过去许多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本章仅就书院文化的亚文化性质作些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所说的书院是指那种教学与学术交流相结合的典型意义上的书院，其他以科举为主的所谓书院或只有藏书的“精舍”之类不属本书讨论之列。

要探讨书院教育的校园文化特征，我们必须对书院教育和其他官学、私学的区别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首先，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组织，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与官学相区别的教育体系。其一，书院是民间集资创办。在宋朝有许多书院的创办是由于一批知识分子对教育的执著和热忱，捐产以奉之，举硕学以诲之，力求把教育普及到民间。其二，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学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不像官学专以官家子弟为教育对象，把教育限制在上层社会，作为少数人垄断的权利。因而，书院具有自己独特的办学传统，它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史学家马端临对书院的基本特征曾作过如下概括:“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

另一方面，书院与历史更悠久的一般私学也不是一回事。一般私学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制，而书院则不同，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具有制度化的教育形式，有以教学、藏书、祭祀三部分为主的完备的教育规制。根据《岳麓书院志》等资料的记载，书院有山长、副山长、助教、讲书、监院、首士等一批管理人员，每一个职务都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安全等，而且在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都有严格具体的计划和规章制度。特别是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丽泽书院学规》、《东林会约》等为代表的书院学规，把一系列办学管理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系统反映了书院教育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特征，是书院走上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书院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将官学与私学这两种教育形式进行综合改造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采。正是这种独有风采，使得书院能呈现出鲜明的校园文化特征。书院教育的校园文化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开放性与选择性

校园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它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园文化的开放性是由学校办学目的和文化知识的相互联系决定的。既然要传授并发展知识成果，便必然要涉及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学校师生通过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校园内外的思想交流，以及各种文化传播媒介，获得许多新信息、新思想，校园文化也便在这种氛围中存在与更新、积淀与发展。

书院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百家争鸣，问难论辩的“讲会”精神

书院的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例如，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的学派，朱熹却主动邀请陆九渊赴自己主持的白鹿洞讲学，并把所讲的内容刻石于书院内，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并开书院“讲会”之先河。此后，许多书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书院“讲会”发展到后来成为社会性的学术聚会。

(二)门户开放，“环以听教”的讲学风气

书院“讲会”的盛行，不仅打破了院内的限制，而且也打破了地域和学派的限制。一个书院有著名学者在讲学，其他书院的师生或远地慕名而来的学子，都可以听讲求教，而且受到热情周到的安排照顾，这种门户开放的讲学风气有利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他在《东林会约》中提出“崇九益”，就是要尊崇书院讲学的九大好处，其中就讲到，不论是“宿学硕儒”或“草野齐民”，以及“总角童子”，都可以“环以听教”，互相切磋，这样可以使人广见博闻，耳目一新，精神自奋。

校园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又是选择的文化，或者说校园文化是有选择、有限度和分层次地实行开放的。任何国度的校园文化对社会各种文化的选择必然不能违背其国度主文化的原则，所以校园文化既有其色彩斑斓的一面，又有主文化严格规定性的一面。书院文化也是如此，它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在宋明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其选择性文化特征充分体现在它与宋明理学的密切关系。

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它对于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乃至于近代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道德以及文化教育、经济领域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很自然，理学思想对书院教育的宗旨、内容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著名理学家都热心于书院兴建和书院教育，几乎所有著名书院的都与理学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书院虽然讲学之风极盛，但万变不离其宗，书院文化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理学文化。许多书院对选择教材内容，确定思想纲要，都十分讲究，其基本教材大都是四书五经。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期间，曾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书院的培养目标、办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生徒学习、修身养性、处事接物等应遵循的准则作了严格的规定。这个《学规》后来被移入岳麓书院，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确定的学规除提出以“孝、悌、忠、信”为讲学宗旨外，还规定了退学条例。规定生徒如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就要勒令退学:亲在别居、因丧讼财、侵扰公私、喧噪场屋、游荡不检。这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德育考核，凡不合格者就要被开除。这些学规还被推广到全国各地书院，如南宋建康有名的《明道书院规程》是这样规定的:

一、春秋释菜，朔望谒祠，礼仪皆仿白鹿书院。

二、士之有志于学者，不拘远近，诣山长入状帘，引疑义一篇，文理通明者，请入书院，以杜其泛。

三、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复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

四、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文理优者，传斋书德业簿。

五、诸生德业修否，置簿书之，掌于直学，参考黜陟。

六、职事生员出入，并用深衣。

七、请假有簿，出不书簿者罚。

八、应书院士友，不许出外请谒投献，违者议罚。有讼在官者给假，事毕日参。

九、请假逾三月者，职事差替，生员不复再参。

十、凡谒祠、听讲、供课，若无故而不至者，书于簿，及三，罢职住供。

十一、凡职事生员犯规矩而出者，不许再参。^〔5〕

总之，学规作为书院的规约性文化文件，对于促进书院工作的制度化、正规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书院文化的开放性是一种有选择、有规定性的开放。

二、先导性和继承性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处一定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的具体体现，因此，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必将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和发展而发展变化。当然，由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校园精神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它有时也会表现出与时代精神不太一致的情形——滞后或超前，并且，往往更多的是表现为超前性。因为，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一方面要总结继承和传授人类以往的知识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更重视培养人们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探究新的知识和技能，以服务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学校教育这种对未来的指向性，就可能导致校园文化的超越时代而发展。所以，校园文化是先导性和继承性相统一的文化。

书院文化是先导性和继承性相统一的文化特征首先表现在它的教学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相结合的办学特点上。一方面，书院要讲授课程，传授知识，并搜集、整理、刻印了不少图书资料，对我国文化的传播、继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通过组织讲学，交流学术，推动了我国学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所以主导当时社会思潮的学术思想，往往发轫于书院讲学者的研讨中。无论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还是顾宪成、高攀龙的东林书院及后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这些著名的书院及主讲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有某些革新创造。可以说，没有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和不断革新创造，就没有书院文化的蓬勃发展。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也正是封建教育不断革新和完善的产物，它往往成为批判旧教育弊端、提供新思想、新经验的先导。

书院文化的继承性集中体现在讲师传学统的传统。书院通过历代大师的讲授，传递、发展着某一学派;又通过书院教学中择师选生的过程，实现着学派的嬗递。书院教育家全祖望就认为“讲堂之立，学统最重”，“其源流不可以不晓然也。”^〔6〕对于书院和学术发展来说，“渊源之失坠，良可惧也!”^〔7〕同时，全祖望又认为书院不能仅严守学统。他家乡的横溪南山书院以传朱学闻名，他认为，家乡书院“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8〕。全祖望的这些观点鲜明地反映了书院文化创造性与继承性有机结合的特点。真正的继承就在于不断地发展。学统也好，书院文化也好，从纵向看都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过程。

正是书院文化的先导性和继承性的有机统一，使书院教育能够把培养人才和发展学术这两种即使对现代大学教育也非常重要的职能极完美地结合起来。古代书院的办学目的简而言之，一是为了培养儒生，二是为了振兴儒学。换句话说，古代书院的办学定位就是要成为两个基地，一是成为培养儒生的基地，二是成为传播、研究、发展儒学的基地。从历史上来考察，宋明时期的一些重要学术流派都是在书院形成并以书院为研究发展基地的。如湖湘学派之于岳麓书院、陆象山心学学派之于象山书院、东林学派之于东林书院、考亭学派之于考亭书院等，都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三、渗透性与自主性

所谓校园文化的渗透性，是指校园文化能够发生辐射，渗透到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之中，渗透到师生员工的一切活动之中，渗透到人们在校生活的全过程和人们政治思想、价值观念形成的过程之中。这种渗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是一种深刻的影响作用。

书院教学中教学相长、师生无间的传统充分地发挥了文化的渗透作用。明末东林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学术，关心时务，结下深厚的感情。由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书院遭致魏忠贤的禁毁，东林师生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下，仍能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矢志不移。黄宗羲说:东林书院“一堂师友，呤风热血，洗涤乾坤”^〔9〕。后世士人也常以东林精神为赞词，可见东林书院影响之大。东林士人如此刚烈，不畏强暴，自然与其作为师长的首领人物的感召和身体力行的影响密不可分。顾宪成表示“臣等进小生，发天下之清德，虽寰有奸如山，不可动摇”^〔10〕。另一领袖人物高攀龙也表示“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摇”。

从环境影响、历史沉淀、师生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校园文化具有渗透性特征，而仅对学生而言，校园文化又具有自主性特点。校园文化要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知识的主体性，学生在独立自主的文化活动中主动地吸取，施展才能，培养自学能力和创造能力。书院教育活动就很重视自主性这一特点。在书院教学中，学生以自学为主，及时做读书笔记，独立思考;教师重在指导启发，讲述自己的见解;师生间互相质疑问难，相互切磋。书院教育家、理学大师朱熹曾对其弟子说:“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11〕在这里，朱熹强调学生自学、独立思考，而老师只起引导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格。

胡适曾对书院文化的自主学习精神大加赞赏。“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其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12〕

四、实践性与理想性

在校园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校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潜能，校园人只有变被动地接受、传播知识为主动的运用知识，开拓新的知识领域，才能使校园知识、校园文明、校园层次得以提高和发展。这一点充分反映在书院文化的重践履、求真求善的务实学风上。

在书院的道德教育上，朱熹很重视“践履躬行”，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说:“若不用躬行，只是说得便了，则七十子之从孔子，只用两日说便尽，何用许多年随着孔子不去。不然，则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矣。”^〔13〕全祖望认为，书院教学的目的应是经世致用，而不是耽于科举，陷于性理，拘于“正谊明道之余枝”。^〔14〕在他的努力下，蕺山书院、端溪书院及其他许多曾一度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扭转了原本专以帖括为业的学风，恢复了书院重践覆、研习学术的传统。书院文化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其教育管理方法上。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从它形成和确立之日起就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有以书院最高负责人山长为首的一批教职管理人员，而且还吸收学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经长、学长、斋长、引赞等，都是由学生担任。学生直接参与书院的管理，为书院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了保障。

古代书院还很重视理想教育，强调学生读书必先“立志”。朱熹、张縂都有不少有关立志的言论，几乎所有书院的《学规》都把立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朱熹说:“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卷十一)“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15〕张縂认为:“念之学者尚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着。”^〔16〕《东林会约》开宗明义: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贵于人，莫灵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杰，豪杰矣;心欲超豪杰而之圣贤，圣贤矣。有不然者，由其温然不知其贵耳。为了更好地开展理想道德教育，古代书院还注意借助于物质环境的影响。据《嵩阳书院志》的记载，嵩阳书院内建有先圣祠、先贤祠、诸贤祠、崇儒祠等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建筑。每年于仲春仲秋季节，由书院山长率全体师生到诸祠祭祀，并宣读祭祀文，以表达对孔子、程朱及为书院作出贡献的历史名儒的崇高敬意。通过这些建筑及相应的仪式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向真向善心，培养学生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想和信念。